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教训与文明间的用兵戒规
郭继卫
这一重大政策调整，至少显现了这样一些信号--美军前期的反恐战争存在明显的失误与教训；反恐斗争比以往人们所认识的要复杂与艰巨得多；对恐怖主义的军事打击，必须置于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关系框架之中加以综合筹划。
军事变革游乐场：意境与困境
2001年，联军攻打阿富汗的战争是21世纪的首场战争，更因“新军事变革”而格外引人注目：上世纪末风生水起的军事变革经过一两场实战初试，这场战争成为信息化条件下高技术战争样式更加成熟的形态展演。
自上世纪出现世界大战、核战争及确保相互摧毁的“冷战”之后，近30年世界政治与军事格局发生了巨变。美国无论在军事思想、军事科技，还是在战争实践方面，均取得了无可匹敌的强势地位。“9.11”后发动的反恐战争，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道义优势和充足的国际支持，而不像以往那样由错综复杂的政治对手角力于台前幕后，这使得该战争更为纯粹的军事完整，恰好成为“二战”以来全新军事战略思潮的游乐场。
“越战”阴影后成长起来的、颇具现代意识的军官们，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玩家。战事一开，联军显然赢得了比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更漂亮的开局。要不是后来阿富汗和伊拉克那迁徙不断的爆炸声震碎了一个又一个精心设计的美梦，人们还会沉浸在一种近乎崇拜的惊讶之中。
网络中心战：先进可靠的信息作战平台通过战场各个作战单元的网络化、把信息优势变为作战优势，战场感知的全透明和部队指挥的同步使之成为快速有效的全新战争样式。但与此同时，却遭遇了恐怖主义“无厘头”的自杀式游击战，最原始的战法ＰＫ最高端战法，零敲碎打地造成4000余人阵亡。
斩首行动：通过精确制导武器首先消灭对方的首脑和首脑机关，超前、准确、大纵深地直捣对方的核心意志，以取得决定性效果。这一战术先后成功打碎掉了萨达姆政权的多个要员及恐怖分子头目扎卡维、马哈苏德。然而，到现在本.拉登、奥马尔消失无踪，更多的恐怖主义分子冒出来各领风骚，逼出一群“无首”或变得“群首”的敌人。
震慑作战：词意等同于医学上的“休克”，在战争行动的效果方面“迅速取得支配地位”，强调通过心理震慑迫使敌人接受己方的战略意图。而客观上那些从休克中醒来的“不死鸟”，一下子飞散于各个角落，也将战斗拖入了鞭长莫及的深山。
同时打赢两场战争：2005年《4年国防战略》肯定了“
媒体嵌入式作战：将记者有计划地编入作战分队，向全球实况播报战斗精彩故事。路边炸弹成为镜头恰好能够拍摄到的可观赏袭击，美军士兵一个个血肉横飞的场景，比以往整排整连的牺牲更能引发总统支持率的急剧下跌。
打赢了每一场战斗，却受困于每一个战场；实现了每一处改革，却尝不到任何一枚改革成果；消灭了无数恐怖分子，却催生出更多的恐怖组织。这就是本场战争的诡谲之处。最为不幸的是，从此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世界上更多的极端分子与分裂势力如雨后春笋般泛起，明显张扬出恐怖暴力的凶残本性。靠搞大、搞狠、搞突然、搞响亮，来换取世界关注的筹码，成为这一轮全球恐怖风潮的突出特色。
如果说军事变革代表着世界军队的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变革最充分的军队、技术最先进的武器、观念最超前的战术所遭遇的困境？
变革的双脚与“文明”的军靴
将军们总在打赢上一场战争。换言之，已发生的战例永远不能庇佑未来的战斗。
这场反恐战争的军事要素，可能足以解释以往所有战争中所面临的问题，足以解决以往各式战斗中所遇到的困难，但是，却未必能把握住今天以后发生的事态。是军队缺乏足够的军事远见吗？
我们绝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社会文明也在发生变革，而且比军事变革更为迅猛。文明是动态的、不是凝固的，它的特征在于能将别人的成果转化为自己的成果，将别人的教训转变成自己的戒规。因为文明不是靠生产线，而是靠智慧创造的。在智慧方面，人类是没有差异性的。
战争是文明的产物，作为文明行为中一种特殊事件，比其它领域更为敏感地反映出文明本质的发展变化，这对军事目的起到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
我们可以理解，文明对战争具有鲜明的规定性；不同的文明对战争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在哪个文明体系中作战，就必须观照到哪个文明的规定性。
美国哈佛派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并将文明枚兴趣为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等。
问题是“文明的冲突”不过是一种现象，它在更深层次反映出文明间共生交流的重要性，我们研究文明的差异不是为了冲突而是为了和谐。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文明”或“恶文明”，这提醒我们军事行动的实施首先必须建立在寻找文明间以及文明内部的普遍认同点，而并非简单输出某种武力优越感。
