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中医要是真正搞清楚了将引起科学技术革命

 钱学森在父亲钱均夫的影响下，自幼就对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浓厚的兴趣，并受其熏陶，注人自己的实际行动之中。晚年，他不止一次地向社会呼吁；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

1987年，他访问英国、德国回来，更加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在多次讲演或撰写的文章中，反复申明重视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道：“我在英国访问了10天。后来到西德去了慕尼黑，参观访问了德意志航空航天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基地。在那里吃午饭时，他们的副主任施罗德博士，谈了如下一段话：“他说他去年访问中国时，发现中国的青年人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中国有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应该保持。”施罗德博士还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不少青年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打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又打败了，德国还有没有前途？德意志的文化有没有价值？感到茫然。于是，学美国，想当美国人；学法国，想当法国人。后来，我们教育青年，一个国家要有立国之本，立国之本就是本国的文化传统。德国人决不能丢了德国的文化传统。这样才解决了青年人彷徨迷失方向的问题。”他还说：“我认为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可以促进本国的科学技术进步，但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还要靠优良的文化传统来解决。“我觉得施罗德博士的这番话的意思是诚恳的，是友好的。这里谈到的是青年人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的国家具有举世瞩目的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继承。同时，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个人认为，一是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立国之本’。”
对于祖国的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在钱学森身上最为突出的，是他在处理人际关系、家庭伦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均带有儒家思想的深深烙印。
钱学森认为，儒家思想中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某些部分，是很有道理的，是合乎人情的，因此，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关经世济民之说．他认为是符合一个人的成长和立业逻辑的、因此，他总是身体力行。钱学森很注重“修身”，他认为这是做人的根本。他严格践行“孝梯”之规，对父母善尽孝道；他是个独生子，无法履行兄长之责，但他视朋友为手足，对于妻子，他则是一个典型的好丈夫，与蒋英互敬互爱，忠贞不渝。
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对祖国传统文化中人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进行了研究。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糟粕，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新的行为科学的问题，并就行为科学的体系，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1985年5月中旬，在中国科协召开的交叉学科讨论会上，他大胆地提出了在现代科学技术中还要增加一个大部门：行为科学。这个问题一提出，引起了与会许多同志的兴趣。会后，他撰写了《谈行为科学体系》一文，发表在《哲学研究消年第8期上，为这新的学科的研究和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发扬光大祖国优良文化传统做出了贡献。
在祖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中，中医学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且包罗了传统文化中诸多的内涵，有许多至今仍然解不开的谜。由于它的神秘性和封闭性，影响了人们对它的研究，也影响了它自身的发展。如何促进祖国中医学的研究，促进中医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使祖国这一医学珍宝大放光芒，也成了钱学森所关注的文化热点。
1980年国家卫生部中医局局长、中医专家吕炳奎就中医学研究问题写信给钱学森。钱学森对这封信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于1980年8月份复信给吕炳奎。在这封信中，钱学森比较了西医和中医的两种不同的研究事物的方法——分析法和综合法，指出了西医研究中的弊病，大胆地提出了“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现代化，而不存在什么其他途径。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这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在中医学研究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钱学森提出中医现代化是祖国医学的发展方向，是有依据的。他认为：

第一，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在那时，为了深人研究事物，把事物分解为若于组成部分，一个一个地去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就在于此。然而，这一缺点早在一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了。到了大约二十年前，终于被广大科技界所认识，要恢复“系统观”，有人称为“系统时代”。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所以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第二，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现有的中医理论尚不能同现代科学技术联系起来，而科学技术一定要联成一体，不能东一块，西一块。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是医学的现代化。
......
