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另一面

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另一面

 

作者：田文林

 

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另一面

 

田文林

 

 

俾斯麦曾经说过，聪明人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而蠢人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前者是先知先觉，后者是后知后觉，境界差异显而易见。但最可怕的则是不知不觉，或者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去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成为这场“百年不遇”金融危机的发端与缩影。该危机对世界经济乃至国际格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至今世人仍感觉寒风凛冽。因此反思这场危机带来的教训和启示，还是有必要的。

首先，这场危机打破了全球化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迷思。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诸多发展中国家却被无辜殃及，由此让人充分认识到看似康庄大道的“全球化”不为人知的阴暗一面。近些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炙手可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开口不谈全球化，几乎意味着不懂经济常识。诸如“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等说法屡见不鲜。与之相关，诸如“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体系”等政策倾向，更是成为一种莫名情结和流行时尚。前两年美国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出了本宣扬全球化的畅销书，叫《世界是平的》，据说很多地方副处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可见这种思想影响之深。

然而，凡事都要两面看。从理论源头看，支撑全球化理论的是形形色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一脉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斯密和李嘉图时期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及国际分工理论。从历史角度看，全球化进程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全球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它生产产品不是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是赚取更多利润，由此决定了产品消费市场必须得不断扩大。在国内市场不能满足销售需要的情况下，走向国际市场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悬殊的情况下，让双方进行自由竞争，看似公平合理，实则无异于让成年人与儿童进行角力，吃亏的只能是小孩，其最终结果只会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因此，全球化实际是由经济上已经位居上游地位的发达国家发起的运动，目的是通过经济手段打破落后国家最坚固堡垒，在全球范围维护这种强势，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经济自由主义造成这种一种状态：“其他国家必须对发生在它们本国的一切情况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将得到全球跨国新秩序的种种好处，而随之而来的风险与成本，则被分散到了美国国外。”几十年来南北差距不断拉大事实，以及当前这场由美国自己造成金融危机，却要殃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并要为美国埋单的不正常现象，都证明这些所言非虚。

因此，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盲目倡导和追随全球化进程，一心向往与西方接轨、过度依附西方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绝非什么好事，而只会强化“西方一咳嗽，东方就感冒”的连动效应，强化自己的不稳定性。拉美是最典型例证。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走了一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西方资本进入。外资进入的确令拉美国家GDP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基础并不牢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外资被抽走，这些国家便会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甚至弓『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最早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但也是最早陷入全面、深重发展危机的国家。20世纪初，阿根廷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第6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但一个世纪后，阿根廷却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外资银行处在破产的边缘，准备撤出阿根廷；停止偿还1500亿美元的外债；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1个世纪前的3797美元几乎减少45％，仅仅超过拉美5个最穷的国家。墨西哥在20世纪60年代是当时发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国家，被称为“美洲的日本”。但后来因1981和1994年金融危机从此一蹶不振。相比之下，当年20世纪30年代爆发大危机时，苏联坚持自主发展，没有过度依附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因而能在当时西方普遍陷入深度危机期间，非但未受牵连，反而实现经济大发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对致力于现代化之路的众多后来者来说，对全球化和国际接轨问题一定要有辩证法思想，要审慎地扬弃和吸收，而绝不能天真地照单全收。

其次，这场危机暴露出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证明美国模式不值得效仿。造成这场的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贪婪，有人说是监管不力，还有人说是金融体制，但从根子上说，还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祟的结果。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劳动异化现象的出现，即社会财富主要是按照占有资本的大小进行分配，而不是根据付出劳动量的多少，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即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这种状况最终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产品相对过剩，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因此，这场危机像资本主义历史上经历的多次经济危机一样，看似仅是场金融危机，实则是场最初在金融领域体现、其后向生产和消费领域蔓延的经济危机。可以说，只要是资本主导一切的社会，产生危机的根源就始终存在。

