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饿饭”为哪般？
渡过“三年经济困难”之后，粮食生产迅速增长，但人们依然要紧衣缩食，粮食到哪里去了？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回答：
首先，粮食增长最快的年代，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年代。前有所述，中国有全国人口统计的二千多年来，年均增加人口不足30万，到民国时期的38年共增人口近一亿，年均300多万，而建国60年来已从5亿增加到13亿，年均增加1300多万，而未计划生育的五、六十年代是1500万。所以粮食增产首先要满足人口增长需求。其实“吃不饱饭”主要是三年困难时期给人们的印象，尽管一直在搞计划供应，实际生活在慢慢改善。“文革”初，红卫兵串连还享受乘车不买票，吃饭不付钱的生活。有的人埋怨毛泽东不接受马寅初计划生育的建议，自讨苦吃，犯了错误。从实而论，当时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军事包围的恶劣环境下，不能不从备战的全局来考虑。许多事情从局部看是对的，而从全局看是行不通的。当家难就难在这里，拿计划生育问题抬马寅初来贬毛泽东是不公允的。
其次，吃饭问题不单是农业问题，而是要从整体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的系统工程，其本质是国家工业化。毛泽东从国家独立富强的全局政策称为施“大仁政”，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是“小仁政”。解决吃饭问题是要两者结合的问题，既要施“小仁政”，还要靠“大仁政”来保障。要实现工业化就要有工业资本的积累，而缺乏工业基础的中国只能从农民有限的剩余中提取资源，通过农副产品、轻工产品同工业化国家换取工业设备。前30年的工业建设有过三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156项工程建设；二是大跃进时期的工农业全面发展（大跃进中问题不少，但成效也客观存在）；三是七十年代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四三方案”即用43亿美元向西方发达国家进口一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等都是直接间接为农业现代化和改善人民生活服务的。70年代既是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由于工业引进多，需要农业支持的时期。没有先由农业支援工业，也就没有工业对农业的反哺。
其三，向苏联还债。早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曾给中国政府一些贷款，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向苏联购买武器装备，共计人民币58亿多（现在看是小数，那时是一笔巨款）。中苏交恶时，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妄图借此压服中国共产党。要如期还清债务，就要在农业中挖潜力支援还债。为此，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当年笔者在部队，连队自养的食猎养到100斤就要卖给政府去还债，当时战士的口号是“不吃馒头也要争口气，勒紧裤带也要支援国家去还债”。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并大大地激发起发愤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国不仅如期还清了债务，成为一个“内无内债、外无外债”的国家。同时，在六、七十年代还分别取得了“两弹一星”和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等重大成就。这种为国家争气，为工业化付出的决心，既是长期勒紧裤带的原因，又是为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向共同富裕的小康型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条件。总之，没有当年“饿饭”，也就没有今天饱饭。如一个正在创业的家庭，经过艰苦奋斗，过上幸福生活时，儿子却在埋怨幼儿时太艰苦，实属不该。
九、教训要吸取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举世瞩目，大家都躬逢其盛，其中感受最深的莫非是告别了过去几十年来凭票证供应，物质短缺的状态。但从粮食增产的实际来看，改革开放初连续增产到1984年为止，85年以后就开始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局面了。但老百姓再也没有粮食紧张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
须知，改革开放后粮食的继续增长，除了有赖于过去开创的条件在继续发挥作用外，主要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推行包产到户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成为初期农业总产值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如1975年到87年间的农产品总产值平均每增长率为7%，其中有一半是依靠养猪养鸡来拉动的。同期的油料、蔬菜、水果等作物年增长率为8%。由于粮食满足吃饭之后就可以用来发展养殖业，增加货币收入，从而改善了农民生活，并在河南一些地方出现“天天吃肉”现象，成为农民支持土地承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有“过去喝汤喊万岁，现在吃肉还骂娘”之说。二是放开粮价，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规定从1979年夏粮开始提高20%，超购部分再增加50%，其他农产品平均提高50%，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但也有人认为，“80年代初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性质，无论分田到户还是开放农产品价格，从长效机制看，并不是没有负面作用的”。事实也是如此，包产到户推行后，土地被小块分割，加速了集体经济瓦解，84年人民公社撤消后，统一的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工程无法进行，农业现代化停滞不前，集体福利体系的崩溃，农村两极分化加速，大量农民进城打工，新的“三农”问题从此而生。与此同时，政府对农业投入减少，80年代国家的投入由70年代的10%降到1%左右，1985年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总额是20.2亿元，只相当于1975年45.3亿元的45%，致使农村大量水利设施无人维修，破坏严重，进而导致一些地方自然灾害重新肆虐。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的粮食连续减产，国家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70年代中国四大粮食品种，水稻、大豆是出口，小麦是进口，玉米有时出口有时进口。今天中国四大粮食品种统统进口，其中一直是传统出口的大豆进口比重达60%以上。由于大豆被跨国公司控制，导致2007年食油价格大幅上涨。
这就又提出了中国的“吃饭问题”是否已真正解决？其实，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动态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今天讲解决了吃饭问题，主要是相对于饥饿的旧中国和新中国计划定量供应而言的。幸好今天已有条件可以进口，但作为一个大国要依赖进口粮食，一旦国际形势变化或突发事件，可是危险的事。所以对我们这样人多地少的大国来说，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有穷期的课题。2003年以后，政府重视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但至今未能改变个体生产的主导地位。