后来，他这封信在新华社1980年9月19日出版的《内部参考》上发表了，谁知这篇文章竟然在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一位中医学院的同志写信给卫生部某领导，信中质问钱学森；“你钱学森算什么！你又不懂中医，你在那里大放厥词，该当何罪！”对于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钱学森认真进行了思考。开始，他以为自己的话是不是太冒失了。但是，当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对传统中医文化作了反复的分析、比较之后，当他多次同中医学专家进行了探讨之后，他不但没有退缩，相反，却更增加了他坚持这一观点的勇气和根据。在1983年1月21日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举办的迎春座谈会上，钱学森发表了题为《用马列主义哲学阐述中医理论》的讲话。他向中医学界的朋友们回顾了1980年8月给吕炳奎的信发表后，听到的一些不同意见。他说道；唉呀！可不得了，得罪了许多人?”“这一下倒是对我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教育。我才知道原来这里头真是复杂啦。”钱学森还讲了他对中医文化的认识过程。他说道：“原来是一股子热情，不了解情况，想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去阐述和解释中医，现在看恰恰相反。中医要是真正搞清楚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这些认识这几年我越来越深刻......“现在我可以说，我觉得我一点也没冒失，我还坚持不改！但是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性急。”为了推动中医现代化的研究，钱学森在百忙之中撰文，宣传自己的观点。他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钱学森指出：中医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医必须现代化，现代化 就是科学化。
钱学森在这篇文章中还深刻指出：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用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去总结阐述传统的中医理论。这样，才能使中医理论最后脱离“自然哲学””变成一部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唯象科学。
这一见解是超越前人的。只有充分把握了现代科学体系的脉搏，才有可能提出这样的见解。这一见解，为中医文化在现代科学大厦的构建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位。
在现代中国自然科学史上，钱学森大概是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多，并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自觉的一位自然科学家。钱学森以他那渊博的学识和一个自然科学家特有的眼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领会和理解。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发展等问题，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卓越的见解。而且，敢于同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言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1987年春天，钱学森出访德国。当年我驻德国大使郭丰民请钱学森向使馆人员和留德学生发表谈话。钱学森欣然应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题，讲了他的看法。
钱学森在讲话中，针对国内一些青年人在看待现实生活的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以及把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的情况，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我们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一切思维方式。他讲道：“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最高概括。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是把事物一段段分开来研究。如果搞不清楚，就再分细一点。这么一层层分下去，研究得很仔细。从近代科学发展到现代科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牛顿的力学是考虑整个太阳系、地球的宏观现象，后来觉得还要进一步研究，就细一点到了分子。分子还不行，再细一点，到了原子，以后到了原子的结构，原子核、电子云。原子核是怎么一回事呀？进一步研究就到了中子、质子。还不行，继续分下去，现在又到了基本粒子。就是这么一层层没完没了地解剖下去。”
钱学森接着又列举了生物学的研究，也是走的同样道路。然后他指出：“这种只讲分不讲合的研究方法、就有点机械唯物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了。这样分的越细就越看不到全貌了，你只见树不见森林嘛！我们中国古代对于研究客观世界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整体看问题。这又恰恰跟近20年来发展的最新科学，即所谓系统科学有相似之处。

   什么是系统科学呢？就是发现单从分解事物这样做下去，问题越搞越糊涂。生物学家都搞到分子生物学了，但是生理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说不清楚。那么就发现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用的这些分解方法，即所谓还原论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用另一种观点来补充，即系统观点，整体观点。也就是说，完全是整体不行，那就回到中国古代去了。完全是分解越来越细也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唯一的办法是把现代科学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两者结合起来。而这样一种结合，就是局部和整体的低层次和高层次的辩证统一。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论。”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还要不要发展呢？对此，钱学森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说道：“我这样说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要发展了呢？好像是一本圣经，照着文本去用就行了呢？那不行，那非栽跟头不可。因为事物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那么人类知识有新东西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要发展，要吸收新的科学成果。”
怎样发展呢？钱学森提出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想作为答案。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可分为九个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和文艺理论。这九个部门的划分是以研究或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为依据的。他说：“部门之分并不在于学科研究对象之不同，而在于研究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象只有一个，即整个客观世界，人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
钱学森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角度，把科学分为九个部门，他这种划分方法，既说明了科学的各个部门都是以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又注意到了各个学科部门是从各自不同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它们又是互相区别的。
科学的九个部门，除文艺理论外，其他八个部门都有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前者是基础理论，后者是实际技术，中间则是应用科学。这种部门的横向结构，是全部现代科学技术共有的，是共性，是整体结构。
