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关于银行股权贱卖的呼声,中国银行业的股权可能将沿着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价格为每股1.86元、美洲银行入股建行的价格是每股1.17元、苏格兰皇家银行入股中国银行价格为每股1.22元、工商银行的定价只有1.15元而一路走低。中国的银行对外国投资者私募价格的一路走低,让每一位并不富裕的中国人感到切肤之痛,但是,金融股权“贵卖”或者 “贱卖”之争仅仅属于股权的定价问题,这是一个最为表象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乃至极度的关注,并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答案,相反,可能会使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变得更加短视和浮躁。
其实,真正值得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卖金融企业(包括银行)的股权？为什么要超出常规地大比例地出卖掌握着产业资本命运的金融企业股权？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都严格控制本国超过10%以上的金融股权卖给外国投资者,同时将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的市场份额控制在10%以内,而我们为什么这么慷慨大方？难道是中国缺乏外汇了吗？实际上,我们外汇太多了,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难道是中国百姓买不起每股1.17元的建行原始股吗？难道那些制鞋织布的本土民营资本未来不需要向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进行产业升级吗？上个世纪60年代,如果中国台湾没有对本地金融企业进行长达近30年的保护,恐怕台湾本土实业家吴火狮及其后代现在还在艰难地经营着传统的纺织业,疲于奔命解决纺织品“压港”事件,绝不可能产生今天的新光金融控股集团。
如果好好思考一下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不难发现,真正的问题不是“贱卖”还是“贵卖”,而是为什么要卖、为什么这么大比例地卖、为什么在人民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情况下还这么急着卖(包括提高QFII的额度)？难道是让美元实现人民币资产的“建仓”？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否禁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是否正换一种方式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重复着“大跃进”的错误？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否也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上述这些更为深刻的问题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令人满意的答案。
招商引资、卖本求末
有观点认为,建行和美国银行、汇丰和交行及上海银行的合资,外资银行可以获得市场,中国银行业可以获取资金,可以获得新的技术。他们认为,中国改革20多年的成功经验在哪里呢？就是善于学习,你看中国的汽车业,车造得多好,不再是上世纪80、90年代那些老爷车,我们把最新的技术拿过来了。他们认为,服务业是软技术,金融服务主要是靠人,外资要进来一定要培训你的人,人培养出来了,文化培养出来了;不能说我们汽车业就没有拿来人家的技术,我们国产的东风车、夏利车各方面都很好,我们在和国外的、国内的合资企业竞争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类观点实属卖本而求末,或者说,以“本”为代价来换取“末”,相当于“以土地换粮食、换种粮的技术”的做法。企业的股权相当于农村的土地。在农村,再没文化的农民都不可能拿土地去跟外商做交易来换取种粮的最新技术或换取粮食。农民知道,如果没有了土地,即使跨国公司送他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拿一个
面对这种情形,时常“失语”的经济学家、专栏评论员可能会责备农民“不相信外资、不相信全球化,反对中国农业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的董事总经理也可能会给这个农民戴上一顶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永远理解不了的从美国进口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帽子,而且还可能通过他们满脑子的供求曲线和数学模型向农民推销他们的开放理念,但是,农民的心里却有自己的一个铁算盘:粮食产品是可以交易的,可是,土地是不能拿去换粮食、换技术、换管理、换机制的。如果鼓励国有银行向外资银行出让股权,以银行的股权为代价去换技术、换管理、换机制、换差价收入的话,那么,这种做法跟拿土地去换取种粮的技术、管理和粮食有何本质区别呢？我们应该向中国的农民学习一点朴素的真理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对外开放策略。
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反对闭关锁国,但是,任何开放战略都需要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从而制定出对外开放的科学策略与合理步骤。长期以来,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花钱可以买制度”,认为以股权可以换来管理、以股权可以换来技术、以股权可以换来信用文化。他们以“花钱可以买制度”为由,认为金融股权必须卖给外国投资者,而且没有贱卖。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花钱买制度”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花钱”之说就是承认贱卖股权,是贱卖股权的委婉说法,使得贱卖股权合理化。如果没有贱卖,那么,又谈何“花钱”？其次,“买制度”之说就是认为贱卖股权所形成的收入缺口能够换取国外的管理、技术、信用文化,而且后者可以弥补贱卖缺口。但实际上,股权可能贱卖了,缺口未必得到弥补。企图通过出卖股权、引进境外投资者来改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的治理结构,纯属类似于汽车业以市场换技术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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