其实，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对完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未必不是一种“创造”。问题在于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既无联产分配，也无上缴集体积累，而是徒具虚名，根本不存在有责任与义务的承包关系。如果切实按照“联产承包”的内容要求去做，在集体经济内部的多种经营性质，分工为业，分组（户）承包，不仅不会造成对集体经济的冲击，而且有利于公社体制改革，为公有制体制下的产业革命创造条件。所谓集体经济，首先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其次是劳动者在集体经济中的主人公地位。第三是劳动成果的分配（包括集体积累和个人按劳取酬）。有了这三条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至于如何在集体经济中为个人和集体创造财富的问题，就在于厘清个人对集体的责任与义务的关系问题。据笔者所知，温州模式早在六、七十年代因人多地少背景下，自发地办起家庭作坊，或以一技之长走南串北去挣钱，有的还到海上贩私等各种个体活动开始的。要指出的是，这些个体活动都是身带公社证件，并要向集体交管理费的，即仍然是集体经济体制下的活动。如果在改革开放后加以改进与完善，在确保农业的基础上，人尽其才地去闯市场、办二、三产业，对个人对集体无不都有好处，那就会出现“只有富人、大款，而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穷人”即“上不封顶，下有集体保障”的另一种“温州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通过集体的、个体的、外出的、引进的各种方式实现的，因而也可称马克思讲的“自由联合体”。
十、宗旨不能忘
回顾党的农业政策60年，前30年由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粮食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到1978年改革开放20年间增长率为52%。其间1965-1978年，从19452万吨到30475万吨，增幅为57%（1949年粮食为11318万吨）。后30年是由集体经济向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转变，粮食生产从1984年撤消人民公社为起点到2003年倡导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19年，则由40712万吨至43067万吨，增幅率仅为6%。
本来，因为科技创新或生产方式改变而带来的增长，总是有个稳定的时期，所以到80年代后期增产放慢是正常的，但长时段的慢速发展甚至出现减产负增长的情况是值得深思的，其中有“种粮不如买（进口）粮”的思想原因，也有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不无关系。不比不知道，通过实践对比，才知道失去的东西之可贵，才认识到优劣之所在。集体经济的优势在于：1、有利于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而反哺农业；2、有利于农业自身的基本建设；3、有利于兴办社队企业，增强集体财富；4、有利于办集体福利走共同富裕道路。包产到户的缺点也显而已见。主要是：1、难以承担水利等公共工程事业；2、不利于农业经济与城乡共同发展，个体农民难以和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公司加农民”最终只能沦为打工仔，再变为被剥削者；3、个体经济是两极分化之源，不利于共同富裕。所以，毛泽东称包产到户是“小正确、大谬误”。反之，自然也有集体经济的“大正确、小不足”，这是改革开放进行自我完善的一项任务。
一般而论，人们都是拿人的劳动积极性来看包产到户好还是集体经济好作标准的，这是长期来的一个认识误区。人的劳动积极性固然是从事各种活动的基本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要看这种积极性是否符合科学性。所谓科学性，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仅有实践性，还有一个阶级性，即不同阶级立场的人有不同的是非价值标准。按理，马克思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最高权威，所以中国共产党就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建党立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在西风压倒东风的今天，中国革命付出2800万烈士鲜血得来的胜利，在世界霸权主义、实力政策与和平演变的攻势下，同样受着严重的考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以取得政权为目标的，而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要改造主观世界，改造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人的世界观（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靠自发产生的，而是要通过教育灌输实现的。所以毛泽东历来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指出“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等，惟如此才能将自发的积极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领导中国农民从小块土地上走向集体化道路，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十一、最后的结语
今年是建国60周年，一个甲子，两个30年，加上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是三个30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三个30年都有它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是农业春耕、夏耘、秋收的关系。按照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正是为第四个30年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好时机。
我们党从筹建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立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共产党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明确宣布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所以建国以后就一步步地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继承先贤孔夫子到孙中山追求而未能实现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众所周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离开了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即没有公正、平等、合理的经济基础，哪里会有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可言呢？还有什么“以法治国”、“以德治国”都不是根本之法、治腐之源。
有人说，毛泽东的错误主要是“左”了，快了，急了，搞“穷过渡”。对此，回头想想，“穷过渡”会比“富过渡”的工作好做。看看美国占世界5%的人口，却占世界四分之一的财富，为什么没有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总是在穷国里发生？想想这些，批判“穷过渡”未必都对，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未必就错。
总而言之，共产党姓“共”名“公”，这是共产党的“出身成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的根本性质，所以倡导“公”字当头的集体经济，追求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是共产党扎根于劳动人民大众的政治基础。离开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共产党也就自然地失去了群众基础，进而也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在我们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正该很好重温毛泽东在建国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重识当年中国人民的志气和骨气很有好处。让那些主张西化、私化、分化和非毛化的人们去说三道四吧！中国共产党将和中国人民一道，坚定不移地按照革命先辈已经开辟的道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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