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人文发展指数”（HDI）看，1950年印度为0.161，中国为0.159。到1970年，中国已经突破0.5，而印度只有0.254。也就是说，两个条件接近的大国，进行了彻底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村社会经济，比没有进行这样改造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要快得多。
杨奎松先生在该文中对中国工业发展也进行了很古怪的评论。他说“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很大程度上借助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他在注释中还专门指出1949-195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2%以上，1960-1976年只有6.2%，加以佐证。 [49]
作者把中国50年代中后期接受苏联援助作为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属于“只讲一，不讲二、三、四”。因为同时接受苏联援助的国家很多，其中印度恰好是受援最多，时间最长，项目水平最高的国家。下面摘引“共和国文献网”登载的1975年8月30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一段内容：“苏修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印度占了首位。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七二年苏联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累计中，印度一国即占将近百分之二十。‘援助’的重点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如炼钢厂、重型机械厂、炼油厂、水力和火力发电站等……苏‘援’企业的产量在印度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是：重型机器制造业占百分之八十五；重型电气设备占百分之六十；石油占百分之三十五；钢占百分之四十；电力占百分之二十。” [50]印度除了接受苏联援助，同时接受着美国援助。“从1949年到1959年十多年间，美国援助印度25亿美元，而从1959年到1962年仅仅三年美国就援助印度41亿美元”。 [51]
所谓外援，无非是政府贷款，钱是要还的，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外援”。中国只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接受了这种外援。而印度从独立起到80年代一直有外援支持，数量大且时间长。那么印度与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收到了很大制约”的中国相比，工业化搞得怎么样呢？请看数字。（见表五）
表五 1980年中国与印度主要工业品产量比较
钢
万吨
煤炭
万吨
水泥
万吨
发电量
亿度
汽车
万辆
棉
亿米
电视
万台
中国
3712
62105
7986
3006
22
135
2492
印度
1118
11370
1780
1193
3
83
88
中/印
332%
546%
449%
252%
733%
163%
2832%
表五数字显示，印度与中国在工业方面基本不处在一个档次中。像中国这样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本来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一个奇迹，在作者笔下却变成这样子！
杨先生在引用数字上有“主观故意”之嫌。1954-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156个项目已经完成）中国工业增长率（不变价）确实达到了年均19.7%的高速度，但是这是一个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数字，这样的速度一直被学者们质疑为“过热现象”。一个4年上升期数据与一个十几年间经历几次峰谷波动后的平均数据存在可比性吗？如果杨先生认为存在可比性，就要注意1962-1965年工业年增长达到了18.7%，而1968-1971年甚至达到了26.4%！ [52]杨先生能从这两个时期找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的因素吗？
人类历史各种现象之间都存在关联因素。但有的关联度大，有的就很小。杨先生为了说明中国土地改革是不必要的，提出“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 [53]于是举出英国的“土地改革”通过让土地更加集中使工业发展速度快，而法国土地改革减低土地集中度工业发展反而慢。但是，土地集中还是分散与工业化速度的关联度确实很小，作者抓住一两个例子很难说清楚问题。比如美国就是南北战争后土地分散化过程中实现了工业高速增长，日本、台湾、韩国也是这样情况。如果作者以为中国解放前土地不够集中使中国没出现大规模工业化，那么巴西、阿根廷当时的土地高度集中也没出现工业迹象。因此，不完整的归纳是靠不住的，不要轻易用“所有S是P”的“全称判断”。
