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泽东的态度
党内农业政策的分歧虽然在合作化开始就存在，但集中反映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以后被认为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也始于此会。
毛泽东有个倔强的脾气，他认准的事阻力再大也要坚持到底，这是他的事业成功之处，也是他悲剧之所在。众所周知，总线路、大跃进是他倡导的，人民公社是他推广的。他对实施这“三面红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可以承担责任，但要否定“三面红旗”是绝不允许的。这是庐山会议从反“左”到反右的缘由所致，也是七千人大会之后形成“两个司令部”的渊源所在。本来，毛泽东在会上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工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各省领导也纷纷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统一了认识，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5月24日，邓子恢向毛主席呈上近万字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书，系统地阐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存在的问题和他的理论见解与政策主张。接着，就以此报告的内容为基础，在5至7月间向国家机关、中央党校和全国性的会议上作了六场有事实依据，有理论分析，没有虚假扩张，又有政策主张长达4.5万多字的形势报告，备受听众认同和欢迎，被称为是让人“振聋发聩”、“令人震撼”的演讲。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意见书和演讲报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没有那回事一样，既无支持也无反对的任何信息反馈。当时安徽已有40%的农户实行包产到户，也不见毛泽东是何反映。庐山会议上他批转了彭德怀一封信，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而七千人会后的这些情况却不表任何态度，究竟怎样看？值得深思。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1日谈到包产到户问题时说：“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贪、小贪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
5月25日，毛泽东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时又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有优势，内外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杜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
从上述讲话看到，在毛泽东看来，包产到户的问题，不论你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已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就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告诫。现在读这两段话，对我们从深层的、而不是简单浅肤的，理性的、而不是表象感性的、甚至是庸俗的理解“阶级斗争”及其“为纲”的科学内涵，也许是有帮助的。尽管毛泽东晚年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他最大的贡献。
六、六十年实践
建国6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实行过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但前30年的基本方向是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时期（自然也有包产到户的局部地区）；后30年是集体经济向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转型时期，同时也保留着数千个原来公社式的集体经济单位。那么，究竟哪种生产方式更符合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和更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历史是检验实践的最后判官。
我国小麦育种专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之一的李振声为《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出建国60年来10年为一组的粮食单产增长率6个数据：195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为1.9%，1960年代为2.4%，1970年代为4.6%，1980年代为2.7%，1990年代为2.2%，2000-2008年的9年间，平均增长率是0.8%。
上述6个数字，让我们冲破了长期来形成的两个感觉：一是长期来总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增长比改革开放以前增长速度高几倍的说法。这有个计算方法问题，将农村改革前后的农业总产值为依据的对比，是不科学的。就以粮食来讲，70年代末国家曾对农产品价格作过大幅度提价（后面提及），将实物折合成人民币是没有可比性的。因而是既不科学、也不可信。二是长期以来，大家都在说，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这6个数字显示的恰恰是70年代是建国60周年来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1965年的粮食产量是3890.5亿斤，到1979年是6642.3亿斤，提高71%，全国人均684斤，是历史最高纪录。）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70年代前粮食增长快，反而是“吃不饱饭”的年代？反之，80年代后粮食增长放慢，甚至负增长了，却让人感受到改革开放来最令人感受深刻的是“告别饥饿”了呢？这是60年农业政策要认真解读的问题。
七、缘何能增产
建国初期条件差、为什么粮食生产能迅速增长？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是怎样解决农业和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基本做法是：
第一，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这是毛泽东时代农业的一条基本政策。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平均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农业经济在解放后得到迅速恢复。但分土地不是农业革命的最后目的，必须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道路。经过互助组、合作社的发展，直到人民公社成立，实现土地国有化。所有农民加入了全国几万个公社或合作社。农民可以保留5%的自留地。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初期受“共产风”影响，农业经济受挫，1961年的人均产量比1957年低了近30%。在此背景下，要不要坚持集体化道路面临严重考验。毛泽东独排众议，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道路，亲自抓人民公社条例制订，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纠正了“一平二调”和“大锅饭”的不正之风。此后，人民公社进入巩固发展新时期。凭着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神，从1963年开始直到1984年撤消人民公社，都显示着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说明了集体化道路是落后的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也是当时国内外形势下的必然结果。
第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粮食增长创造了条件。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执政谋私，只知道横征暴敛，不注意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在“靠天吃饭”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必然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并成了旧中国没有能解决吃饭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因。中共执政后就从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入手，在毛泽东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号召下，开始了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兴修水利等活动。淮河、海河、辽河、江都水利枢纽、被誉为“人造天河”的河南红旗渠等江河湖海的水利工程先后完成，黄河、长江的水害也基本可以被控制。同时通过支农工业的发展，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电气化都得到不断加强。到70年代末，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50年代的18%扩大到40%的8亿亩，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全国机耕地已占50%。农业生产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确保了60年代后粮食上升的势头，1984年是增长高峰，此后就进入长期徘徊不前状态。到2003年提出组织新型合作社问题。
第三，社队企业的发展为农业和粮食增长起了重大促进作用。农村社队企业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但随着三年困难时停滞不前。1961年有所恢复，1965年到1978年得到蓬勃发展，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增长到123.9亿元，在社队企业就业的社员近二千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6%。这些社队工业创造的利润又反过来支持农业发展，到1976年按农村人口计算的粮食占有量达到了740斤，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江苏的社队工业在其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65年的6.7%猛增到1976年的40%，苏南华西村就是从1961年开始办社队企业起家的典型。社队工业为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以有力的资金支持和物质支持。多数国家在现代化中剥夺农民，是农民涌入大城市，最终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中国通过社队工业的就地发展来实现，逐步将农业为主的人民公社变为工农商学兵一体的小社会，进而缩小城乡差别，显然是农民共同富裕的一条科学之道。70年代农村的变化已经预示着农业大变革时代的即将到来。
第四，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直接为粮食增产服务。我国早在1957年就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省地县各级都设有相应科技单位，生产队也有分工科技管理干部。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总结出“水、土、肥、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进入60年代后，科技部门培养的小麦、水稻、杂交玉米、高梁等开始在生产中推广。实在说，七、八十年代粮食增长幅度大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南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北有李振声的小麦品种改良等一大批科研成果的成功与推广分不开的。而80年代初正是推广包产到户的时期。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包产到户的积极性相重合，于是被鼓吹单干的改革家们用来移花接木的渲染，造成了“包产到户”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误导。要说稻种改良，其实还有比袁隆平更早的广东农科院首席科学家、被称为“水稻矮化育种之父”的黄耀祥，早在60年代为华南特别是广东的粮食增产作了重大贡献，并为省委领导带来了荣誉。所谓“要吃粮，找紫阳”的溢美之词由此而来。同样，“要吃米，找万里”之说也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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