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与中国远征军

史迪威与中国远征军

余  戈

史迪威也许不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美国将军，但在抗战期间，史迪威一定是在中国百姓和士兵中口碑最佳的美国将军。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一书中，作者为我们采撷了一些史迪威与中国远征军的故事――那是一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早已被历史尘埃淹没，却不应该被人们忘记的故事。

爱憎分明的“三星连长”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史迪威这个消瘦单薄、左眼失明、年届六旬的老头扛着卡宾枪，率领一百多名溃兵和医护人员，14天里徒步行军220公里逃到了印度。几乎是到达印度的那一刻，他就开始谋划洗雪败战之耻的反攻计划。1942年，日军悍然进攻菲律宾，麦克阿瑟指挥美菲联军抵抗失败，奉命撤离时曾留下豪言：“我还要回来！”史迪威的个人意志和胜利信念毫不逊于他。在蒋介石迟迟不愿意下令远征军反攻时，他率领驻印军先干了起来，其推进速度、战斗效能曾让蒋介石惊讶不已。

与史迪威曾有矛盾、素以忠厚著称的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曾对史迪威作过中肯评价：“．．．．．．应当承认，他（史迪威）毕竟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给远征军和驻印军新装备的是他，监督将军饷发到每个士兵手中的是他，蓝姆伽训练营也是他组织领导的，干这些真正的军事工作，他比大多数中国将领都强。虽然因为对中国军队战斗效能冀望过高，指挥方面有时被一些中国将领指责为鲁莽和冒险，但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大错。美国人打仗讲的是实力，在雄厚物质基础上用技术和训练解决问题，所谓后尘谋略放在其次。中国和英国的不少高官都批评他――作为一个中将司令官，却在长达半年时间里钻在丛林里指挥战斗，嘲笑他是“美国陆军最佳三星级连长“、他在缅甸打的是“排级战”，但这正是他有意而为――蒋介石曾以其经验反复告诫史迪威：中国军队只有３倍兵力于日军才能打防御；５倍兵力于日军才能勉进攻。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待在那里无所作为――好了，既然你们都不相信一支由精装拼凑起来的杂牌部队能打败日军精锐师团，那么就请见识一下建立在科学治军训练和充足物资保障基础上的美式中国“新军”，到底能发挥出何种效能。在他看来，把中国军队的营、连、排投入战斗并使之获胜，要比在其他地方的会议上争论他们的价值重要得多。

正是这种深入基层的实干作风，使得史迪威这个“老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及立足现实推进变革的热情，赢得了不少国人的惊奇和感动。他对于中国军队指挥交集和底层官兵的评价，完全是两个极端：他认为，出身贫苦农家的中国青年天生就具备成为全世界最优秀士兵的潜质，所需要的只是英明军官的正确指导和激励；而混到指挥将领的高级军官们，则大多脱变为精于盘算的“投资商”。当时中国军队的普遍现实是：如果一仗打下来一个师的兵员减少到一个团而不能马上获得补充，那么这个师长就成了团长。这种“亏本”的仗谁还会冒险去打？但是，假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保存实力会导致丢官，这些将领又会以粗劣的指挥驱使大量兵员做无谓的牺牲。“中国的所有政府机器上都有相互交错的利益纽带．．．．．．家庭、经济、政治等等。无论一个人多有办事效率，他都不会仅仅因为最称职而升官，他还必须要有后台。”对此他的结论是：“要改革这样一种制度，就必须将其打得粉碎。”在很多人看来，他这种想法无疑是唐．吉诃德大战风车。

在美国史迪威素有“醋性子乔”（意为脾气大、别扭）的绰号，他对一些中国高级将领惯有的患得患失、敷衍推诿、厚此薄彼、“吃空额”那一套作风深恶痛绝，直言批评，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但他以身先士卒、平易近人的作风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更是让很多中国士兵惊奇。他对吃苦耐劳、知恩图报、服从上级的中国士兵评价很高，将他们称为“我的孩子们”，而士兵们则亲昵地称他为“乔大叔”。在缅北反攻战场，每当战事处于紧张时刻，只要“乔大叔”瘦削精干的身影出现在阵地上，就会引起士兵们热烈的欢呼，部队的士气就会更加高涨起来，再艰难的任务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完成。正是在缅北战场上一个接一个的胜仗中，中国官兵渐渐获得了令自己也惊讶的信心。这是让史迪威最欣慰和自豪的事。

“两年八个月的奋斗，得到的是一个嘴巴。”

但史迪威最终被罗斯福总统召回了，因为他触碰到了蒋介石容忍他的心理底线。他发现“不理想”中国的总根源都来自蒋介石，出于对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的绝望，他认为要使中国对美国战略有用的话，就必须将这个“花生米”换掉，或者让其靠边站。从一个军人的职责而言，史迪威显然是严重“越位”了；但他发现，唯有如此自己才能真正实现来中国的“使命”。就直觉、秉性和信念来说，他本无心、无力于政治，事实上他连反对他的不少美国人都摆不平，却深深地趟进了中国政治的浑水。

