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孙子28年骑自行车上下班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1958年，李葆华陪同周恩来、李先念视察三峡坝址
胡锦涛总书记亲切看望李葆华
朴素、低调的李宏塔
李宏塔经常出现在救灾一线
李宏塔在淮南市大通区孔店乡仔细询问五保老人的生活，叮嘱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要把老人照顾好，让老人们过上舒心的生活。
李宏塔到淮南检查灾后重建、五保供养、困难群众的生活安排落实情况。
昨天是无车日。全国108个城市参加了建设部发起的无车日活动。像往年的无车日一样，各个城市都划出了禁行区域，增加了公交车、地铁车次等公交投放量，与此同时，上海、武汉、兰州、福州、沈阳、贵阳、南宁等省会城市也出现了禁行区周边交通压力增大、“无车日”反成“堵车日”的尴尬场景，合肥“无车日”空气污染指数从21日的50升至90。这是合肥连续第二年出现无车日内空气质量不升反降，旨在改善城市环境的“无车日”遭遇尴尬。
无车日早上，在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上，一个身材高大魁梧、满头华发的老年人正骑车行走在上班的人流中。
这个人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的孙子，他的父亲，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葆华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
他的名字叫李宏塔，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曾担任多年的安徽省民政厅厅长。
从1981年到今年，担任了28年的副厅级、厅级、副省级干部，无论刮风下雨，他骑了28年的自行车。
李葆华十几岁就在父亲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一直担任要职。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的简朴却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李葆华的秘书说，李老只有一套礼服、一件羽绒服，十几年不换。可当他听到全国妇联为西部贫困地区捐建“母亲水窖”工程的消息，马上拿出3000元让秘书去捐款。
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他借了一个粮本，自己到一家粮店买粮。营业员给了他３斤大米、７斤红薯干。李葆华说：“不对，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７斤大米、３斤红薯干。”营业员说：“是上边让我们这么卖的。”两人争执起来。粮店给派出所打电话，公安人员带走了这个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大个子。很快，粮食供应配额问题解决了，省委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李葆华说：“我没搞过什么‘微服私访’，下去不浩浩荡荡就是了。”
曾经历了建国后最困难时期的李宏塔牢记父亲对他的教诲:“当人民群众温饱难济之时，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不允许搞特殊化。”
父亲的教诲深深地镌刻在李宏塔的心间。在安徽，身为厅级领导干部的李宏塔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是出了名的。厅里要安排小汽车接送，他笑着说：“我还是骑自行车方便。”就这样，他20多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骑车上下班。有人曾提醒他说，你不坐车，别的副厅长咋办？李宏塔说：“咱这是锻炼身体，并不影响别人坐车，干嘛非要步调一致呢？”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平时，他也从未因私而用过单位的汽车。
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问他：“你怎么不骑车呀？”他说：“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乘公共汽车人太多，还是走路舒服。”当地有记者采访他，他轻言细语地笑着说：“骑车上下班这事太平常了，没什么好说的。我父亲当年在北京，每天从家里到人民银行上班都是步行。”
久而久之，在李宏塔每天必经的长江路、六安路上，交警都知道这位高个、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是民政厅的厅长，敬意油然而生，见了面总要跟他打个招呼。
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与时俱进”。
这么多年来，李宏塔的平民意识一直没有改变，他把骑自行车当成了一种体察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最好方式，他要让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境界都不脱离人民群众，当一个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党员干部。
说起李宏塔家的房子，更是故事多多。
前几年的一个晚上，曾有记者敲开了李宏塔的家门。踏进门槛，只见一个约8平方的门厅出现在眼前，一张长方餐桌占去了门厅的三分之一，那餐桌用手一撑便有些摇晃。一台老式吊扇在头上慢条斯理地转着。家中的床与柜都是结婚时买的，尽管有开裂的、脱漆的，他们依然舍不得丢弃。李宏塔说“那都是正经木板做的”。在另一间房里，刨花木板的组合柜、写字台以及电视、书柜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一组三人沙发因地方太小被分开放置。李宏塔风趣地说，这样正合适，谈话可以面对面了。由于房子太小，家里的电视只有20吋。李宏塔幽默地解释：“我就喜欢小电视，清晰度好。”