集体经济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究竟好不好，也可以与改革后相比。表六是两个时期主要农产品产量（前30年的起点用了1949年和“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两个。因为1949年确实属于“崩溃的边缘”）
表六 解放后两个时期主要农产品年均增长率（%） [54]
年份
粮食
棉花
菜籽
猪存栏
羊存栏
水产
1949-1980
3.51
6.04
7.84
5.80
6.05
7.71
解放前最高-1980
2.57
3.81
4.60
4.48
3.54
3.61
1980-2005
1.55
3.02
5.70
1.41
1.95
9.57
表六数字可以看出，除了水产外，前30年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
虽然几乎所有学者用“剪刀差”，对农民“竭泽而渔”，“二元结构”，农民沦为“二等公民”等“表达性现实”口吻进行批评，但“客观性现实”却说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并特别突出，起码不比没有实行农村集体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后更突出。这可以从城乡居民平均收入（1985年前统计口径为“居民消费”，没有“居民收入”口径。由于那时储蓄率很低，因此大致可做对比）看出。（见表七）
表七解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对比
52-56
56-66
66-76
82-86
96-06
2008
城镇/农民
2.53
2.68
2.42
2.32
3.12
3.31
集体经济时期，农村社会无论发展速度还是发展水平，都不比改革后低。解放前，中国广大农村经济落后，社会状态原始，文化更是落后，文盲率接近百分之百，情况不比印度、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其他国家好到哪里。到改革开放时，中国人对大量农民工都能达到现代制造业需要的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觉得很正常，其实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青年都达不到外资需要的学历标准。我们之所以对这种现象很习惯，是因为早在1978年中国中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就达到6637万。而这个数字在农村集体经济消失后急剧下降，1989年下降到5045万，减少的1600万中学生基本是农村学生。一直到2005年恢复到1978年水平，但这个时候人口也增长了35%，农村中学入学率并不高于1978年 [55]。同时，农村社会医疗体系和五保户养老养残体系自改革后就基本消失，一直到最近才由地方政府作为组织者开始恢复。
中国没有农村集体经济，就没有强有力的教育、卫生和养老的投资主体和组织者；没有土地改革使农村地权平均，共产党也就没有在农村创建集体经济的条件。正是土地改革和农村集体经济使中国取得了傲视全球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速度。
这才是中国的“客观性现实”！
六、“阶级斗争”的完整画面
随着关于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的研究延伸到土改的合理性，大量描写60年前那场土地改革的残酷性的文章纷纷登场。网上流传一篇号称“中共线人陈软森”写的《谈土改“杀地主”》 [56]，文章认为地主“好人占绝大多数”，共产党土改的主要目的是“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揭露当年土改杀害了200万个地主的。杨奎松的《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一文也用了12页，占全文20%的篇幅 [57]，详细记录了土改期间土改参与者是如何残酷杀害地主富农的，详细描写了实施酷刑的惨状和杀人、逼死人的数量。而笑蜀的《刘文彩真相》和周扒皮曾外孙的《半夜鸡不叫》则用具体实例说明了中国地主的善良和土改的罪恶。
为此提供逻辑依据的是高王陵和秦晖等。当高王陵通过“学术研究”证明了占人口4%的地主只占有了土地产出物12%的时候（基尼系数大约在0.2左右），实际描绘了一个人类历史少见的“公平”“和谐”社会状态。于是，无论共产党在大陆搞得土地改革还是陈诚在台湾搞的土地改革都显得多余。一场“多余”的暴乱中又死了那么多人，自然成为共产党的一条滔天罪恶。
为高王陵等提供思路的是徐卓云、赵冈等海外学者。他们找到中国传统理论中的矛盾，指出中国土地集中度远没有西方同时期高，论证中国古代经济社会主要矛盾不是来自土地制度，就给了前者质疑土改合理性的思路。
也许徐卓云和赵冈没有料到他们的“研究”会带来这么丰硕的成果，会变成一场控诉共产党的盛宴。但当人人都传说共产党当年毫无道理地杀了200万人以后，这就成为一笔躲不过去的“血账”了。
血账是要还的。
