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29日，世界顶级火箭研究专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拿到了从洛杉矶返回中国的船票。
但就在第二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钱学森被美国扣留。
扣留他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而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却是洛杉矶海关。移民局交给钱学森的文件说：“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其中的意蕴非同寻常。
洛杉矶海关声称，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涉及美国机密技术的情报。涉密的有草图、笔记和照片等，总计近八百公斤。他们解释说，联邦调查局之所以扣留钱学森，是因为他企图将这些机密偷运回国，并暗示钱学森是一名新中国的红色间谍，而丝毫不提及钱学森此前已将全部行李交洛杉矶海关查验过。
其实，此番扣留与美国海军部次长金贝尔的一番话有关。
作为礼貌，钱学森回国前，曾打电话告知这位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贝尔。金贝尔接完钱学森的电话，当即给美国移民局打了一个电话，口气异乎寻常地强硬：“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到红色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一个人都值三到五个师。”金贝尔之所以不愿意放钱学森回国，并拿钱学森和一支部队相提并论，一方面是他深知钱学森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已分处两个敌对营垒。放钱学森回国，无异于放虎归山，陡增敌方的力量。美国军方高层深知其中的利害。
那么，钱学森为什么要给金贝尔打电话呢？
时间回溯到1947年2月，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推荐他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
到麻省理工不久，钱学森收到母亲去世的来信。他决定回国探望并安慰悲痛中的父亲。再说他离家已长达12个年头，怎么说也应该回国一次。另外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原因，这一年他自己的年龄是36岁，女友蒋英27岁。虽然各有事业，但婚姻大事也不可久拖不决。母亲没有看到他结婚成家，这个遗憾不能再留给父亲。正是在这次回国期间，他和蒋英在上海结了婚。
这次回国，他曾准备留在国内。但国内正处战乱中，政府黑暗，民不聊生，根本没有搞科学研究的环境。他只得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美国。即使交通大学聘请他担任校长，他也没有丝毫犹豫。
冯·卡门回忆说：“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两年左右后，钱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课程的戈达德教授以及丹尼尔和弗罗伦斯·古根汉姆喷气推进中心的领导人。
“这时，在美国，以麦卡锡为首的一群人，开始对共产党人实行了全面追查。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加州理工学院，这所素有维护许多奇特的、独立的科学家名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注意。凡是于1936年至1939年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生活过的人，都有被视为有变成40年代中不可靠分子的可能性。
“一天，怀疑落到了钱的身上。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时要他揭发一个名叫西德尼·槐因包姆（又译威因鲍姆——引者）的化学（助理）研究员，此人曾在一起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案件中，提供过伪证而正在帕沙迪纳受审。钱同他有过一般交往，为他介绍过职业，还曾去过他家欣赏古典音乐。”
当然，事情并不像冯·卡门教授叙述的那么简单。麦卡锡分子认为，1936年至1939年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生活过的人，都被视为危险分子。而钱学森入学加州理工学院的时间，就在1936年。第二年秋天，钱学森与具有火箭研究、音乐、政治等共同兴趣的同学Ｆ．Ｊ．马林纳结为好友。正是由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与该小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西德尼·威因鲍姆有了交往。但时间不长，也就是在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组的不少成员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也有人转向军事研究。至此，这个小组也就无形解散了。
麦卡锡分子要追查的，就是这件事。他们逼钱学森揭发朋友，被钱学森断然拒绝了。由此，在1950年7月间，美国军事部门吊销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
冯·卡门说：“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去找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申明失去了接触机密证书，他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他感情激动地说，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居留美国。杜布里奇……建议他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但是，钱并不想提出申诉，因为他感到，正像他的许多朋友遭遇到的那样，在当时的气氛下，一个异邦的中国教授不会有多大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何况钱又是那么骄傲，他并不认为，他必须向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
为此，“钱会见过丹尼尔·金贝尔。金贝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在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钱告诉金贝尔，如果不恢复他的证书，那他就打算回中国去。但是毫无结果。这样，钱就定下决心，打电话给这位次长，说他已经准备动身了。
