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包括两个时期：一个是清帝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此后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第二个是北伐军打倒列强除军阀旗帜下，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国民政府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较正规，也是孙中山继承者当权时期，所以习惯上简称民国为这一时期。那么民国时期对外政策是什么样的呢？本文除去北洋政府时期，就北伐成功后民国的对外政策加以研究。

一：国家外交政策的决定条件初探

一般的，民国时期世界总体上的国家外交政策有四个决定条件：

1：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既然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其宗旨是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国家的利益决定着该国的外交政策取舍。比如“大陆政策”是当时日本国策：第一步征服朝鲜和东北，获取战略资源。第二步占领整个中国，第三步北上南下，占领整个世界。而日本当时就是不择不扣的一步步执行着这个政策。所以对于当时的民国来说，对于日本就一个字“防”国家制定的外交政策不能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是最基本的。

2：意识形态的矛盾

对于一战后的世界来说，资本主义绝对不能容忍另外一种红色政权出现，将世界带入歧途。他们联合起来进攻苏俄，就像欧洲人联合起来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样。社会主义对于那些正统的资产阶级当权者来说是异端学说。要严密监控，随时打压的。当苏俄打败外来侵略者，真正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全欧洲对其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还诱惑德国，企图“祸水东引”而当时掌权的资产阶级民国政府，对待苏俄和其他国家一样：敌视，以致出现了“中东路事件”

3：统治阶层的态度

对于国家的那批掌权者来说，如何进行外交政策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并根据他们总体好恶进行调整。比如民国第一阶段：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派系林立，割据山头，划地为王，中国当时实际上是分裂着的，中央没有全国性的威信。于是那些军阀势力各自根据自己爱好找靠山，进行自己地盘之内的外交政策。比如奉系张作霖亲日，皖系段祺瑞亲日，直系冯国璋，曹锟亲英美。而此时的孙中山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苏俄往来密切。全国外交，乱作一团，

4：当权者的的喜好

比如虽然全国知道日本为民国最大敌人，但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作为行政院长，还是驾机逃离，投入日本怀抱。成立伪国民政府。

由于民国时期实际上政府大全归于总统蒋介石，他的好恶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不可谓不大。而由于宋美龄和手下西学归来的海归派的支持，民国时期总体上是非常亲美的

二：民国时期外交政策初探

1：日本未大举侵华时期：

 1）在国共十年内战时期，由于本身上资本主义的民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意识形态的矛盾，再加上苏联对自己的老对手共产党的帮助，（十年国共内战时期，苏联支持共产党，派遣共产国际代表帮助红军和中国的革命）蒋介石毅然改变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和苏联翻脸，而苏联此时全身心投入到了防止德国东面，日本西面（日本有个北进计划，即和德国夹击苏联，称霸亚洲）进攻的防止两线作战的准备中，并不想和民国撕破脸，还希望民国作为牵引日本的重要力量。所以极力想和民国往来，对于民国的冷淡态度并不生气，而且在出现了“中东路事件”后并没有为难东北军，而是警告民国日本威胁的重要性。所以此时民国政府由于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原因，对苏联冷淡敌视，而苏联为了自身安全和邻国的强大，对民国积极而热情。

2）：由于七七事变前日本发动了局部战争，并没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而此时蒋介石内部派系林立，各有倾向。比如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何应钦积极主张对日妥协，对苏强硬，地方实力派桂系李济深虽然借“抗日”之名有拥兵自重之嫌，成立中华共和国政府，却也是民国内部大呼抗日的人士。而冯玉祥在吉鸿昌帮助下更是直接招募军队抗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漂亮的打击了日本人。

国民政府对此与日本的外交只有一个字“防”由于蒋介石早期在日本振武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对现代化训练和装备的日本军队了如指掌，深感以当时国民政府的军力和实力完全无法和日本大规模对抗，所以在没有做好大规模抗日准备的时候，对日本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一二八事变后的《淞沪停战条约》华北事变后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都披上了浓厚的妥协退让的消极色彩。但并不意味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不抗日的卖国政府，在对日本妥协的同时，国民政府积极进行对日防务部署：1930年民国大本营便在蒋百里的主持下制定了对日防务大纲和政策。把全国划分为九个战区，以三阳（襄阳，衡阳，洛阳）为线，誓死守卫大西南，以空间换时间等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并开始在全国境内大规模修筑对日防卫工事。（八一三淞沪抗战后由于政策上的犹豫和撤退时的慌乱，上海至南京一带的工事都没有发挥作用，实属可惜。当然，这是后话。）而且在军事上进行了小规模的抵抗，以振奋国民士气，维护民国尊严。如著名的长城抗战，在长城内外：冷口，古北口，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砍得日军提心吊胆，不敢肉搏。大涨民族和军队士气。十九军在一二八事变中奋勇抵抗，使日军四换主帅。毫无进展。

