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是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外交明暗规则也不甚了解，只在这里就中国的外交现状提些自己的建议，仅为一家之言。
首先，笔者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显得过于僵硬，应该寻求在现行政治体制内的改进，以求增加其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主要应该体现在国家行为的不可预测性。
目前，各国之间流行的外交准则均是源于西方，因此，这些外交准则或多或少带有西方政治体制的色彩，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因此吃些哑巴亏。
西方国家的政党更替给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留有相当的余地。在这些国家，一个新上台的政府可以与前任的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外交态度。美国的民主党奥巴马政府能够举出上百条理由将布什政府派往伊拉克的军队撤出，现任政府可以将战争的不合理罪责全部推向上任政府。这样，在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保存美国人的脸面。尽管向伊拉克出兵和向伊拉克撤军的决定都是美国人自己做出的。
日本执政了50余年的自民党政府近日选举失败，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要改变以往政府的外交方向，转而亲中疏美。结果“日本获得了美国前所未有的重视”。虽然笔者认为鸠山的言论只是与美国人讨价还价的借口，但是不难想象，美国肯定会给新上任的民主党政府点甜头，而这些甜头也是一直执政的自民党政府所争取不到的。
这种政策的不连贯性在经济领域的具有明显的缺点，在外交领域却成了西方国家的天然优势。
反观中国建国60年，外交政策一脉相承，虽然在对外援助等方面做出了改变，但在整个外交领域的改革极为有限。60年来，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受到很多年前制定政策的掣肘。当年有些外交政策或者外交承诺是在当时险恶的外交环境下制定的，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外交现状，但是作为前政府的继任者及后辈，现政府仍然必须为前辈承诺买单。我们从外交部强调的“与邻为善”以及几乎与此同时发出的对南海诸国的强烈抗议声中不仅仅能看到国内人民的无奈，也能看到政府本身的无奈。
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外交只能一步步无奈下去呢，显然不行。如果改变政治制度来适应外交政策那只能是削足适履，因此必须寻求在现行政治框架里的改善。中国外交不应该继续如同菲律宾的某些人公然叫嚣的：中国政府只会严正抗议。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同时必须增加国家行为的不可预测性。
这种不可预测性，既然不能如同西方国家一样通过经常性的政府更迭来实现，那么可以在外交部门提出抗议的同时，通过解放军的一两次极小的局部战争达到。中国必须借助一两次战争对国外势力咄咄逼人、洋洋得意的蚕食行为予以阻吓。
其次，必须增加大国的自信心。西方的政府和媒体在疆独及藏独问题上都挂上人权、民主的幌子，似乎牢牢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巴黎市政府，德国的某些州政府，都通过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来给中国难堪，伦敦市长更是在奥运会闭幕移交会旗时不扣上西装纽扣来羞辱中国。外交部门在应付此类问题时总是急于到处扑火，个个谴责。
其实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和世界大国，对于西方国家利用达赖、热比娅这些刽子手来谴责中国的人权，大可不必当真，越是当真越是把他们塑造成所谓的“人权斗士”，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政治选举中的戏子和棋子而已罢了。
澳大利亚的陆克文在中国政府抗议其邀请热比娅访澳后质疑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干涉澳大利亚内政，前首先霍华德也指责中国外交笨手笨脚，认为是中国的指责逼迫澳大利亚不得不邀请热比娅访澳来体现澳国的主权没被中国干涉。他们却从未想过澳大利亚邀请疆独分子访澳已经干涉了中国内政，而中国此时表明自己态度只是一个国家政府所应该做的事情。对这种强盗逻辑的国家领导人，中国根本没必要妄自菲薄，大可挺起腰杆子斥责其外交水准。
至于那些邀请达赖和热比娅访问的地方政府，笔者从未听说他们还有外交权限，能够邀请外国敏感人物而能不受中央约束，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向其中央政府施压，不能再做向他国的地方政府直接抗议这种掉份子的事。如果他国政府以言论自由和政治体制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管辖权有限来加以搪塞。我们可以向其可以质问：中国的村委会主任也是选出来的，请问可以邀请英国的北爱分裂势力和土耳其的库尔德分裂势力访问么。
最后，必须增加民间的表述力量，很多时候中国过于在乎西方民众的态度，而对本国民众的声音显得较为忽视。对于CNN、BBC这种指鹿为马的媒体，政府根本不必也无需直面谴责，完全可以通过民间的民众的声音来表明中国人民的态度，这种非官方、非政府的力量往往能对西方民众的影响更直接，影响力也更大。
当然，笔者所言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参考意义极其有限，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外交政策能变得更为灵活，更具新思维。
踟蹰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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