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近来掀起的反黑风暴，引发全中国以及国际的共同关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当政近两年的时间里，采取“扬红抑黑”的策略，一方面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弘扬中共传统，另一方面重拳出击，打击盘踞多年的黑社会。外界亦有政治解读，认为薄熙来此举旨在未雨绸缪，抢占先机，着眼未来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布局。但作为为政一方的领导人，也有道德责任还民以清静，薄熙来于去年提出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五大目标，需要大刀阔斧施政，如果黑社会猖獗至斯政府却无所作为，岂不是失职无能？
重庆的打黑行动之所以轰动，是因为除了暴露出黑帮打杀的社会治安问题之外，一批包括亿万富豪、人大代表在内的黑恶势力首脑相继落网，甚至包括原本属于国家专政机关的原司法局局长。重庆的官商黑三角网络，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官商黑结为一体后，在社会潜滋暗长，直接可见者是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幕后则是权钱交易、纸醉金迷。对于正在努力克服贪腐毒瘤的中国当局来说，这无疑具有宏观层面的深刻警醒。
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社会在当局的大举打击下，短短几年间，即基本上消失无踪。之后三十年，政府对于社会的不同阶层、各个领域都维持高度的控制，利益分配也比较简单，黑社会没有什么土壤。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出现松动，个性自由解放的同时，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出现分化，财富积累和分配的方式也更为多元。在一些政府无法完全控制、法制无法发挥效力的灰色地带，难以按照正规渠道获得利益，就容易成为黑社会滋生的温床。
中国目前的官方词汇并不承认黑社会的存在，对于涉黑的指控和处罚，都是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一罪名。确实，现在的涉黑组织未必如以前的黑社会一样，具备严密的组织章程，并成为带自治性质的“社会”，而多以犯罪团伙形式存在，涉及走私、人口贩卖、色情、赌博等高风险暴利领域，甚至介入正常经济活动，“漂白”上岸，成为社会安全指数的最大威胁。
从重庆打黑审黑的初步案情来看，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黑社会”绝不是文艺作品中凭借侠义行走江湖的简单浪漫，或是香港电影中古惑仔浪迹街头、江湖义气的豪情万丈，而是在巨大利益驱动之下，官商黑三结合，攫取社会财富、破坏公平正义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薄熙来一番“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的“黑逼官反”的告白，重庆参与打黑的警力已经达到7000人，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都彰显了黑势力的猖獗程度。重庆高调打黑，中国却不是重庆独黑，类似“警匪一家亲”的故事在中国时有所闻。
从本质上讲，黑社会以金钱作为维持基础，为利益铤而走险，具有向经济领域扩张的本能，中国社会的政治化程度很高，黑势力必然谋求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因此，中国打击黑恶势力与权力体制内反腐就具备了密切关联。从历史的角度看，黑社会难免与商界、政界有所瓜葛，而当黑势力达致最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会最为动荡、执政者最为羸弱、最为腐败之时。
“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求取生存，这涉及到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当局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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