民国政府面对日本时的心虚，使其迷信国际友邦力量，特别是英美国联力量，经常把日本制造的事端交给国联解决，幻想公平。如九一八之后的李顿调查团。八一三时期幻想九国公约组织干涉，在战争之初停止对日进攻，未能将日军全部赶离陆地，使日本获得稳定滩头阵地。而国联没有一回真正替中国说话，公平解决事端。这正应验了俾斯麦一句名言：国家间交往需要的不是感情，而是利益。

3）：对英法美政策。

民国时期有四位外交官：顾维钧，陆征祥，王宠惠，宋子文。而北伐之后国共时期最著名的使宋子文。早年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这份经历使其对英美青睐。而蒋介石对于英美海归特别重用，比如四大家族第二位：孔祥熙。1900年，孔祥熙因为毕业成绩优异而被潞河书院推荐往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继续深造。次年秋，孔祥熙抵达位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主修理化课程；两年以后，又兼习社会科学。1905年夏，孔祥熙从欧柏林大学毕业，又考入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并于两年后荣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这些背景使蒋介石手下亲英美派十分活跃，而蒋介石本人也认为英美作为当时欧洲和世界强国，主导国联，应该主动联系。并幻想国联英法能够主持公道。所以出现了上文所提的经常向国联申诉。而对美国，在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影响下，蒋介石和民国必然而自然投怀送抱。

所以，民国是亲英美法的

二：七七事变  日军大举侵华到珍珠港事件前

1：对日：

其实蒋介石并没有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按其设想，“攘外必先安内”在打败共产党的红军，收服地方势力军阀，统一中国中央政府处于绝对权威后，着手编练陆海军，购买国外先进武器装备，这样才可能大与日本的生死战。所以在未达到预定设想的时候，丢弃一两个省，满足日本局部胃口是可行的。而经过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一切计划都打乱了。  所以，蒋介石被迫在日本发动灭亡中华的侵华战争后，向全国和全世界表示准备抵抗暴力。

此时日军大兵压境，灭亡民族，对日自卫还击不可避免。而“准备抵抗暴力”这句出自总统的外交申明却没有显示出对日的绝对强硬和决绝。实际上，在汪精卫叛逃前后，蒋介石也曾派出密使与日会谈，不过没有成功。

对日作战政策分为两个阶段：

当日本处于全面进攻的战略防御期，政府倾尽军财全力抵抗日军侵略，避免灭族。在此期间，国民政府组织了四次著名的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广州武汉会战。使日军不可一世的气焰遭到残酷打击。粉碎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华的幻想。但自身实力也严重削弱。比如武汉会战，民国政府投入100万兵力，日本投入约35万兵力，双反都拼了老底，结果之后都没有力量继续发动如此规模的会战。

当武汉会战结束，日本大规模进攻遭到遏制后，国民政府开始了养病后方，练兵后方，等待国际社会援助的时期，并重兵保卫大西南，拱卫陪都。此时日军进攻少了，而民国政府的军事投入也不像以前那样拼命了。开始了长时期的战略相持期。

此时对日本政策，既不是投降派的“亡国论”，也不是亲英美派的“速胜论”而是“论持久战”。何应钦将此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2：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

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分析了整个战争形势与国际形势，认为只能作持久战，中国地广人多 ，山川险阻，适宜长久作战，但由于日本国力超过中国许多倍，单独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困难较大，必须借助国际力量。从国际形势上看，中日战争不是孤立的，日本胃口不止中国，其“北进”“难进”战略无论哪个都会侵犯其他国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美苏不会坐视观望。使中国取得国际力量的援助成为可能。于是，民国政府除了军事抵抗外，特别注重外交活动，力图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对此，国民政府迅速制订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一是请求召开国际会议，以国际条约保护自己，牵制日本。二是派出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担任富有特殊使命的外交使节，超过正常途径，直接与外国政府交涉，争取外援。

1）：向国联申诉，递交条约给九国公约组织。请求对日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1937年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第18次会议，专门讨论远东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国联上发表演说，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破坏力国际公约。危及世界和平，要求采取集体安全措施制裁日本。