“金贝尔十分激动，随即通知了移民局。事后，他私下对别人说，这是因为怕钱回到中国使共产党人得到美国喷气推进研究的军事机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移民当局强制钱学森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度过了屈辱的15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以及留美中国同学的多方努力，并交纳15000美元保释金，钱学森才获准保释。但此后，他在美国的生活已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他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
钱学森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他就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一旦有机会，他决定随时离开美国。
1950年10月，美国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了一项驱逐令，宣称钱学森是一名共产党分子。并说在1947年返回美国，接受了某种秘密使命，因而是非法入境美国。移民局官员甚至威胁说，如果钱学森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就要判处他犯有伪证罪。就这样，钱学森被美国当局滞留了长达五年时间。
冯·卡门教授很清楚：“拘留钱的目的，是要使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
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美双方终于就两国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第三天，即8月4日，钱学森就接到了移民局的通知，对他的管制令撤销，他可以自由离境了。
后来，周总理就此事曾说过如下的话：“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会谈也非常值得。”
实际上，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曾通过英国外交官传话，愿意与中方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政府放他们回国。这些人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作为回应，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要求美国准许中国在美的侨民以及中国留美人员，其中包括钱学森回国。此前，中国政府曾就美方扣留钱学森一事发表过抗议声明。
然而，中方的双赢考虑却被美方拒绝。
直至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谈判仍无实质进展。为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沟通渠道不致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秘密的领事级会谈。为了表示中方的诚意，中国还释放了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可中国的善意，仍没能打动美国。在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回国的这个关键问题上，尽管中美双方有过十多次接触，可美国代表约翰逊总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拒绝让步。
正在此时，一封信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这封信是由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陈叔通，在接到信的当天火速转交周总理的。写信人是钱学森。他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和蒋英经过精心策划寄出的。一天，钱学森和蒋英相携出门。两个美国特工尾随跟上。他们走进一家咖啡厅，要了咖啡、点心，摆明要消磨一段时间。特工也在邻桌坐下。钱学森端起咖啡品了品，又慢慢放下，他对坐在对面的夫人说，要去趟卫生间。特工当然听清了两人的对话，钱学森起身时，他们稳坐未动。钱学森悄悄走出咖啡厅，将寄给比利时亲戚的信投进了邮筒。为了避开可能的检查，钱学森将香烟纸写给陈叔通的信，夹进了给亲戚的大信中。
周总理接信后，当即做出了周密部署。外交部火速将这封信转到了正在日内瓦的王炳南手中，并指示王：“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
可当王炳南再次提起钱学森的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求归国。在钱本人没有提出此项要求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能为了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强迫命令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此时，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回国的信件：“请先生好好看看，这封信里都说了些什么。他和先生所说正好相反！请美国政府兑现自己的诺言。请先生不要忘记，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回国的请求依然受到阻挠。”
在铁的事实面前，约翰逊无言以对。至此，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
有评论说，钱学森回国效力，致使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20年。也许这样的评价，有故作惊人之语的成分，但钱学森的归来促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把导弹研制计划提上议事日程，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向导师冯·卡门告别之后，带着妻子蒋英及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
当时，没能到码头上送行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第一时间会见了他。钱学森在广州参观了新中国建设成就展之后，便在专人陪同下，一路北上，先抵达故乡杭州，继而到出生地上海，与阔别多年的家人、亲友温馨相会。此后又继续北上，抵达此行的终点站北京。