盛传土改杀了200万地主的数字，同六零年饿死3000万人数字一样，都是推算的，因为都没有确切数字。《中国党史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页）说处决人数在20—80万人的数字应该比较接近，处决200万则有些玄乎。当时中国总计60万个行政村，也就是每个村至少要杀3个人。当时遭到处决的主要不是中小地主和富农，而是拥有几百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按照前述国民党农业部调查资料，大地主占农村人口总数不过0.47%。200万人占当时中国4.7亿农民的0.43%，也就是共产党把中国所有大地主家不分男女老幼几乎全部杀光了。这还不是一笔血债？不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集体屠杀？共产党“反人类罪”恐怕一万年也洗不掉的！
看了杨奎松先生12页“血淋淋”的资料，觉得当年为了土地问题死了很多人确实是事实。但只公布土地被分掉的一方遭受的苦难不能反映历史全貌，应该把要求均分土地一方遭受的苦难也罗列一些。下面将随手查出的资料也罗列一些：
1947年9月下旬，河头店镇王家泊子村的还乡团分子带领驻莱阳城国民党军，回村捉住共产党员王守一、妇救会积极分子王守志妻、民兵王世俭、王世杰，严刑拷打后，将王守一和王守志妻活埋，将王世俭、王世杰枪杀，把民兵队长、共产党员姜法第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等5人捉起绑在大庙内，追问谁是共产党员。
1947年10月25日晚，民主政府二区区长吕白华及6名干部在河头店村召开村民大会，被潜居莱阳的还乡团包围，突围中牺牲4人，负伤1人。区支前指挥部副指挥宋振田、河头店村民兵团长隋云成两人被捕，押至莱阳城，严刑审讯，两人坚贞不屈，被敌人捆绑起来放入石槽内，用开水烫死。
1947年秋，店埠乡还乡团尾随进攻胶东的国民党连队25师、54师窜回，在各村建立自卫队，屠杀革命干群。9月22日，解放军6名战士因失掉联系宿在葛家疃村后一小屋里，被还乡团包围，3人被捉。还乡团将其中一人绑在杨树上扒心“祭灵”，另2名一名被用骡子拖死，一名在就义时被路过的国民党警备旅长要去，死活不明。莱西南县武装部长孙乐先，9月23日下午3时左右，带着2名交通员支前回来，路经于家小里村后大沽河树林时，被还乡团自卫队发现，并包围上来。交通员要开枪，孙乐先说自卫队是普通老百姓，不要伤害他们。并命令两个交通员快撤。分手后，孙乐先自己和还乡团周旋，当撤到耿家庄时，被还乡团自卫队长捉住。乐先受尽火烧、垫砖等残酷折磨，始终坚贞不屈。9月24日晚，在村后沙岭被还乡团用大砍刀杀害。9月25日晚，东张格庄还乡团在村西土井活埋15人。土改积极分子于克喜全家8口，被害5口，于永同全家4口被杀绝。他的小儿子刚6岁，被还乡团扯腿劈死。全乡被还乡团杀害181人。
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孙受乡被还乡团杀害735人，其中，藕湾头村被杀72人，朱家庄一口井里活埋49人，东赵格庄李广谦一家被杀害25口。
9月26日到10月6日，牛溪埠乡大高岚村，有52名干部群众被还乡团杀害。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仅是几个月的婴儿。还乡团手段残忍，28岁的妇救会长邢淑花，被捉住受尽折磨，刽子手将她的衣服剥光，全身浇上开水，烫起燎泡，再用扫帚扫。青妇队员邢桂娥、邢桂珍等6人，被挖支眼睛，有的被“剪刺猬”、“照天灯”。
1947年秋，院上镇被还乡团杀害442人，其中西朱东村被杀72人。9月10日，西朱东村还乡团20余人窜回村里，纠集地主、坏分子40余人的伪自卫队，疯狂地对干部、群众进行血猩的阶级报复，捉干群15人，在村后井里活埋；9月15日，该村转移到海阳的干部、群众往回插的时候，被捉28人，拉到孙受村后活埋；9月26日，又捉住干群29人，当晚在南河活埋12人，在村东井里活埋7人，在村西井里活埋10人。
1947年9月15日，姜山村还乡团捉住了本村和过路干部、群众141人，酷刑折磨后，全部活埋，在村前一口井里就活埋121人。
1947年秋，李权庄乡被还乡团杀害426人。西三都有河村的还乡团回村，将转移隐蔽的群众诱骗回家，然后召开“野怖会”，开始反攻倒算。屠杀干部群众，用铡刀铡、镢头砸、活埋等手段杀人84名。村指导员邵恩贤被还乡团把割开口，将铁条捅进支在皮肉间乱搅，然后吹上气剥皮，进行非人的折磨。中三都河被杀86人，东三都河被杀29人，其中李美英一家被杀19口。 [58]
1947年农历七月至八月，国民党军进占平度后，白埠、蓼兰、吴庄、门村、田庄等地的地主还乡团盘踞在马家沟，一个多月的时间，杀害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400余人（“烟台沟”100人左右，西大湾300余人）。其残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枪穿、铡刀铡、火烧、香触、枪杀，惨不忍睹。当时尸体遍野，“烟台沟”内充满尸体，堵住水流。
1947年,平度西北乡辛安、张舍、灰埠、官庄、新河等地的地主还乡团400多人，盘踞新河村。自农历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仅20天时间，以大刀砍、扎枪穿、石头砸、铁锨劈、枪杀等惨毒手段，残杀革命干部及翻身农民470余人。有的被“大卸八块”；有的哺乳婴儿爬到被杀的母亲身边，竟被活活摔死；潍南一批烈、军属转移回乡，路经新河被抓，集体遭枪杀。杀人疯狂时，胶河水一片血红，新河大桥西头尸体连片，野狗争食，行人欲断。 [59]
民国35年（1946年）8月，地主武装还乡团随国民党军队进入蚌埠五河县：