安徽省政府1982年对干部住房标准有过这样的规定：“地、市和省直厅、局级以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每户建筑面积70至95平方米。”可是，1981年就已是副厅级的李宏塔，1984年却搬进了55平方米的两居室，而且是位于楼房的最西边，冬冷夏热。他们一家三口一住就是16年。这期间，李宏塔调到省民政厅，曾先后4次主持厅里的建房和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厅里许多同志说：“不管哪一次，他要一套新房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但是，每到分房时，李宏塔看到房少人多，就按照老规矩办，先群众、后干部，而且是“后”到每一次他都没住上新房。1998年，是国家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这一次，李宏塔有过思想斗争，可是到分房时，他看到许多年轻同志住房较差，需要改善，狠心放弃了这最后一次机会。
直到2000年，在省里不少同志的“告状”之下，有关部门给李宏塔补差了一个小套，且是临街的楼房，人来车往，噪音特别大。李宏塔只好让儿子去住，他们老两口仍住原来的房子，他正在读研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已的空间。
安徽省民政部门的同志都知道，李宏塔有三句“名言”：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民政对象为亲人，视孤残儿童为子女。
有着强烈平民意识的李宏塔，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度过。他秉承了父亲的工作作风，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不向有关市、县打招呼，经常直接让司机“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后步行进村入户，检查救济粮的发放情况，要出存折核对优待抚恤金有没有到位。他说：“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少几分痛苦。”从百姓家里出来，他再到乡镇了解情况，最后到县市听汇报。如此一来，很多同志都熟悉他的“反方向工作法”，在他面前汇报时，丝毫不敢掺水分。
2003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发生水灾，李宏塔连续20多天奔走在灾区。他入户暗访，打开灾民的米袋，发现有的救济粮已经发黄变质。他抓起一把发黄的大米说：“怎么能让灾民吃这样的粮食？”随行的同志告诉他：救济粮不由民政部门主管。李宏塔发火了：“民政部门是政府救灾的职能部门，保证灾民的生活是我们的职责！”他立即与有关部门联系，让灾民吃上了合格的大米。
花甲之年的李宏塔始终牢记着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在餐桌上对他们的教诲：“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在变化，今后还会不断地变化，但有一个东西永远不能变，那就是共产党的宗旨：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对联，也是他的座右铭。
一根红线三代人，让人感受到了共产党人那金子一般闪光的高贵品质。假如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像，坚持骑自行车、走路上班，开展无车日活动还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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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1958年，李葆华陪同周恩来、李先念视察三峡坝址
胡锦涛总书记亲切看望李葆华
朴素、低调的李宏塔
李宏塔经常出现在救灾一线
李宏塔在淮南市大通区孔店乡仔细询问五保老人的生活，叮嘱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要把老人照顾好，让老人们过上舒心的生活。
李宏塔到淮南检查灾后重建、五保供养、困难群众的生活安排落实情况。
昨天是无车日。全国108个城市参加了建设部发起的无车日活动。像往年的无车日一样，各个城市都划出了禁行区域，增加了公交车、地铁车次等公交投放量，与此同时，上海、武汉、兰州、福州、沈阳、贵阳、南宁等省会城市也出现了禁行区周边交通压力增大、“无车日”反成“堵车日”的尴尬场景，合肥“无车日”空气污染指数从21日的50升至90。这是合肥连续第二年出现无车日内空气质量不升反降，旨在改善城市环境的“无车日”遭遇尴尬。
无车日早上，在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上，一个身材高大魁梧、满头华发的老年人正骑车行走在上班的人流中。
这个人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的孙子，他的父亲，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葆华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
他的名字叫李宏塔，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曾担任多年的安徽省民政厅厅长。
从1981年到今年，担任了28年的副厅级、厅级、副省级干部，无论刮风下雨，他骑了28年的自行车。
李葆华十几岁就在父亲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一直担任要职。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的简朴却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李葆华的秘书说，李老只有一套礼服、一件羽绒服，十几年不换。可当他听到全国妇联为西部贫困地区捐建“母亲水窖”工程的消息，马上拿出3000元让秘书去捐款。
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他借了一个粮本，自己到一家粮店买粮。营业员给了他３斤大米、７斤红薯干。李葆华说：“不对，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７斤大米、３斤红薯干。”营业员说：“是上边让我们这么卖的。”两人争执起来。粮店给派出所打电话，公安人员带走了这个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大个子。很快，粮食供应配额问题解决了，省委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李葆华说：“我没搞过什么‘微服私访’，下去不浩浩荡荡就是了。”