到北京的第二天，钱学森便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大声喊道：“我们终于回来了！”游子历尽险阻终于归家，欢乐与苦难，光荣与屈辱，关爱与拘押，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强烈地撞击着钱学森的心灵，使他止不住悲喜交加。
不久，周总理在中南海为他们夫妇接风洗尘。1955年12月，钱学森应周总理邀请，在中南海作了一次关于火箭导弹的报告。1956年2月1日，钱学森应邀出席了毛主席举办的宴会。
1956年1月5日，中科院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所长，一直到70年代。
从钱学森踏进国门到力学研究所成立，还不满三个月，可见速度之快。
而之前钱学森去哈尔滨之行，对此有着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
1955年11月25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专门从北京飞回哈尔滨。
钱学森回忆说：“有一天，突然通知我，说今天晚上你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要会见你，那我去了。（谈话中）陈赓大将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多年以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与钱学森谈话的。
12月下旬，钱学森从东北回到北京。不几天，他就在陈赓陪同下，会见了彭德怀。一见面，彭德怀没有丝毫寒暄、客套，直奔主题：“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他问钱学森：“我们能不能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射程500公里，这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造出来？”彭德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足见导弹在他心中的分量。
钱学森回答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和设备，目前我无法提供一个准确数字，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估算，才能有结论。要开展工作，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必要的地面试验设备，专业的工厂，可靠的原材料都是必不可少的。至于时间嘛，美国从军方开始制订计划，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一些，有5年时间，应能见成效。”
彭德怀又饶有兴趣地向钱学森请教了一些火箭的技术知识，并建议陈赓：“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艺儿。钱先生是美国军方称赞的火箭专家，你安排钱先生给部队的高级干部讲讲课，也让大家开开眼界。”
于是，由陈赓亲自安排，1956年元月，钱学森连续三天，在北京总政排演场，给解放军的将帅们作火箭技术的讲演。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兴致勃勃地当起了学生。仅从此事也可看出，军队对高技术武器充满渴望。
1956年2月初的一个周末下午，叶剑英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陶铸作陪，谈话的主题仍是火箭。餐毕，叶剑英带着钱学森驱车到三座门，去见周总理。叶帅和总理交谈了几句，总理便招呼钱学森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1956年2月17日，由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便送到了总理办公室。《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一些具体措施。《意见书》还开列了一批拟调进的位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庄逢甘、胡海昌等。
1956年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为委员。
1956年10月8日，正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正式成立。此前的1956年7月，导弹管理局已经成立。到导弹研究院成立，导弹的研究、管理、生产（由航空委负责）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
通常情况下，职位是先副后正，可钱学森却是先正后副。
这是为什么？钱学森在担任五院院长不久，感觉到既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又要操心柴米油盐，使自己整天陷入事务性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搞科研。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请求“退”正为副。聂帅考虑实际情况，报请上级批准了他的请求。
当时，中国政府组成了聂荣臻副总理、三机部部长宋任穷、副总参谋长陈赓率领的包括专家顾问，共31人的代表团准备赴苏联谈判。
在中国政府发出相关函件后，苏联政府却迟迟不予答复。即使复函，也要附加一些条件，说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需高度保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中，必须是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和高级军衔的军官才能参观。
可当时的钱学森，并没有军衔。一位通晓国防尖端科技的专家，不能亲眼考察人家的先进设备，行程还有什么意义？
周总理知悉此事后，立即建议中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据说，周总理还幽默地说过，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了。现在已经过了12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呢？于是，1957年９月，火箭专家钱学森的肩头挂上了中将军衔。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此后，钱学森又开始思考我国卫星事业的发展问题。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机构。
1960年11月5日，在戈壁荒漠中，“东风1号”“仿制弹”发射成功。
可在1962年3月21日，“东风2”号中程导弹试射失败。