8月，还乡团入境后，即将未跟上队的八路军战士刘建广捆绑后抛入浍河中淹死。
同月，还乡团将民兵基干队长石长松的父亲石玉和捆绑吊打致死。
10月22日，还乡团数人窜至贫农张宏村家，将张宏村妻带走，将其岳父和怀孕5个月的儿媳活活打死。
同月，还乡团将贫农李现年全家3口人活埋。
民国35年，还乡团大队长带领数十人一次活埋中共基层干部、民兵及其家属108人。将井头乡基干民兵中队长何平理及其父（乡农会主任）、其兄3人捆绑在一起，抛入淮河中淹死。
民国36年，还乡团将乡民兵队长聂凤来捆绑吊打，后装入麻袋抛入河中淹死，其妻被卖掉。
5月，还乡团队长带领数人将中共基层干部石金标捆绑吊打后，投入淮河淹死。
同月，还乡团下乡“扫荡”，一次抢去牲口300多头，还在中共干部和军属家肆意胡为。
11月25日，武桥乡还乡队长等人，将中共干部张仁涛（水上乡长）、刘振耕（水上乡民兵大队长）、卞家友（乡农会主任）、彭照义（基干民兵）等多人逮捕，带到五河杀害。
民国37年（1948年）3月，将渔民刘玉美的儿子活活打死。将水刘乡长朱良先逮捕带到五河东杀害。
5月，还乡队长等人将张立品（小圩乡乡长）逮捕打死。
8—10月，还乡团季觉飞部将中共干部赵万才（井头区团山乡长）、王宏彬（薛李乡副乡长）、陈化明（大圣寺乡长）、韩其华（大圣寺副乡长）打死。 [60]
以上资料是随手在google上查的，输入“还乡团杀害”几个字会有9万个链接，我只拣了几个。当然，这些资料没有杨奎松先生引述的那么有根有据。不过，只要杨先生只要想查，这方面有根有据的书面资料一定不比他前面引述的少。下面一个资料也是来自网站，是安徽地方党史网站登载的，附有照片。
一份特殊的战斗动员令：
中共潍北县委给9纵全体指战员的信（附图片）
在南京军区档案馆的库房里，保存有潍县战役时中共潍北县委写给9纵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是当时受尽摧残的潍北县人民向自己的子弟兵倾诉苦难和表达强烈愿望的呼喊。
这封信，成为当时9纵最有力的战前动员令，把部队的战斗情绪推向了高潮，给上阵拚杀的将士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它给所有9纵指战员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今天，不仅每一位9纵的老人回忆潍县战役时都会提到它，而且27军和天津武警81师（原9纵27师）的每一名现役军人也都清楚地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和历史。
信的全文如下：
聂司令员、刘政委并转九纵全体同志：
当胶济线西段的伟大胜利消息传到潍北县的时候，潍北县的全体党员、干部及广大群众，莫不欢欣鼓舞，都望眼欲穿地期待着你们的胜利东征。潍北县广大人民把复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军队身上。在这里，潍北县的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向劳苦功高的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敬礼！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喜又悲：喜的是这回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国民党军自占领潍县后，抓丁抢粮，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潍北县即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净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杀害。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自去年三合山战役后，敌人被迫退出据点，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始含泪忍痛，收拾死难同胞的尸体，但已骨折肉烂，不可辨认。死难的穷老少爷们，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复仇，杀尽蒋贼。高里区的一个村妇救会长，死时曾告诉邻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报仇啊！”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仗，有了你们就有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让你们走，要你们给我们报仇，要求你们象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的高贵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亲爱的同志们，报仇的这一天来到了！解放潍县，拯救潍县人民的这一天来到了！这里先预祝同志们胜利。同时，我们也在准备全力支援你们。连日来，全县人民正忙着磨面、砍柴，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同志们吃好饭，打胜仗。让我们在潍县战役胜利的庆祝大会上握手言欢吧！
致以
亲切的胜利敬礼！
中共潍北县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