而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在这场危机中暴露无遗。根据《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的分类，资本主义有莱茵模式与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之分。两种模式的金融体制的源头迥异：前者是来自阿尔卑斯山谷，它强调互助性，金融为生产服务，强调企业发展优先和适度获利，因此相对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德国、日本基本采用的是这种模式。但这种模式“没有梦幻色彩，不好玩，也不带刺激性”。而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最初来自航海保险，由于无法控制出航风险，因此投资者追求短期利益优先，金融业可以脱离生产体系自我循环，因此它获取利润可能性更大，但风险性也相对较大。但这种模式充满诱惑性，因此被美国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追捧，最后连日本这样非常本分的“经济优等生”也耐不住诱惑，转而追随这种赌博色彩十足的美国模式。但这种金融模式脱离了生产、消费等实体经济，而成为一种依靠金融产品创新的“赌场资本主义”。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导致金融泡沫越来越大，直至最终破裂。而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则就是这种模式的失败。曾几何时，美国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令很多人眼花缭乱，无比羡慕。就连引发这场危机的“次级贷款”也曾被视为金融创新之举。然而，一场危机让人们意识到，所谓的金融创新，很大一部分无异于制造金融泡沫，只不过是华尔街用来圈钱的种种伎俩。英国历史学家佛格森认为，“雷曼倒闭意味着从上世纪80年代不断兴盛的西方金融大厦轰然倒塌了。”

需要指出的是，实行美国式金融体制有着诸多限制性条件，如严格的法制、来自宗教的道德观、公民意识和结社意识等等。但即便像美国这种法制健全，监管严密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仍未能逃脱过度投机的命运。而在文化背景与美国迥异的其他国家，由于缺乏类似美国那种严格的限制、平衡和纠偏机制，因此贸然引入美国模式，“只会比原版更强硬、更失衡、更弱肉强食”。

从更大的角度看，这种惟利是图的经济模式缺陷，也渗透到美国的霸权模式当中。我们知道，最初在世界霸主英国得以建立起庞大的“日不落帝国”，主要靠的是殖民占领和殖民掠夺。但这种直接建立在暴力和奴役其他民族基础上的霸权模式，明显过于野蛮和血腥，极易弓l发殖民地人民群起反抗，因而负面效应极大，难以长期维持。相比之下，其后全球称霸的美国主要是靠制度霸权支撑。二战结束时美国悉心建立起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经济制度框架，乃至当前竭力倡导“全球化”，力图将众多国家容纳其中。英国学者彼得·高恩在其《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并非完全是由学者鼓噪起来的，而是由西方的政治和商业精英有意为之的结果。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全球体系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强有力工具。美国实际是以由其主导、制定的各种所谓国际规则为平台和依托，主要通过商业和经济等间接方式，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这就是过去常说的“新殖民主义”。由于这种掠夺方式较为隐蔽，因此短期不易察觉，甚至有的国家被人卖了还替人点钱。但从长时段看，其负面效应一目了然：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实则使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而美国则凭借微软和波音这类高端产品，肆意掠夺他国财富，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绝对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应用：一方面是南方国家贫困的积累，很多人终日辛苦，仍食不果腹；另一方面则是北方国家财富不断积累，人们饱食终日，恬然自得，廉价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劳动成果。美国更是以世界不到5％的人口，消费世界25％的能源。但这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格局，不可能无限延续下去，迟早是要出问题的。9·11事件实际是南方国家以极端方式对美国模式的反击；而这次被称作“金融9·11事件”的金融危机，则是类似美国这样的富国，自恃财大气粗，结果过度透支消费能力，最后作茧自缚的恶果。两个极端事件看似互不相干，实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从长远看，美国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其霸权模式根本不值得效仿或追随。说得不好听点，美国模式实际是艘正在缓慢下沉的“泰塔尼克号”。认识到这点，我们一些人对美国或许就不会趋之若骛，拼命往前凑了。

 

 

《看世界》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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