当时，钱学森正坐镇北京指挥总部。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他，当即奉聂帅指令飞往基地调查事故原因。
钱学森决定重新修改设计方案，通过地面试验，逐个系统，逐道工序地检验。
钱学森发现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没有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他提出，要用系统学的方法统筹处理。
后来接任火箭总设计师的王永志回忆说：“他当时给我们举个例子，给我印象很深，说有一个朋友问他，夏天房间里太热，把冰箱门打开，房间里是不是能凉爽一些？他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打开冰箱的门，冰箱门附近可能会有点凉意，但整个房间并不会凉爽下来。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增加了电能消耗，电能转变为热能，电能消耗增加就意味着热能的增加，最终的结果是房间的温度升高。于是，他就跟我们说，搞总体设计，理解和研究问题就要从全局出发，从系统上来考虑这个事情，然后再作出决策。”
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2号”中程导弹正式发射成功。7月9日、11日，两次连续发射均取得成功，说明该型火箭已具备了稳定的技术基础。
三个半月后的1964年10月16，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钱学森适时提出“两弹结合”的设想，即“东风2号”导弹与核弹头对接发射。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首次试验一举成功！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可以实战的核武器。
可成功不仅需要学识，也需要胆识。
20世纪60年代初，一次导弹发射试验在即。但因在加推进剂时操作有误，导弹的弹体瘪进去一块。人们将此看作一个大故障，认为导弹不能发射。钱学森听完汇报，亲自爬到发射架上，察看故障情况后，认为箱体的变形并未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于是，他结合自己当年在美国做壳体研究工作的经验，认为这是由于试加推进剂后，泄出时忘了开通气阀造成箱内真空，导致内外压力差过大，外部空气压力挤压造成的。但点火发射后，箱内要充气，弹体内压力会自然升高，壳体到时候会恢复原状。他据此主张，照常发射。可试验基地司令员、参谋长不同意发射。按照当时的规定，发射报告必须由三人签字同意，然后报请聂帅批准，最后才能完成发射程序。司令员、参谋长不同意，自然不会签字。可一切都已进入准备程序，发射报告必须上报，于是只好把只有钱学森一人签字的报告报送聂帅。最后，聂帅批准发射，并说：“要是只有司令员和参谋长两人签字而没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倒不敢批了。”结果，这一次发射取得成功。
1966年，“东风3号”发动机地面试车故障不断。一会儿这个问题解决了，另会儿又一个问题冒出来……没办法，只好请钱学森出马。他来到试车台，细心观察故障情况并听取汇报以后，沉思良久，最后提出：“我们不能让故障牵着鼻子走。是不是回过头来想想，有什么问题会影响发动机的燃烧稳定性，是不是高频振荡问题？”在他的点拨下，科技人员重新考虑了高频振荡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改进了发动机的设计。结果，“东风3号”发动机的试车顺利过关。
1966年6月下旬，“长征l号”为解决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而进行的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试验中，出现了晃动幅值达几十米的异常现象。如果火箭在太空中出现这种情况，不仅火箭损毁，而且准备搭载的“东方红一号”也将不保。钱学森亲临现场，并在讨论中指出，“地面状态与太空中的状态模型不可简单类比。在航天飞行近于失重状态下，原晃动模型已不能成立。那时的流体已呈粉末状态，晃动力会很小，影响不了正常飞行。”他的这一分析，使大家顿释重负。后来的火箭飞行试验证明，这个结论与实际情况是吻合的。
在“东风2号”发射成功之后不久，钱学森感到发射人造卫星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于是在1965年1月8日正式向国家提交报告。报告指出：“自从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及原第五研究院对这项新技术就有些考虑，但未作为研制任务。现在看来，人造卫星有以下几种已经明确的用途：测地卫星、通讯及广播卫星、预警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重量更大的载人卫星在国际上的应用，现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也得有所准备。现在我国弹道式导弹已有一定的基础，现有型号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一百公斤左右重量的仪器卫星（‘东方红一号’就是这类卫星）。这些工作是复杂艰巨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的研究、研制工作，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国家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促进这项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
实际上，早在1963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等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钱学森当时曾提出，先放探空火箭和气象火箭，为研制运载火箭和发射卫星储备技术，积累经验。
聂帅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中央专门委员会于1965年5月4日、5日召开的第十二次会议和8月9日、10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原则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
据此，国防科委1965年10月召开的人造卫星工程总体方案讨论会提出：“1965—1966年完成技术方案论证，建成地面测量系统；1969年完成样品试制，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
为免受“文革”的影响，周总理决定，正式组建卫星研究院（空间技术研究院）纳入军队编制，由钱学森兼任院长。
