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已成为我所谓“核心利益”问题,不可谓不重要。然,问题之解决,鲜有良策,即便民间论调,是战是和也莫衷一是。
纵观政府历来对台之策略,毛时代,可以概括为以剿为主,即以政治军事压力和瓦解台湾军民为重要手段。但始终力度不够(因己之力量和国际形势),使得军事压力这方面诸如金门炮战等演变成单打双不打的象征性动作,对台无实质性触动。虽在政治封锁上取得较大成绩,但未绝其命脉,使得对台策略伴随以开政治谈判之说,虎头蛇尾,终成遗恨。
邓时代,经济为主,对台策略基本延续毛时代,但几乎完全放弃了军事压力,仅寄希望与政治封锁和所谓的“寄希望与台湾人民”。在此时期,岛内由于外部压力趋缓,一定程度上在催生台湾民主变革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由美丽岛事件起,台湾政治生态开始发生质变,当然,与此同时,泥沙俱下,台独意识开始觉醒。
邓时代之后,对台策略凌乱而无章法,某种程度上反被台牵着走。我们清醒的看到,从上世纪90年代,这短短十数年,台独势力急剧膨胀,2000年这个分水岭清楚的说明,台独越来越严重,台湾和我们已经渐行渐远!2000年后,对台策略在经济合作的面纱下显得暧昧起来,似乎除了忍耐和保持强大政治压力外,无所作为。自国民党下野,尤其是马英九执政以来,我们的“寄希望”策略似乎可以大有作为!于是乎,所谓“释放善意”成了对台的主要论调!
台湾88水灾,举国悲恸,诚然,我们还没有从512地震的阴影中走出来,灾后重建还任重道远。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感同身受,全国努力,对台湾援助不可谓不尽心,尽管台湾当局的某些政治考量有些不尽人意,但大灾面前,似乎不必太多计较。然而,绿营突然邀请达赖访台,真真惊煞国民!
达赖从来就不是仅仅是一个宗教代名词。政治和分裂是达赖众所周知的形象。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尽心尽力帮助台湾赈灾的时候,被请去,已经不仅仅是拿冷屁股蹭我们热脸的问题了!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60年来的对台策略,不成功。或者应该说,相当的不成功!
有人也许说,台湾并没有独立,不能说我们失败。当然,我的回答是,首先,我是说不成功,还没有说失败。其次,等到台湾真正独立了,谈失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最后,即便是台湾在之后的若干年都不宣布独立,这样的“不成功”状态,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
痛定思痛,我们需好好反思下,我们的对台策略为什么这样的“不成功”?窃以为,我们对台策略有以下问题:
第一,对台策略是被动的,完整性不够,由此,更谈不上连续性。
台湾问题产生以来,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自己力量的限制,对于台湾问题是一种“坐等待变”的思维。总认为等国际形势缓和了,等自己力量强大了,再来因时制宜的解决台湾问题,而等待的过程中也少有实质作为,须知,我之实质作为无论任何,台湾都需因应,长此,则,我对台之干预日盛,台湾因我之动、变愈多,对台之掌握亦愈全面。但,可惜的是,非但我方静观太多,反而因对方作为而因应甚多,我方之因应又缺乏系统和理性,导致屡屡为岛内政治势力所利用,可以说,岛内独派做大,不无我们自己的功劳和奉献!
第二、对岛内政治生态和主流民意缺乏认识,或者说不敢面对。
岛内的政治生态,目前有蓝绿之分,蓝营以原国民党政治势力为主,绿营则已独派和本土意识强烈又激进的政治势力为主。从蓝营的出身来看与大陆的纠葛情节,国民党主政大陆39年,期间中华多磨难,其在振兴民族经济、拯救民族危亡方面不可谓无大功于民族。后败走台湾,不可谓说甘心。成王败寇自不必说,对大陆之执政党的矛盾心理,不言自明。说白了,反*共对国民党来说,是拯救尊严。这样的情况如何和我同心同德。绿营自不必说,我要独,你反对,自然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对于现在岛内所谓的主流民意,从达赖到台湾,台湾的灾民其实是欢迎的这一点来看,有以下三个特征:
1、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你不让我独立,我也不和你统一,最重要的是,凡事是从台湾的利益去考虑,而不会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去考虑。
2、你给援助我都要,你给帮助都很好,但是,不要涉及政治。
3、万不得已要谈政治,那你首先要把我的经济搞好,但话说回来,经济搞好了,政治要不要谈,怎么谈,未可知!