曾经历了建国后最困难时期的李宏塔牢记父亲对他的教诲:“当人民群众温饱难济之时，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不允许搞特殊化。”
父亲的教诲深深地镌刻在李宏塔的心间。在安徽，身为厅级领导干部的李宏塔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是出了名的。厅里要安排小汽车接送，他笑着说：“我还是骑自行车方便。”就这样，他20多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骑车上下班。有人曾提醒他说，你不坐车，别的副厅长咋办？李宏塔说：“咱这是锻炼身体，并不影响别人坐车，干嘛非要步调一致呢？”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平时，他也从未因私而用过单位的汽车。
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问他：“你怎么不骑车呀？”他说：“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乘公共汽车人太多，还是走路舒服。”当地有记者采访他，他轻言细语地笑着说：“骑车上下班这事太平常了，没什么好说的。我父亲当年在北京，每天从家里到人民银行上班都是步行。”
久而久之，在李宏塔每天必经的长江路、六安路上，交警都知道这位高个、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是民政厅的厅长，敬意油然而生，见了面总要跟他打个招呼。
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与时俱进”。
这么多年来，李宏塔的平民意识一直没有改变，他把骑自行车当成了一种体察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最好方式，他要让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境界都不脱离人民群众，当一个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党员干部。
说起李宏塔家的房子，更是故事多多。
前几年的一个晚上，曾有记者敲开了李宏塔的家门。踏进门槛，只见一个约8平方的门厅出现在眼前，一张长方餐桌占去了门厅的三分之一，那餐桌用手一撑便有些摇晃。一台老式吊扇在头上慢条斯理地转着。家中的床与柜都是结婚时买的，尽管有开裂的、脱漆的，他们依然舍不得丢弃。李宏塔说“那都是正经木板做的”。在另一间房里，刨花木板的组合柜、写字台以及电视、书柜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一组三人沙发因地方太小被分开放置。李宏塔风趣地说，这样正合适，谈话可以面对面了。由于房子太小，家里的电视只有20吋。李宏塔幽默地解释：“我就喜欢小电视，清晰度好。”
安徽省政府1982年对干部住房标准有过这样的规定：“地、市和省直厅、局级以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每户建筑面积70至95平方米。”可是，1981年就已是副厅级的李宏塔，1984年却搬进了55平方米的两居室，而且是位于楼房的最西边，冬冷夏热。他们一家三口一住就是16年。这期间，李宏塔调到省民政厅，曾先后4次主持厅里的建房和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厅里许多同志说：“不管哪一次，他要一套新房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但是，每到分房时，李宏塔看到房少人多，就按照老规矩办，先群众、后干部，而且是“后”到每一次他都没住上新房。1998年，是国家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这一次，李宏塔有过思想斗争，可是到分房时，他看到许多年轻同志住房较差，需要改善，狠心放弃了这最后一次机会。
直到2000年，在省里不少同志的“告状”之下，有关部门给李宏塔补差了一个小套，且是临街的楼房，人来车往，噪音特别大。李宏塔只好让儿子去住，他们老两口仍住原来的房子，他正在读研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已的空间。
安徽省民政部门的同志都知道，李宏塔有三句“名言”：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民政对象为亲人，视孤残儿童为子女。
有着强烈平民意识的李宏塔，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度过。他秉承了父亲的工作作风，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不向有关市、县打招呼，经常直接让司机“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后步行进村入户，检查救济粮的发放情况，要出存折核对优待抚恤金有没有到位。他说：“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少几分痛苦。”从百姓家里出来，他再到乡镇了解情况，最后到县市听汇报。如此一来，很多同志都熟悉他的“反方向工作法”，在他面前汇报时，丝毫不敢掺水分。
2003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发生水灾，李宏塔连续20多天奔走在灾区。他入户暗访，打开灾民的米袋，发现有的救济粮已经发黄变质。他抓起一把发黄的大米说：“怎么能让灾民吃这样的粮食？”随行的同志告诉他：救济粮不由民政部门主管。李宏塔发火了：“民政部门是政府救灾的职能部门，保证灾民的生活是我们的职责！”他立即与有关部门联系，让灾民吃上了合格的大米。
花甲之年的李宏塔始终牢记着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在餐桌上对他们的教诲：“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在变化，今后还会不断地变化，但有一个东西永远不能变，那就是共产党的宗旨：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对联，也是他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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