1970年4月24日下午5时30分，“长征1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1970年7月，钱学森调到国防科委担任副主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由第二代人挂帅，都由四十多岁的年轻人当总设计师。1999年11月20日，神州一号飞船发射成功，各系统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就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因而，钱学森被称为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但钱学森从不以此自居，他认为功劳是大家的，民主集中制的科学管理是“两弹一星”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他在五院和七机部担任技术领导人期间，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每个星期日下午，将几位总工程师请到家里去，研究讨论重大技术问题。他说：“在这种场合，我就按周恩来总理的办法，先请每位老总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展开讨论。对于意见一致的问题，那好说，就这么办。不一致的，则先由我集中，提出解决办法，并按我说的办；如在实践中遇到办不通的地方，下次开会提出来，重新研究。当然，我拍板的问题由我负责，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出了问题，则由我承担责任。这样做大家都心情舒畅，能畅所欲言，所以我们当年是集大家的智慧，集体攻关的。”
钱学森不仅能倾心听取老专家的意见，而且对于年轻人的创新建议，他也会全力支持。有一次在基地做导弹的全程试验，开始时发现，这次试验可能达不到预定的射程。这时，一分院的年轻人王永志向钱学森提出了一个迥异常规的设想。通常来说，火箭要想打得远，就必须有充足的燃料。而他却提出泄掉一部分燃料推进剂，这和大家的思路刚好相反。王永志说，他经过计算，认为泄掉一部分推进剂，可以减轻导弹的起飞重量。起飞重量轻了，只要推进剂达到可用量，同样能增加射程，从而达到设计要求，即预定的飞行远程。钱学森认为，王永志说得有道理，反其道而行之也是行得通的，年轻人不拘泥常规，正是思维活跃的表现，值得肯定。钱学森当场决定：“按王永志的建议办。”结果，这次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来，王永志担任过多个型号的火箭总设计师，还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有一件事大家可能都知道，钱学森自从离开美国就再也没回去过。为什么？一方面是美国对钱学森的伤害很深，让他刻骨铭心。他的儿子钱永刚说过，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不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总会有人提起他，并不断找上门来劝说，钱老，你现在到美国去看看怎么样？有时候，他置之不理。有时候不高兴了，他就放出一句狠话：“别给我说这个！”
另一方面是他对祖国的深深感念和眷恋。
1985年初，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在会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在美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他认为事情已经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的债的。他说他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钱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情况很类似(奥在麦卡锡时期被诬为“苏联间谍”而受审。上世纪60年代美国以授予他“国家勋章”的形式为其“平反”)。美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美国的重要贡献。如钱不愿去美访问，美方也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以表彰他的贡献。可以说，美国方面还是传达出一定的诚意。
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的想法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谈话，劝他接受这一邀请。据钱学森回忆，胡耀邦的谈话大意是：“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你去美国走走，对推动中美间的科学技术交流，甚至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
对此，钱学森回答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
胡耀邦这个人很民主，他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后来，当钱学森正式接到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的联合请示件以后，他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我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他坦直地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1985年3月9日给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中，对此做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做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实际上，奥本海默德冤案与钱学森并不好类比。毕竟奥本海默是美国人，事件仅局限于美国内部。钱学森被逐是国际事件，在钱学森看来，伤及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尊严和感情，而是整个民族的尊严和感情。时至今日，华人科学家受诬陷、被迫害的事例仍不断发生，不能不说钱学森对美国的总体判断有耐人寻味之处。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在颁奖仪式上，他答谢说：“我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人民满意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择录至<<中国磨菇云>>)
0票
0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