国联没有采取直接行动，却将问题转移到九国公约组织会议上。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中国代表再三恳请与会各国援助中国，并提出四项制裁日本，援助中国的协议。但九国公约组织各国未能采取行动援助中国。

2）：对苏联外交的成功：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的签订，苏联对中国的无偿援助

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初期对日作战的军火主要来自德国。1938年5月，德国国防部严令禁止军火输华。同时宣布从中国撤出军事顾问团，国民政府仍积极活动，争取其中立，以便最大限度的孤立日本。直至1941年7月，德国政府宣布承认汪伪政权，国民政府才宣布与德意断交。

在外援国家中，蒋介石对苏联抱有极大的期望，因为日本侵华，对苏联也有其大的威胁。因此，用极大地精力去争取苏联的援助。“七七事变”前，蒋介石曾经对孙科和王宠惠说：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最关键的是与苏联达成协议，有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项苏中共同安全条约。于是，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正式签字。这个条约的签订在精神上无疑是对中国的有力支持，而且给苏联对中国大规模军事装备的销售和援助提供了政治基础。

斯大林对中国提出的军事同盟的要求审慎的加以拒绝，但在物资援华方面尽量满足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从1937年到1940年向中国贷款5亿多美元，充作贷款的是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其他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燃料等。因为战情紧急，苏联允许在贷款合同未订立前中国即可获取贷款物资，打破了国际订立贷款合同的先例。同时，苏联还派出军事代表团，工程技术人员，大批飞行员来中国参加作战。

3）战争初期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国民政府未放弃争取的努力

尽管战争初期英美对援华反映很克制，甚至采取绥靖政策，但国民党任未放弃争取工作。除派高官赴英美活动外，还巧妙地根据美国租借法案成立了“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局》，招聘了一些在美国白宫，陆军航空队，联邦电力委员会以及教会团体中的任职人员作为雇员，形成了著名的“院外援华活动集团”利用这个亲华集团促使美国决策机关采取侵华步骤。

为了遏制日本独吞中国，东南亚。为了稳住国民党政府，美英开始逐步增加对华援助。1941年，苏联为了权力对付德国，基本停止了对华物质援助，美国逐渐成为了最主要的对华援助国家。1941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开发表广播演讲，声言必会援华到最后胜利。5月6日，罗斯福正式发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并应蒋介石的邀请，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派遣美国飞机，志愿飞行员和机械师，帮助向中国空运物资。

三：珍珠港事件到二战结束后

1)： 对日本：由“准备抵抗暴力”到向日本宣战

看起来很可笑，日本1931年就侵占了东北，1937年卢沟桥大举侵华，妄图消灭中国。而蒋介石政府直到珍珠港事变后才宣布对日宣战。但此举反映出民国政府对抗日必胜的信心。面对日本的局部战区战事，国民党当局坚决回击之，比如第九战区薛岳所部进行的几次长沙会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有生力量。国民政府之于日本，已宣布除了投降，后者没有和谈出路

2）对苏联

由于此时德国大举入侵，苏联面临严重危及自顾不暇，已经逐年消减对华援助。但先前签订的条约是有效的。

3）对英美：积极通过各种外交手段获取援助

美国参战，民国政府一方面对于打败日本充满了信心，对日宣战，一方面积极开展外交手段请求援助。

1941年，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根本变化。中美作战成为一体。由于美国先欧后亚政策，美国给与中国贷款，援助物资远远不及其他盟国，对此，国民政府及其不满。同时，因为史迪威事件，国际社会对蒋介石抵抗不力的指责等问题也影响中美关系，因此争取同享盟国平等待遇，协调盟国关系，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成为这一阶段宋美龄对美宣传的重点。这一时期，宋美龄对美宣传的主要形式是发表演说，1943年2月18日至4月4日，宋美龄在美国的国会山，纽约麦迪逊广场，洛杉矶的好莱坞，芝加哥，旧金山的公共大礼堂向美国各界人士发表一系列演说，达到其对美宣传的高潮。

尽管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因为宋美龄而发生改变，但宋美龄最大限度的宣传了中国，使得美国和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抗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一部分，中国的抗战是对世界自由和和平的巨大贡献。宋美龄的宣传密切了中美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对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和援助，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直至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此，民国对外政策便确定下来：密切联系英美，坚持抗战胜利，同时，和苏联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民国政府通过其灵活多变的实用外交政策，未抗战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