说心里话，翻开那段历史，谁的心里也不轻松。不过，要是有些人真的打算翻翻旧账，把那段血淋漓的历史所有“感人”细节都一条条抖搂出来，对今天的人进行一次“再教育”，试图煽呼起点什么情绪，恐怕问题就不仅仅是学术讨论了。
翻看了从“史学巨匠”徐卓云的“学术著作”到周扒皮曾外孙孟令骞的“历史揭秘”，总的印象是套系列“变天账”的说服力很低。徐卓云和赵冈先生的著作中支撑观点的史料往往是经不起推敲（比如以居延汉简资料作为论证地多人少，地贱粮贵。2000文代役1个月的史料）孤证。而高王陵、黄宗智、杨奎松等人依靠大量罗列收集到的零散例证来支持论点，运用的手段与其说是“论证”，不如说是“渲染”。
局部例证的真实并不能说明全局的真实。找到再多的这个S是P，也不能做出“全部S就是P”的结论来。根据找到的局部数据推论全局数据更是荒唐的。如果当年被还乡团杀害了贫农干部的曾孙、曾外孙们根据1947年还乡团在胶东莱西县孙受乡杀害贫农735人，院上镇杀害442人，店埠乡杀害181人，李权庄乡杀害462人的资料，推算出一个乡的还乡团平均杀害贫农干部455人。一个县平均20个乡，每个县就要杀害9100人。1947年全国实行土改的县总计400多个，推算出当年还乡团总计杀害闹土改的贫农就将近400万人。要是例子再局部些：1947年9月15日，还乡团在姜山村村前一口井里一次就活埋了121人。9月15日至26日在孙受村先后活埋57人，这个数字就大了去了。
这样算来算去，双方的曾孙、曾外孙们一旦有机会，不再杀个血流成河不会算完的。
一点感想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共产党执政60周年。让人奇怪的是，今天再说“共产党领导我们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竟然听起来有些怪怪的了。怪怪的不仅因为这句话很少再提到，最主要的是无论学术界还是媒体，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大员们都不断论证改革前30年中国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这些话不仅在国内讲，还在国际上讲。本来，关于“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国民党又成了座上宾”的调侃还不让人很在意，但把共产党赖以取得政权的土地革命也被否定后，三座大山就完整了。可以解释“今天的西方并不是当年的帝国主义”，“今天的国民党不是过去的国民党”，为了吸引外资，需要有些策略。但否定土地改革的意义就与改革开放很难扯到一起了。
如果学术界取得这样的一致看法：土改前中国最主要的剥削阶级总计只剥削了新创造财富总量的8%（4%人口占有12%），那么国民党时期就是中国乃至世界收入最平均化的时代。而共产党组织数千万农民，死亡数百万人进行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完全是逆历史潮流的一次反动，说他们是群匪帮就一点不为过。如果这个党在已经取得政权后又为此杀掉90%的大地主，连妇孺老残都不放过，那么，这就不仅是一群匪帮，而是一群屠夫了。这样一个匪帮加屠夫执政，谁再说他们能动辄饿死3000万老百姓，搞文革迫害加动乱死亡七八百万人 [61]，就不足为怪了。让人奇怪的是，这个党恪守“不争论”，即使历史已经被一群文人（包括这个党体制内的文人）描绘成有这样的“前科”，还试图通过与过去划清界限，要求西方“有成分，但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以求足于“文明”圈子里。
过60岁生日时，承认自己而立之前是个匪徒，没人会来祝寿的。
注释：
[1] 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与特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版。139页
[2] 见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新星出版社2006。
[3] 见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第151页。新星出版社2006
[4] 见注一。“绪论”、“经济史研究上的一个误区”。
[5] 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6] 见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香港传真》第期
[7] 最近《新京报》组织的“五四答卷：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特刊”，徐卓云就被请来“盘点中国近九十年来人文思想领域的收成”。
[8] 形成这种混乱看法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寻找中国为什么落后与西方时习惯从自我批判出发。既然西方是“商品经济”那么我们就只能叫“自然经济”。同时，一些学者不加咀嚼地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也是造成混乱的因素之一。
