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刀：被高房价盗用的城市化正在走向歧途

可悲的是，中国关于城市化的种种设想都被高房价所利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现行体制，我们的法制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至，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别于全球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陷入了几大误区：

误区之一：无法实现土地增值的全民共享。

纵观全球各国城市化的进程，首先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实现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在城市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使拥有土地的人获得了土地增值的收益。而获得土地增值的人，在城市买房买车居住和生活，从而拉动了消费，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但是，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这个体制决定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所有土地的增值归集体所有，然后由集体在分配给个人，在这种由集体再分配给个人的过程中，是中国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分配体制，也产生了无数的浪费和腐败。由于乡镇一级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注定了政府要分享集体的土地增值的收益，而且，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拿的是大头，所以，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最大受益方。我们看见的许多城市周围乡镇政府的宏伟的大楼，就是这么来的，有的乡镇书记镇长一人就有整整一层楼几千平方米在办公，除办公室之外，还有卧室、小会客厅、大会客厅、会议室、茶室、酒吧、露天酒吧、秘书室、司机室和文员、服务员，奢华的连美国总统也自愧弗如。

这还不说，到了村一级，村干部并不想和普通村民享受差不多的财富分配，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将卖地收入用来和大家平均分配，而是给村民出点子，把钱用来办工厂、酒店和进城办公司，在这里有成功的范例，但是绝大多数失败了。而村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却将土地增值的收益挥霍一空。本应由土地拥有人直接享受的财富被瓜分和浪费。

误区之二：农村向城市的单项流动是中国式的城市化。

有没有人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而去偏远的乡村工作和生活，有，但是很少很少，还会被社会看作的轰动的新闻。然而，这在日本东京的城市化进程中，确实非常普遍的现象。

中国的农民工可以进城，而中国城市的白领绝对不会去农村。因为第一有户籍的限制，城市居民身份和农民身份有着天壤之别，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农民却只能靠自己的土地升值，可是土地增值的财富却不能完全享受；城市居民的子女上大学可以加分，农民子女想也别想；这种身份歧视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变得十分幼稚和可笑。第二中国在发展公共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很少考虑农村，以至使农村的医疗、教育、市政工程、道路交通极度匮乏，不具备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第三政府管理素质太差。

所以，我们看见的许多事物往往只是表象，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比方说，许多农村人来城市打工，被我们的媒体放大到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地步，其实，这些农民工并不是来城市生活，而仅仅只是打工而已。与其说这是城市化，还不如说这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用我们的资源换来了西方的消费市场，换来了一些低端的就业和消费。这应该和我们所讲的城市化无关。

迄今为止，我们看见的都是农村往城市的单项流动，而且这种流动随时会产生回流。去年金融海啸发生升后，中国有6000万农民工重回农村就是这种单项流动的最好反映。而这种单项流动，对房地产的促进效应是非常小的。

误区之三：失地农民在城市买房的少而又少。

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主要是产能过剩的局面没有得到扭转，而无力扭转产能过剩的局面主要是城市的生产发生爆炸性的增长而消费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如果追溯消费力没有呈现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没有实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的增加，没有让中国的农民享受到经济的繁荣，反而让两极分化越演越烈。

反映在市场层面，那就是政府没有办法控制楼市投机行为。2007年927房贷新政，即二套房贷首付提高到四成，很快导致的局面就是楼市成交量的全面萎缩，房价的大幅下降。本来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地方政府因欠债过多，怕影响土地出让的收益，在2008年9月15日以后，各大城市自行取消了二套房贷政策，为楼市投机大开方便之门，才有了2009年上半年房价的重新上涨，整个楼市已经不再是为了解决民生所需，而是把住宅当作资本投机的工具，疯狂的炒买炒卖。

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中国已经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有钱的人很有钱，在投资渠道有限而实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只有将资金投到不动产上，而这种投向因带来了房价的上涨，吸引了很多购买力不高的人跟风炒作。

官方在媒体的报道上并没有指出中国城市化的弊端，而是以城市化进程为幌子，诱导买家高价买房，才有高房价的持续。而在这种购买力当中，主要群体为投机炒家，其次才是年轻的白领和普通城市居民，真正失地的农民在城市买房时少而又少。这就是中国城市化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