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计生委的算法，中国少生4亿多孩子，降低了扶养比，应该有一个“人口红利”时期。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中国从1980年到2005年的平均生育率为1.82（城市只有大约1.0左右），而印度为3.71，就是说印度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是中国平均的2.04倍，是中国城市妇女的3倍多。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发展并不算很成功的印度来说，中国是以2－3倍的综合成本（不光是金钱）培养一个劳动力。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主流家庭没有太多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只要民众有闲钱，就会被人（政府或者市场）“盯上”。过去由于粮食品种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需要90%的人种地才能获得必需的粮食，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10%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但另外90%的人照样在忙碌。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主流家庭仍然没有太多闲钱，还得辛辛苦苦养家糊口。家庭的闲钱肯定会被人拿走，关键是被谁拿走，有什么回报。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闲钱，被一家电器厂“盯上”，该厂为了拿走你这1000元，想方设法提高洗衣机质量、降低成本，将本来1200元的洗衣机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的1000元，工厂赚50元（部分用来研制你今后需要的冰箱），皆大欢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是你这1000元被赌场“盯上”，那么你就极有可能血本无归。本来，计划生育“节省”的钱是用来投资社会养老金、发展教育、提高医疗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这也是当初实行计划生育宣传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但是，我们的社保制度在老年化来临的时候还没有建立，我们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条件，即使相对于印度这个不太成功的、“超生”严重的国家，也没有显著进步，反而是不断倒退的。这些事实说明，我们的“人口红利”并没有被用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谁“盯上”、到哪里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比腐败更致命的行政成本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并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1]。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倍。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从经济视角考察，即通过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是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表明我国公务员的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过多。我国政府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约３倍于美国政府。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现在已经达到26∶1。除去老弱病残等非劳动力人口，差不多10个劳动人口养1个公务员。从全国来说，光工资，每个公民就得为公务员承担超过1500元（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城市高达三、四万元）。而中共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认为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那么公民承担的公务员工资远不止1500元。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文山会海、迎来送往、节庆和纪念活动、部门和行业利益膨胀等等，无一不是雪上加霜。同样是一辆车子，假如社会车辆运营成本每年为1万元，党政机关则要6到8万元，其运行成本要比社会车辆高出数倍。此外行政成本增高还表现在：消耗巨大财富的众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项目决策失误；建设过度超前，改造追求高档化（有些地方政府的办公设施非常奢华）以及重复建设；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的流失；土地出让价格过低；透支资源、透支环境。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庞大的计生委系统的存在，本身就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额外增加了行政成本。政府的手都伸进老百姓的被窝里，行政成本能不高吗？如果停止计划生育，乡镇干部可以裁减一大半，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减轻农民负担。
2、腐败
中国国家财政的钱多了，人员杂了（比如一个县只需要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兼任县长，两个副县长；但要是多增加两个副书记、三个副县长的话，不但增加人员工资，更主要的是这增加的5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是贪官，其造成的损失将是巨大的），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行政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46％上升到2003年的4.0％。如果算上决策失误导致的资金浪费，以及腐败问题所带来的社会财富流失，差距还要大数倍。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8.2万亿元，而“工资总额”在GDP 中比例甚小，只有12 ％左右，只有2万亿元，加上福利和农民的收入一万多亿，还有70％以上的钱不明去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没有腐败、或腐败气味不太多的钱款，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GDP 的1/3左右为占人口总数约1%的富人所据有，资本收入超过劳动收入，“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被颠覆。中国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意味着储蓄中很大部分是腐败收入，也就是说每年增加1－2万亿资本收入及其它灰色收入的资金进入银行，大约6000亿元流向国外，另外一些流向奢华的洋房、汽车、还有出国旅游、吃喝嫖赌等，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掏空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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