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是西方成功崛起的秘诀

2009-08-23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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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8月23日电(评论员 田文林)面对不断深化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国应如何应对委实值得关注。耐人寻味的是,在各国纷纷高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用“无私”胸怀拯救金融危机时,西方却在死保着“贸易保护”这条遮羞底裤。美国政府还堂而皇之提出了诸如“购买美国货”这种贸易保护色彩极浓的经济刺激计划。世界舆论一时群情激奋,纷纷批判美国的“自私手段”。发展中国家的义愤固然可以理解,但细究起来,又多少有些天真。很多人并不真正瞭解,贸易保护本来就是西方发家的本钱。放弃贸易保护,就等于放弃了他们霸权生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贸易保护,是西方的发家之本

  纵观历史,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起家的共性规律之一,就是将工业视为财富之源,并重视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英国是第一个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很早就认识到本土制造业才是国家富强根基,及衡量国家战略能力的有效尺度。以纺织业为例,1699年,英勒令爱尔兰羊毛只准运往英格兰;1720年,英禁止印度棉布进入不列颠。当时,政府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这种强力政策扶植,使英国工业最终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首个实现工业化。待英国工业强大到足以同外国竞争后,才向世界推动自由贸易,奠定了英几百年称霸的经济基础。

  美国的经济崛起也走的是英国式的道路。美国开始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从不允许北美从事任何工业。1770年,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声称,在北美殖民地连一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但美国开国领袖开始就强调要发展本国工业。1789年,华盛顿就职当天,特地穿了一套国产衣料制成的服装,告诉后人美国应发展本国工业。曾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斐逊本来主张自由贸易,但经历了1812年美英战争及英国禁运物资教训后,也主张“对所有外国的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关税,同时在国内建立制造业”,并号召所有美国人购买国货。林肯说得更直白:“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如果我们购买进口产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商品,那么我们不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钱。”正是在高达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保护中,美国工业从幼年步入青年,再步入健康成长的成年,最终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有人感叹,二战后出生的美国人以为,美国是自由开放市场的大本营,但历史上的美国从来不这样。自由市场只是美国强大了以后的事情。 

  谁不贸易保护,谁就沦落

  从近代至今,很多国家只看到发达国家繁荣发达后自由开放的表面现象,而不瞭解这些国家经济崛起的真正秘诀,因此,单纯进行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忽视本国产业保护,结果使许多有潜质的强国最终陷入依附性陷阱。

  西班牙是最典型的例子。西班牙曾是欧洲制造业中心,纺织业、冶金业和造船业等一度十分发达。但西班牙统治者错误地把金银货币视为国家财富,并致力于到海外掠夺金银,而对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重视不够,结果使本国制造业在17世纪日趋衰落,最终西班牙沦落了。

  在当代,拉美国家的命运更让人感叹。许多拉美国家早在19世纪就已独立,并开始现代化进程,但这些国家与宗主国经济联系密切,一直扮演着欧洲经济外围角色,而始终未真正实现崛起。二战后,拉美许多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又是 “华盛顿共识”的信奉者和实践者,走“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西方资本进入。外资进入虽使这些国家GDP短期高速增长,但一旦出现风吹草动,资本外逃,这些国家便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间,尽管拉美付出艰巨努力,但该地区情况并没有比20年前有明显好转。阿根廷已爆发了9次金融危机,并因此元气大伤。墨西哥曾是第三世界发展最快国家,但1981和1994年金融危机使其一蹶不振。西方资本巨鳄则借机掠夺其国家财富(西方称之为“剪羊毛”)。由此,有学者用“拉美陷阱”形容这种瓶颈现象,还有人将拉美形容为“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 
 

  经济历史值得反思

  最近读了本书,名字叫《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专门谈了西方“说一套,做一套”,自己发达靠的是经济民族主义,但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却是“自由贸易”的药方。该书通过对比二战后世界经济两个30年的境况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发展滞后的根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30年,正是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发掘中政策主导理论的时期。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成为席卷全球的浪潮。但这些政策不仅未带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且引发了频繁危机。前3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年增长率是3%左右,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只有1.7%,几乎下降了一半。

  这种增长放缓的迹象在拉美和非洲这两个模范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地方尤其明显。拉美地区前30年人均收入增长率是3.1%,但后30年增长率下降了近2/3。至于非洲,虽然前30年增长也比较缓慢,但后30年却出现了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局面。富国之所以如此“忽悠”发展中国家,借用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实际是“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防止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

  而在此次应对经济危机中,我们“有幸”亲眼看到了西方大国在危急关头其政策底色到底是怎样的。这是坏事,因为它打碎了许多人沉醉良久、深信不疑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幻想;但这也是好事,因为它再次证实了一个古老的真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要靠保护和开拓国内市场,靠支持民族工业发展,靠基于提高家庭收入基础上的民众消费,而不能过多依靠不可靠的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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