[9] 马克思于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间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很赞赏这部书。他在对该书的详细摘录和批语中，重新安排篇目结构，打算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马克思没有实现自己这一心愿就逝世了。恩格斯对摩尔根的研究，也着重在于肯定人类社会从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再回到无阶级社会的看法，从没有明确对人类历史做过明细的阶段划分。
[10] 见王小强《》
[11] 赵冈先生在《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一书第六章“地权分散机制”对中国“诸子均分”和养子、嗣子制度对土地分散化的影响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12] 西方从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发生奴隶暴动和农民起义事件比中国少得多，而且都可以看到暴动的种族、民族和宗教因素。
[13] 赵冈先生在《中国传统农村的土地分配》一书绪论中把无视中国土地集中程度没有西方高的认识判断为“欧洲中心论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见注2第二页。
[14] 这个比例可以从杨奎松先生在《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一文中引述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大约130万农户的调查资料中可以证实，而且赵冈先生《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一书中引述明清一些村的土地分配的大量资料也说明大致是这个比例。
[15] 土地是否比较频繁，这些学者有不同的说法。许、赵等倾向于土地交易频繁的判断。但也有人为当时土地交易不频繁的看法。否定看法的学者与其说是依据史料的研究，还不如说与把这个结论用于证明什么的动机有关。比如秦晖先生为了证明如果中国采取土地私有化并不会造成大量破产农民卖地，数次质疑“千年田换八百主”的说法，花了很多笔墨证明辛弃疾这句话并不是指土地交易。但是秦晖并不引述早辛弃疾200年，北宋释道原于真宗赵恒景德元年（公元1006年）成书的《景德传灯录》就提到“千年田换八百主”的禅语。再上朔到唐初著名通俗诗人王梵“千年换百主，各自循环改”的含义。辛弃疾无非引用了一个俗语，究竟在这首词里什么意思并不重要，但俗语“千年田换八百主”的本意是很清楚的，不会因辛弃疾的转义而消失。从千年田换八百主的争议可以看出中国某些学者完全是根据自己需要任意摆弄历史的习惯。
[16] 同注2第65-70页。这批资料中，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是唯一从明万历9年（1581）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跨度120年同一村子的资料。该资料显示1581年土地吉尼系数达到0.7左右，1602年下降到0.6左右，1651年（顺治八年）只有0.006。1662年0.126，1701年（康熙四十年）0.204。其余资料跨越时间过短。
[17] 见《汉代农业》第16-18页。
[18] 见《汉代农业》第139页。
[19]曹树基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谈到：“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cholera）占70%。”
[20] 70-74页。
[21] 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
[22] 见郑正，王兴平《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01期。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98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 。吴斌《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http://www.tanghistory.com/bbs/viewthread.php?tid=11202
[23] 徐卓云在《汉代农业》一书认为当时每石30-80钱，赵冈在《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中按每石100钱计算。
[24] 徐卓云和赵冈认为中国古代土地价格比劳动力、粮食、衣物和器具便宜得多，因此，地主根本没有集中土地的必要。论述的全部依据都是从居延汉简记载中计算出来的。这显示出这些学者先有结论，然后生拉硬扯找依据的轻率作风。
[25] 秦晖：“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土地问题”。http://view.news.qq.com/a/20070912/000039.htm 。“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http://news.163.com/08/1007/15/4NLMD5KE00012Q9L.html