一度，罗斯福站在史迪威一边，帮着他向蒋介石索要指挥中国全部陆军的兵权，因为有指挥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胜利业绩证明，史迪威确实有能力将中国军队的战略作用发挥到极致。就在松山战役结束十天后的９月19日，在马歇尔的运作下，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一封居高临下、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蒋不要借口东线战局吃紧欲将远征军从滇西调回；同时委派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罗斯福要求史迪威将此电报亲呈蒋介石。此前，在巨大的压力下，蒋介石本来已在研究罗斯福的要求，考虑给史迪威安一个“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的名头。但史迪威这时以其急躁、刻薄的性格弱点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不顾美国总统的政治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建议由自己向蒋介石意译电文的劝阻，直接把电报原文当着蒋介石的面交给了中国翻译。这封“最后通谍”式的电报，撕碎了一个“大国”元首应有的“体面”。蒋介石被深深的羞辱感激怒了，他认为罗斯福的电报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史迪威要是拿到这个权力，就意味着自己失掉江山，这次他铁了心：史迪威必须走人，哪怕因此会失去美国的支持，也在所不惜。

是成全一个美国将军的理想，还是稳住一个在美国国家战略中尚有重要作用的国家？罗斯福是政治家，在蒋介石毫不妥协的坚持下，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这一次连一贯支持史迪威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也爱莫能助。加之此时美军已在太平洋上夺占了战略据点塞班岛、提尼安、关岛，从那里起飞的Ｂ－29远程轰炸机已经可以轰炸日本本土；一年前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也曾允诺在打败德国６个月即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利用中国大陆做反攻基地的“史迪威梦想”价值似乎不大了。于是，一个军人被出卖了。“两年八个月的奋斗，得到的是一个嘴巴。”

1946年11月13日，回国仅2年，这个拥有“钢铁意志”的军人即郁郁而终，死于肝癌。也许，当他扛着步枪先进在缅北丛林行进时癌细胞已在肆虐，但真正能够放倒他的是政治，癌细胞不过是落井下石。虽然，1944年8月罗斯福授予了其四星上将的最高军衔，但当权力和责任落空后，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安慰，真正的军人是以结结实实的功绩而满足的，这种安慰反倒像是讽刺。离开重庆前，蒋介石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他拒绝了，带走了自己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和锻炼身体的哑铃。当听到中国远征军攻克松山时，他通过多恩将军向卫立煌发去了热情扬溢的贺电；而当蒋介石将新开通的中印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的消息传来，远在太平洋那边的他对这份荣誉感到“悲欣交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评说诸葛亮的诗句似乎对史迪威也是合适的。他当得起鞠躬尽瘁这四个字。他为了谁？主观上当然是为了美国利益，为了他个人的勋业，但只要是了解这段历史、并讲良心的中国人，得承认他的努力客观上帮助了我们民族的解放，帮中国人民找到了作为胜利者的尊严。

“想和朱德一起并肩扛枪”

就在松山战役期间，史迪威经过与蒋介石反复交涉后，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联手，于7月和8月两度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实现了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接触，积极谋求合作的可能。倘若他实现了那个曾经的闪念：用美式武器装备八路军在华北打击日军，也许中国后来的历史乃至世界格局都会被改写。但当时的现实证明，那个闪念连个梦想都算不上。前去延安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及外交情报官员中，对中共有好感的不少，但他们都改变不了美国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在离开中国时写给朱德的告别信中，史迪威表示由于不能“与你和你所发展的优良部队”在一起，而“非常失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几个月，病体沉重的史迪威拜访继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恳求他不要为了蒋介石而干预中国的事务，他说“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闻听已卸任的老朋友马歇尔将奉命去中国为国共内战调停，他在1946年4月6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评论说“马歇尔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甚至在信中提及国共在东北的纷争时率性直言：“我心里痒痒地想丢下铲子，到那里去和朱德并肩扛枪。”――当然，这只是出于对蒋介石不满而作的情绪化表达，也不能当做史迪威真实的政治态度。

对美国而言，以1944年10月召回史迪威为肇始，此后的“多米诺效应”是继续错误扶持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所信任”的“垂死的反民主的政府”，最终失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招致几年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一个冷战格局中的强大对手。而此前被很多人指责为缺乏政治头脑的军人史迪威，终于被发现是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的先知。

1971年，当美国尼克松终于踏上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之际，台湾当局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史迪威事件》一书，本是发泄对美国“背信弃义”的不满，却再次给这个已死去25载的老兵大泼污水。至今，国民党方面提起这个老兵仍没有什么好话。而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在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的努力下，重庆市委将当年嘉陵江畔的史迪威寓所老房子修葺一新，建立了一所“史迪威将军纪念馆”，馆内陈列着这位老兵的生平事迹。虽然中共昔日并没有得到过这个美国老兵的“现实”好处，但情感道义上的理解支持也应该铭记――这似乎是新时代中国应有的胸怀和气度。

事实上，在国共两党与美国关系几十载恩怨情仇这个大背景下，基于某种被放大的民族自尊心，两岸的中国人都很难对史迪威在中国所作出的努力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人们容易把他看做美国对华政治的某种符号，而忽略其作为一个人的内心情怀。习惯于在历史进程中将个人作用置于“螺丝钉”地位的国人，对于西方人普遍看中的“英雄史观”，必定有不可理解之处。作为一个普遍的后辈中国人，笔者心里总觉得对这个美国老头欠了些什么。如果有机会去史迪威将军纪念馆，笔者最想在他的铜像前献上一束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