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的选择
中国吃饭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社会根源是要深蒂固的，既有封建土地制度和生产分配关系的问题，也有与此相联系而并存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方式。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所以，中国执政后首先就是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要指出的是，土改后建立起来的个体的、分散的经济制度仍然是小农经济，它虽然能一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种进步与发展是不可能持久而稳定发展的。它不仅不能抵御自然灾害，而且很快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所以，土地改革任务完成后，立即面临着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选择。对此，有人会说：当年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有什么不好，早学西方经验与美国结伴，不就早些富起来了。这话未免有些离谱了。网上有一篇署名湾仔、题为《台湾人猜想：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的文章说：中国如果让蒋介石统治下去，“中国早就进入了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造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中国当然也不会造得出卫星、火箭、洲际导弹”，“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的样子。”同样道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政权后，如果保留着土改时那种个体的小农经济制度，那么共产党的政权岂不成了历史上改朝换代那样，打倒皇帝做皇帝，将蒋介石换成毛介石，从一种剥削制度换成另一种剥削制度，从而陷入历史兴亡“周期率”的覆辙，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旨在推翻“三座大山”，使全国人民过上和平、民主、共同富裕的和谐生活，决不会、也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模样去赶超先进。有的理论精英说，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的，贫穷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也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去建设社会主义。因此要补资本主义“课”。照此说，美国得补封建主义课，我国西藏更得补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门课。贫穷与制度并无绝对联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其对世界性的掠夺固然富裕，但更多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富裕了吗？由贫穷落后走上社会主义的国家虽然暂时贫穷，但有优越的制度必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长江后浪赶前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强国的出现，从来都是在超越中形成的。要说资本主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殖民地掠夺方式发展得最早，后来英国通过战争和工业革命成了19世纪世界霸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殖民国家纷至沓来，美国又通过独立战争取代了英国，成了20世纪霸权。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说：“英国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先进’，反而导致了19世纪的‘落后’”。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难道还要跟着人家屁股后而不通过自身制度改革去赶先进吗？
有的人认为只要向美国学习就会像美国那样富起来。这是骗人的谎言。美国是要学习的，但不能学习美国的剥削制度。中国的国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但人口是13比3。如果将国土面积比作一张饭桌，那么中国这一桌是13人，美国只有3人。按理，美国这一桌不论是采用分食制，还是自由地吃，都可以吃饱吃好，但有的人还是要把手伸到人家饭桌上去。而中国13人的饭桌该怎样吃？这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都在思考的问题。中共执政后所采取的措施，无非是要让超员的这桌饭吃得合理而和谐，不发生弱肉强食的现象。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有可比性，是13：11，只是制度不同，效果各异。近些年来，印度经济飞速发展，却不见饥荒减少，至今仍有三亿人吃不饱饭。2004年孟买一个城市就饿死一万名儿童。正误是非是比较中认识的。建国60年来从吃不饱到吃饱了饭，是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结果，这是一个从栽树到结果的过程。
四、党内的斗争
土地改革后，为了防止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及时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经济之路。在1953年到1956年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些老区早在建国之前）。1958年又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毫无疑问，集体化是共和国前30年最基本的农业政策。这一政策的实现，为中国农村、农业、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集体化道路上从上到下都存在着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如土改后就出现了要不要合作化和怎样合作化？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还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继续改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没有想到的是由开始工作上的争论，后来成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直到现在，民主社会主义者还在呼喊：“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回归，”欲彻底瓦解集体经济，实行自由主义私有化。他们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三年困难中饿死人的问题，都归结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造成的，并不断地在报章杂志上大肆渲染，为推进私有化制造舆论。
其实，人民公社从1961年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和组织形式之后，公社初期发生的问题已得到纠正解决，并开始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即使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多系领导干部作风和工作问题。特别是社队企业的萌芽和发展，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光辉前景，预示着农业变革时代的到来。
“文革”结束后，当时主管经济的李先念，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都曾激烈反对“包干到户”的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还明确写上“不要包产到户”的文字。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原农委秘书长）至少在1979年前还是坚持集体化思想的。
另据有关领导回忆：1980年中央召开各省第一书记会议（各省派两人参加）。会议由已经不掌实权的华国锋主席主持，并作了开题讲话。话后经过片刻沉默，大家推“文革”前的江苏老书记、时任江西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带头发言，他讲话中明确反对“包产到户”，但提出一种分工分业，主张多种经营，分小组承包，搞养殖业、种植业、林业、工业等。他的发言立即获得吉林的王恩茂等多数到会人的赞同与支持。而会上明确主张“包产到户”的是辽宁任仲夷、内蒙周惠、贵州池必卿三人。说明中央高层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基本是统一的。令人奇怪的是，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中央一直没有作出正式的明确决议，而背后却在推动包产到户的活动。全国报纸、广播、电视，大力宣扬安徽小岗为代表的包产到户典型。于是在各省委之间曾掀起了白热化的“阳光道”与“独木桥”之争。1982年中央下达1号文件，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向全国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制”。8月14日，新华社还报导了我国社队企业进一步发展，但到21日就报导了中国农村已有74%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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