钱学森认为既然九大部门有着共同的层次结构，因此，关于科学技术体系分九大部门的构想是合理的，是站得住脚的。当然，这九大部门的现代科学体系不能看成是不可变动的。事物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他说道：“我所设计的这九个部门都有各自的概括。”钱学森接着说下去，“比方，自然科学的概括是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的概括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后集中起来到了最高的殿堂吧，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样一个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科学研究知识的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受影响，要补充，要深化，要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死的东西，但是你必须用它来指导工作。因为这是证明了的人类最高智慧，你不用它，太傻瓜了！“这些话，我跟国内许多青年同志都讲过，我看青年同志不怎么接受。我上了年纪，他们怕面子上不好办，不敢批评；反正看表情就知道了（笑）。他们大概在想： ‘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科技人员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也搞得不错嘛！’大概是这么一句话吧。但是，我也有一句话：‘假设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那就如虎添翼比他还厉害。’恐怕在座的同志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国外的声誉是挺高的。中国学者不笨，而且真拼命干。所以，我说中国学者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了不起了。事实就是这样，从我个人的经历最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认识。“所以，我回答一位热心的德国朋友说：我们中国是有办法的。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同时又用我们工作中的经验不断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用这样一个办法，就把世界上人类智慧包括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集中起来了。这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方向。”
钱学森的这次讲演，以他精辟的创见，博得我驻德使馆人员和留学生的普遍赞扬。哲学家对待理性思维的态度是怀疑的，批判的。这种怀疑和批判正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内在动力，推动着认识的不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家不崇拜任何偶像。
这是1988年秋季的一天。在首都一所重点大学的阶梯教室里，一位颇有声望的哲学教师正在讲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听众席上有一位年迈老人当场对位哲学教师讲的课提出了异议。老人彬彬有礼地问道：“老师，我想提一个问题：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1886年写成。他和马克思总结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但是，100年来，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好多恩格斯180年前讲的事情，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还能照着书面上的字去理解吗！”提出这个问题的老人，便是年逾古稀的钱学森。
钱学森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已经研读过不知多少遍了，后来，他还结合阅读了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前后给马克思的信件。这些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使他受益匪浅。他自觉地将自然辩证法中许多哲学原理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但与此同时，他也反对将恩格斯著作中一些过了时的断语与结论奉为圣经，从而束缚人的手脚。
当钱学森向这位哲学教师述说完自己的看法以后，这位教师无可奈何地回答说：“书本上怎么说的，我们就应该怎么理解，你不能那样提出问题。”显然，很多人把本来是活生生的科学理论，变成了使人望而生畏、读而生厌的精神枷锁。“历史变化了，认识前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展。”这是钱学森反复强调的观点。在许多场合，他公然阐明自己的思想。他说道：“恩格斯概括了100年前的自然科学成果，恩格斯所讲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就有很多间题了。我们就要到21世纪了，我们不能光限于现在看到的这本《自然辩证法》。我们要根据现代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巨大成果，努力编写21世纪的自然辩证法》！”
他甚至很大胆地说过；“我们要继续前进，肯定是要‘离经’的，我们不能抓住经典著作不放，一字一句照着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OO年以前，没有看到今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怎么可以一切老靠着经典著作呢？所以，我们要发展。要发展，就要有新的东西。有新的东西，就离开了经典著作。但离经却不能叛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离开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这就是离经不叛道。”
哲学家胡昌善对于钱学森的哲学思想进行了长期研究，撰写了《钱学森哲学思想评述》一文，发表在1987年7月23日出版的《江汉论坛》上。其中，对于钱学森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发展，作了如下评述：
钱学森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树立发展的观点。要发展，首先就要吸收、反映、概括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在钱学森看来，发展的概念总是同创造性分不开的。发展意味着一种创新。而创新，就必然在某个方面有所否定，有所受革，有所前进。如果什么都没有改变，那就谈不上发展。对哲学的发展来说，当然是指理论上的创新。理论的创新自然就要表现为理论的内容或形式的变化。钱学森同志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或形式上去探求变革的。他的这种创新精神，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需要的。然而，如果把钱学森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观点，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盘否定，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们不会忘记，当年我国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人中，争相阅读美国人托夫勒著作的《第三次浪潮》的情景——托夫勒把人类历史上开始发展农业，建立封建制度称之为“第一次浪潮”；把产业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称之为“第二次浪潮”；把当前西方，尤其是美国出现的 “新的高科技革命”——计算机、航天技术等新科技的广泛应用，称之为“第三次浪潮”。在托夫勒看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计算机发展速度和应用范围的惊人扩大，将使整个生活迅速变化，农业将不需要用土壤来种植农作物，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可在工厂里，而且可增产10—15倍。
在托夫勒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已经不灵了，已经过时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马克思没有看到“第三次浪潮”。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我国青年中造成的思想混乱，是非常严重的。
马克思主义真的过时了吗？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大是大非间题。对此，钱学森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他在许多场合发表演讲，一针见血地批驳了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散布的有害观点。他说道：“酉方有人认为科学技术正在出现很大的变革，即所谓‘第三次浪潮’，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命运，解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上升等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在我看来，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生产的发展，它带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最后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变。旧的社会制度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必然会有变革。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始终没有变。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由制度造成的，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救不了命的。”讲到这里，钱学森把话锋转向了对现代新科技的认识，他说道：“我们决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决不能不看到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出现的许多新的发展。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到的计算机、航天工业，海洋开发、遗传工程等新兴技术，确实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研究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加快和有效地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从长远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