[26] 见注33。秦晖“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土地问题”。
[27] 见注33。秦晖“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土地问题”。
[28] 见《香港传真》2008第期
[29] 当时耕地面积为14亿亩左右，农村人口大约4.7亿人。
[30] 见《中国统计年鉴》1987第175页。
[31] 这个时期粮食最高总产1.5亿吨（见注28第187页），耕地14亿亩，因此102公斤亩产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32] 见《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分析》王玉茹李进霞《经济史》2008年第4期
[33] 250斤粮食大约折合37.5万大卡热量，日均1027大卡。1900大卡是最低摄入热量。
[34] 见杨奎松文26、27页
[35] 按照高王凌先生在《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一书的分析，虽然正租是50%（中国自清代以来标准地租），但是由于农民可以在田间地头种一些粮食，使实际地租率只有40%。同时由于佃户经常抗阻欠租，地主实际收到租子下降到30%。
不能说高王凌先生找不到支持他说法的实际资料，但这些资料肯定不是大面积调查和统计得来的，只能是一些个别例子。依据这些例子得出实际地租只有40%甚至30%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依据这些数据会推演出“不可能出现”的结果。
假定佃户能在田间地头种点粮食使地租率降低到40%，那么农民在“地头”收获的粮食就必须达到所租耕地产量的25%（125*40%=50）。出租地往往是耕种多年的熟地，这些土地实现的产量在田间地头实现，起码需要大出三分之一面积。因此，这个“地头”面积起码要是租用耕地的33%（25%*1.33=33%）。耕地条件千差万别，很多耕地在大田之中，根本没有什么“地头”。因此，从全国出租土地中再多“找出”三分之一的耕地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点，假如佃户真能在所租土地中“找出”33%的耕地并形成耕地，地主会逐步把这些所谓“地头”算到正田里出租，这起码使佃户利用地头的机会越来越小。因此，高王凌先生的分析不可信。
至于抗阻和欠租能使地租再减少25%（40%减少四分之一），更不会是普遍现象。正像本文分析的，小地主和富农出租土地者仅在25%左右，出租土地者主要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难道这些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倒要可怜巴巴地求这佃户足额缴租，佃户却一个个威风凛凛想不缴就不缴。这分明不是历史场面，而是黄宏和范伟演的小品《黄世仁和杨白劳》中的场面。
高王凌的说法还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国民党政府于1930年6月30日公布的《土地法》规定 “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375‰” 的减租减息政策。如果当时实际地租只有30%，国民政府明文颁布的政策也就太离谱。国民党政府再腐败，总是还有很多农村调查机构，国民党官吏中很多都是地主出身，完全不熟悉农村情况的可能性很小。难道当时的人的调查一点不足信，非要把70年后的子孙们根据只言片语的“研究成果”作为史料吗？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网登载的几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专辑中，学者撰文透露，抗战“减租减息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地租，有的地方实行二五减租，有的地方实行四六减租，还有的地方实行三七、二八减租”[35]。四六和三七减租是规定了具体地租率，与三七五减租幅度差不多。二八减租是任意地租率降低28%，与二五减租思路一样。各地地租率可能确实不同，都显示出与低于五五地租率完全矛盾的特点。难道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糊涂到没有一个质疑这些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上述资料还指出，一些地区的地租率高于50%，达到55%甚至70%。
因此本文只能采信当时平均地租率是50%。
[36] 见《双城县志》第四编第二章第二节 封建土地私有制
[37] 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租佃关系》http://www.laixx.com/article/145/146/show/38337.html
[38] 见原文第3页。
[39] 见原文第28页。
[40] 黄宗智在《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一文中认为土地改革是共产党依赖脱离实际的“表达性主体”人为造成的。见黄宗志专栏：http://www.tecn.cn/thinktank/author.php?id=106
[41] 见注40.