由此,这样的主流民意下,经过民选的执政政府,怎么可能和你涉及统一问题,现在所涉及到所谓台海和平、经济优先对于统一问题有必然的帮助吗?对于台湾的独立和相对独立,到是大有裨益。
第三、对台策略没有弹性,手段单一,缺乏远见。
现我们对台湾的策略是善意为主,甚至有点唯一,只要是台湾提出来的,我们基本满足甚至超越期望,但台湾的回馈,微乎其微。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
关键是,我们在给台湾大量的善意和帮助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互动的机制,我所谓的机制是指相互的平台,而非那些所谓的政治平台。如果有这样一个机制,双方约定一个交换的原则,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双方都会努力,这样何乐而无不为呢。
再者,没有理顺一个关系和心态,亲兄弟明算账,我能投桃,台湾为什么不能报李呢?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给了是自愿,是帮助台湾人民,不给是封锁,限制台湾人民生存空间。我们是左右两难。
仅仅是人家要,我就给,人家闹,我生气。所谓统一不过是南柯一梦。
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就是康熙时期收复台湾的那段历史。稍加留意不难发现,明末清初时台湾问题的形成和如今的台湾问题的形成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一股政治力量取代另一股政治力量时,所谓肃敌未清。有所不同的是,当时是被取代的政治力量的一个分支部分,而现在则是被取代的政治力量的“中枢首脑”。既然是背景有大相似之处,那我们看看清政府是怎么平台的。
康熙皇帝即位前,清政府就已经在着手解决台湾问题。当时由于天下初定,民心思安,清政府主要采取的是议和的手段,但议和是屡议而不和。1662年康熙即位后,放弃议和而改征剿。从此拉开了长达22年的平台事宜。康熙朝1664年第一次攻台,至1665年,攻台三次均因天气原因失败。攻台不成,复又议和,1667年、1669年,清政府排出包括明珠在内的若干批能臣议和,未果。期间实施“禁海政策”,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断绝与内陆之往来,历经十数年,奏大效。逼迫台湾再次与清政府议和,于是1682年,时任福建总督姚启圣又与与郑经进行了四次七轮谈判。于此同时,姚启圣发布了《招抚条例十款》,并修建“修来馆”,数年之内,招安台湾官兵10万余人,严重削弱了台湾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康熙皇帝于1681年再任命施琅为“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并授予施琅“专征权”,施琅得到收复台湾事宜的全权.1683年8月,台湾光复。
康熙皇帝平台策略的演进过程,分别是抚,剿,再抚,抚剿并用,剿。这个过程反映了康熙皇帝平台策略从最初的摸索到最后审时度势、务实惟用的过程。其中抚剿并用堪称经典。
痛定思痛,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是国家统一、领土完整,而台湾的孤悬海外则是这一进程的最大障碍。余为民族计,不揣粗鄙,为祖国统一建议如下:
第一、停“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仿韩国,建“国家统一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重要性不容置疑,通过事务主管部门级别升级宣誓决心。同时也借此平台广为延揽有识之士,为国家统一建议献策。
第二、建立完整对台机制,当下阶段,应仿康熙皇帝“抚剿并用”策略,完善交流机制与平台。首先,对于台独势力与意识,不要心存幻想,不用妄想争取,旗帜鲜明的给予打击和施加政治经济压力,台独分子均畏威不畏德,争取他们觉悟无异于与虎谋皮。其次,经济交流遵循对等原则,改之前的以帮为主为以换为主,帮为辅。切不可妄加股息,岂不知,给予越多,岛内愈加认为我有求与他,则愈加嚣张跋扈,索取无度。最后,政治上,恩威并济,在涉及民生方面可放宽其国际空间,但涉及主权及政治,决不让步,避免其觊觎。
第三、加强武备。丢弃幻想,以战促和,以武促统。强大的军事力量是谈判的前提,没有人愿意回归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强大的武备也可震慑周边诸国,以统一之名强军,外人无可厚非,但同时对觊觎我中华领土的国家是种震慑,即使真的兵戎相见,也是有所准备。
第四、对台攻心一日不能停,大量延揽台湾希望统一的有识之士,或高职、或厚誉,让所有人感受到,支持祖国统一者,能富贵之,反之,绝无生路。
不容否认,国民党,尤其是蒋公,大功与民族,然内争使得山河骤变,蒋公与国民党居于海岛。此一成为民族与国土分裂的起始。国民党自李登辉起苟安无德,今日所作所为已悖逆中山先生及蒋公遗法。故,为国家民族计,为先贤夙愿计,怀仁爱之心,行雷霆手段,收复台湾。中山先生及蒋公亦会护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