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民：亦谈党的农业政策六十年

张亦民：亦谈党的农业政策六十年

——读《党的农业政策60年》的一段论断，谈毛泽东时代是怎样解决吃饭问题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主办的《当代社科视野》2009年第四期一篇题为《党的农业政策60年》的文章说：“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中国农民的一次伟大创举，它不仅迎来了中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上亿人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3亿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5.1%，成为人类消灭贫困历史的一项奇迹。”

这段话虽然被许多人所认同，但未必有多少人思考过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说它似“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解决温饱问题这件大事，确实就发生在提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并从此逐渐地告别了物资匮乏和凭票证定量供应的艰苦生活年代。如今，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满足，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堪称中共执政以来的“一项奇迹”。说它是“非”，因为将这项“奇迹”归结为家庭联产承包制。这就有些牵强附会，混淆视听，把现象当本质来反映了。

为什么这样说，道理很简单，“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合作化运动以后相对出现的“包产到户”或“分田包干”等等的别称。不论叫什么名称，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都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恰恰是农业现代化的障碍，是现代农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对象，因而偏离了方向，找错了原因。但也要看到，长期来在理论精英的舆论影响下和生活感觉中几乎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经济因产权不明晰，“干不干一个样”调动不了农民积极性，因而产量低吃不饱饭。包产到户后直接与农民利益挂勾，产权清晰，调动了积极性，产量自然就高，于是解决了吃饱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众所周知，旧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所有权历来清晰，基本上只有三种形式：一是农民在自己小块土地上耕种的自耕农；二是租地主土地耕种的佃农；三是自己无地专为地主打长工的雇农。按照精英们的产权论来说，这几种产权明晰的土地性质，应该是农民不缺积极性的依据。但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民为什么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呢？又怎能设想共产党领导下的小农经济就能成为消灭贫困历史的“奇迹”呢？

笔者无意否定“在一定范围的劳动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历史决议语）的积极作用。问题是要把这种积极作用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去认识。

二、历史的透视

我国古代《汉书》中有“民以食为天”的名句，说明了吃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自然界本是给人类提供食物资源的广阔天地，但由于人们生产能力的限制和社会性质的不同，几千年来的旧中国，没有哪个朝代解决过吃饭问题。如果说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这部阶级斗争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同饥饿抗争的历史。从古到今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食物短缺与食物分配不公引发而来的。劳动人民是物质的创造者，又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数千年的历史，就成了劳动人民的饥饿史、苦难史，因争“食”被战死，因灾荒而饿死，就成了司空见惯的历史现象。

资料显示，我国从二千多年前有全国人口统计开始，基数是二千多万，到盛唐开元时期为七千万，到1949年才号称“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实已超过五亿）。说明我国人口发展极其缓慢，年均增加人口只有二、三十万。其原因主要是二条：一是战乱中战死，二是灾荒中饿死。说明死人在旧中国是常见的事，哪怕是在“盛世年代”也一样处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专家们估计，丰年也有60-70%的人吃不饱，荒年有80-90%的人吃不饱、大批人饿死。到了现代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1949年建国时的饥民为22%，加上半饥饿状态的人仍占中国人口80%。所以，在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饥饿的中国”。

1928年至1930年，以陕甘为重点的北方八省发生的大饥荒，就造成难民五千万，死亡人数在千万以上，其中陕西达300万，甘肃230万。美国记者斯诺，解放前曾长期在中国考察，后由其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诺中国》一书中就记述了那次大饥荒的惨状说：“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1943年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到河南采访，从潼关到洛阳再到郑州的骑马路上，“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看到的另一种景象是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接待中有各种高档的菜肴，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并被称为是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

1945年，抗战胜利之年，仅在湖南因灾荒饿死的就达500万人。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仅国民党统治时期每年死于饥饿的人数在300-700万之间。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的38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不少于2亿人。众所周知的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就是因为宁愿饿死也不愿吃美国救济的面粉，在贫病交加中逝世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中国历史，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断言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于是认为，共产党执政必定因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垮台。毛泽东在评白皮书中则说，中国“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后来，毛泽东同纪登奎的一次谈话中说：“农业是基础，就是我的屁股。把农业搞上去，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屁股就座稳了。中国的农民好得很，要求不高，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呢？国际上反华势力总是在封锁和制裁我们，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看他制裁个屁。”毛泽东的话与杜勒斯的预言相对照看到，共产党就是在处于绝对弱势情况下同绝对强势的美国霸权主义在“吃饭问题”上开始较劲执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