[42] 印度与中国独立时间接近，国土面积和人口接近，在60年前发展水平接近（印度1950年人文发展指数HDI为0.161，中国为0.159）。印度和中国都得到过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援助。两国的差别，除了印度人均耕地比中国大一倍，气候条件好一些，以及接受外援的时间和数量比中国优越一些，被西方封锁的严厉程度轻很多以外，最主要的就是中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土地改革并在此后进行了集体化运动，而印度没进行这样的革命和社会改造。因此，印度是中国发展最好的参照物。如果把韩国、以色列、台湾地区做例子，则人口数量差异太大。如果用阿根廷、巴西做对比，则人均农业资源差异太大。只要有人指出这些差异，所有资料的价值就显得无足轻重。
[43] 杨奎松文中的话。
[44] 上述资料引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国际数据1996/年中人口、谷物产量、棉花产量、大豆产量、油菜籽产量、肉类产量、鸡蛋产量、水产品产量。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6/。其中谷物产量没有中国1980年数据，用该网站年度数据1997/农业/主要农产品产量中的粮食总产减去大豆和薯类总产得出。同时，把大豆和油菜籽统算为油料。
[45] 30年前中国不仅城市人工资收入水平接近，按票证供给消费水平接近，而且城乡收入差距也是最小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年鉴1987第671页）居民消费水平指数计算，1952-1956小农经济为主体时期，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为 2.52比1。典型集体经济时期，1963-1976年为1比24.5。改革后除了80年代前期与这个时期接近外，1986年以后始终高于这个比例。近十几年一直在1比3以上。
[46] 70年代一般市民月供应半斤肉，加上春节和十一总计供应7到8斤。畜牧区和特殊行业高一些。
[47]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国际数据1997/土地利用、拖拉机拥有量、化肥施用量、中学入学率、婴儿死亡率、各年龄段预期寿命。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6/。其中中学入学率是假定城市入学率达到100%，根据总入学率和城乡人口比例调整计算的。中国的拖拉机、化肥、入学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7/138、146、764页。
[48] 参考国家统计局网站/国际数据1997/中小学入学率各国数字，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6/t20020327_402190226.htm。对比网站/年度数据1997/初中毕业生和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http://www.stats.gov.cn/ndsj/information/nj97/R171A.END
[49] 见原文第4页及注释4。
[50] 共和国文献网 http://61.142.113.125:8339/datalib/2003/PRCDoc/DL/DL-182768
[51] 资料来源：东方军事网。http://mil.eastday.com/eastday/mil/node62186/node62670/node71990/userobject1ai1242142.html
[52]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7第258页。
[53] 原文第2页。
[54] 表中数字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55] 见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年度数据1997/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http://www.stats.gov.cn/ndsj/information/nj97/R051A.END。网站/统计公报2008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htm
[56] 随便用“谈土改“杀地主””在google上搜索就可以看到近千网页。
[57] 见原文35-47页
[58] 见链接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406081103660.html
[59] 《蒋匪介石犯下的滔天罪恶》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4/17435.html
[60] 安徽文化网、各地历史、蚌埠历史、五河县还乡团暴行录
http://www.ahage.net/bengbu/guomindanghuanxiangtuan.html
[61] R．J．Rummel《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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