在新世纪到来的前后，无论是文明系统的自身牲还是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变，这具体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互联网对信息交流手段的革命，以及国际政治体系的成熟发展等等。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将每一场战争提升为全球共同关注的利益纠葛必选题，而不再是国与国或文明与文明的局域性“私事”。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军事变革绝不是狭义或传统的作战行为，而必须将它的目标从实现对少数人（敌人）的消灭，扩增为赢得多数人（民众）的认同。因此，谈到军事变革，作战效果不再仅仅由政治家和将军们做主，而是具务了大众评说权，战争已不只是武器所能达到而是社会所能允许的问题了。
倘若只重视军事变革的步伐，而忽略了不同战争被不同文明所加持的规约界定，那么再强健的双脚也会受制于不合脚的靴子，注定走不了多远。这在偏重意识形态的反恐战争中成为明显。
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当战争在不同文明系统之间进行时，必须充分考虑文明体系的历史因素与变革趋向，将敌人的优劣态势融入到文明整体中去考证判断，而不能简单利用甚至挑动固有宗派矛盾。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的许多矛盾，正是由于民族政策的混乱和有失公允而人为制造的。战争是不能撇开文明背景的，胜负的终极评判取决于它对某一文明系统贡献了什么。
这是当前反恐战争中得出的最为重要的教训。
“文明”的协同作战与“肿瘤切除式”反恐
2009年8月初，阿富汗腹地赫尔曼德的沙漠微风飘动了些前所未有的装束，驻阿美军一支46人的女兵队伍戴上了漂亮的穆斯林头巾，作为向古老文明的示好，以融洽美军和村民的沟通，起到“联民制敌”作用。
美国陆军今年8月最新版作战手册《如何在阿富汗进行小单位作战》，明确了一条告诫：如果脱离当地民众、不顾他们的需求，那么部队的处境就会十分危险。美军此番在反恐战争中大幅度调整军事策略，可以认为是“单纯军事”时代的结束和“系统军事”时代的开始。人们从近期军事行动中看到了一系列新措施，如加派外交人员，建设当地基础设施，普及民族事务知识、扶持本土自治势力与平衡机制等。
恐怖主义的泛滥，不仅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面临的国际问题，而且是越来越复杂的军事任务。它的战场不仅仅蜗居于传统的生存地域，而更多的是周旋于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之间。
恐怖主义的存在，无非是直接或间接地代表了某一社会集团（阶层）的利益，通过暴力手段去赢得那些社会行为主体的支持。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富国大国利益集团的贪婪无厌、以人权为幌子的政治阴谋，以及文明矛盾所出现的军事动荡等，得以让恐怖势力游刃图存。更为危险的是，在西方大国眼中，出于一己私利而采用了“双重标准”，即根据对自身的危害性和利益性，分割出“应反对”的恐怖主义和“应支持”的恐怖主义。这变成恐怖分子的庆幸和反恐斗争的不幸。
因此，美国要想记得反恐斗争的胜利，必须放眼文明间与文明内部的合理关系，推动并服从全球反恐潮流。恐怖主义不是某一文明现象的必然产物，而是文明世界集体的毒瘤，反恐战争必然是不同的文明或文化共同面对的、不是靠“联军”而是靠“联民”的作战任务，这是反恐应基本遵循的一个原则。
反恐斗争的难度，集中体现在判断“好”与“坏”之间的那些可渐变性质上。“肿瘤切除式”反恐，则是指借鉴医学手段对机体组织恶变程度判别方法，在目的与方式上，对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利益图谋进行有效切割，做到孤立癌变、断供营养、捍卫正常机能。
对恐怖分子的军事打击必须明确：不是针对文化宗教，而是聚焦于暴力；不是针对民族矛盾，而是锁定于极端分子；不是针对对立情绪，而是局限于罪行；不仅着眼打击恐怖组织的武装势力，更重要的是恢复被恐怖主义所寄生或侵害的合理社会结构秩序。
因此，反恐军事斗争确有必要实行“双轨”战略，即设立两战场：采取显性的对敌作战行动和相对隐性的社会和谐与协调发展行为；投入两种力量；展示武装力量的硬实力和建立政治影响与对话机制的软实力；实现两个目标：实现文明间的互信和不同文化的共同发展。
如果说反恐军事斗争在策略上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以滋生恐怖主义的文明体系自身的道德与利益标准换位思考，找到文明间的共同敌人，靠维护那些文明的尊严去铲除恐怖主义根源。这种作战，目标上是“除恶”，效果上要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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