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钱学森先生！

人民网科技北京11月6日电 前方记者赵纲从八宝山殡仪馆现场发回报道：现场有网友自发组织前来悼念钱学森。他们送来一个很大的花圈，上面写着“两弹一星横空出世惊寰宇，人民方傲立；民族脊梁风雪交加辞神州，国家可安好——乌有之乡网友敬挽”。

　　“10月31日一上班就接到通知，说钱老正在医院抢救，让我们尽快到301医院去。中途我打电话询问抢救的情况，结果被通知‘抢救无效’。”电话那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几乎哽咽……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钱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回想起与先生相处的那些点滴小事，钱学森先生的学生们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1955年他的博士学成回国时，他告诫：

　　“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

　　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找我谈话，说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

　　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钱学森凡事都站在国家的层面，没有私心，凡是只要为国家好，就去做。”钱学森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鸿儒说，他在做中科院力学所长的时候，在全国办了很多力学班，包括清华班、北大班、中科大班……他的观点是：全国谁搞得好，谁能干，就让谁干。

　　学生们担心知识面不够，不能胜任航天工作，他叮咛：

　　“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从1963年初开始，孔祥言与朱毅麟、褚桂柏等人一起，跟钱学森进修空间技术，并协助他规划我国1965—1975年的航天事业。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回忆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告诉记者，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年轻人提出新思路解决了火箭发射问题，他鼓励：

　　“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首任院长。

　　1964年，30岁出头的王永志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了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发射。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目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但是燃料箱的空间有限，不可能再加注更多燃料。

　　“我当时提了一个方法：卸一部分燃料。”王永志回忆说，因为当时天气炎热、温度很高，燃料相对剩余，干脆把多的卸出来，这样火箭就可以轻装上阵。“但多数人不以为然：燃料本身能量就不够，怎么能再卸出来一部分呢？”

　　“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一共打了3发，都达到了预定射程。”

　　钱学森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还向别人提起，说：“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

　　“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回忆说。

　　媒体举办“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研讨会，他自谦：

　　“向我学习，我不敢当”

　　200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96岁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

　　“钱老对过生日一向低调，只是家里人简单聚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告诉记者，当他把这件事向钱学森汇报时，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

　　“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

　　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

　　涂元季说，在钱老与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

　　．家庭部分：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门窗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教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态，嫁女择婿忽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熟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享。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对于父亲的离去，我有两个意外：一是没想到，父亲走得这么突然，我们这些年积累的应对疾病的经验用不上了；二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家里吊唁，让我很感动。”今天，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前两天下雪，我们在外面搭了个4间房大的棚子，放大家送来的花圈，原以为4天怎么都够用了，没想到1天半就放满了。”

明天就是钱老的遗体告别仪式，钱永刚很忙，手机不停地响。“进了院门往左转，然后哪儿人多你就往哪儿走吧。”这是他给一位问路者的答复。

的确，正如钱永刚所说，即使是从未到过钱老家的人，也很容易在阜成路8号这个很大的院子里，找到他们想去的地方。

当闻到从那座老旧的红砖楼飘来的淡淡花香，看到楼门外那层层叠叠的花圈时，吊唁者知道，自己仰慕已久的那位伟人的家就到了。

已是中午时分，吊唁的人依然络绎不绝。或抬着硕大的花圈，或捧着素雅的花束，或举着一支两支的花朵，只为了在钱老的遗像前鞠三个躬，让他们的思念陪伴钱老一路走好。

“这几天，至少有七八千人前来吊唁。从祖国四面八方来的都有。”钱学森的秘书李明告诉记者，“有很多外地的普通老百姓，与钱老生前没有任何交往，但听到消息后，都自发赶来吊唁。有个女同志在火车上听到钱老去世的广播，当即找了个车站下车，临时买了张来北京的火车票，为的就是到钱老家献束花。”

大部分吊唁者会选择默默离开。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家鲍世行老人从钱老家出来后却主动走到了记者跟前。除了回忆与钱老交往的点点滴滴，他更愿意讲述的故事是：当送他来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他是来吊唁钱老后，立即表示：分文不取。“钱学森是空前绝后的大科学家，我送您到他家吊唁是应该的。”

站在一旁的李明说，这类感人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根据鲍世行提供的车号京BH6994，记者找到了司机所属的北京市海淀利强出租车公司，然而，公司负责人联系司机后给的答复是：“司机说了，这算是表达她对钱老哀思的一种方式吧，没有必要接受采访了。”从这位负责人那里，我们获悉，司机叫马英杰，是位50岁左右的女同志。

在钱老家楼门口，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正把花圈搬到楼的东侧，那个挺宽的过道也几乎被花圈占满了。“我们需要把楼前的地方腾出来，摆放吊唁者新送来的花圈。”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4天来，这个动作他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遍。（来源：科技日报 罗晖陈磊）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受表彰的专家颁发功勋奖章。会后，有关领导来到钱学森同志家，将授奖证书转发给卧病在床的钱老，把金光闪闪的功勋奖章佩戴在钱老胸前。此后，钱老常常沉浸在对过去一些事情的回忆中。以下的文字便是钱老的秘书涂元季根据钱老的零散谈话整理的。——编者

感谢党、国家、人民和军队对我的表彰。在我们国家，干成“两弹一星”这样一件伟大的事业，首先要归功于党的正确决策。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们看准了这件事，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敢于作出这个决定，是很了不起的。

当时我向中央写关于导弹研制工作的建议，是受到周总理的鼓励和支持的。我们搞12年科学规划，将导弹列为重点项目和紧急措施，也是在周总理、聂老总的亲自领导下完成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世界上几个大国已进入所谓的“原子时代”。美国常常拿核武器威胁我们。为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长治久安，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导弹。以后又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时我们新中国建国不久，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时我们连汽车都没有造出来，还能搞导弹？所以当时并不具备搞“两弹”的条件，说“白手起家”一点都不假。开始我们想争取原苏联的援助，但他们后来不给了。这就逼着我们自己干，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党把全国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事实证明，只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比如当时我们的通信手段非常落后，一搞大型试验，就要占用全国一半以上的通信线路，邮电部只好关闭大部分通信用户，把线路调归试验使用。为了保

证试验任务的组织指挥畅通无阻，不出任何差错，把全国的民兵都调动起来守卫电线杆，一个民兵看管两个电线杆，确保万无一失。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这种事情谁能办得成？

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是这项事业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表现了极高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

周总理是具体负责“两弹一星”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精神，“两弹一星”不仅仅是核和航天两个部门的事，要组织全国各有关单位、部门大力协同。科学院是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力量的大本营，他们对“两弹一星 ”事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其他如大型机械设备是机械部做的；一些特殊的材料，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是由冶金部、化工部和纺织部提供的；一些重要的电子仪器和元器件是电子部、邮电部完成的。当然，国家综合部门，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等，也是将“两弹一星”列为重中之重，全力给予保证的。有一次中央专委开会，最后说到经费问题，周总理立即对李先念同志说：“先念同志，请你高抬贵手。”李先念把手举得高高地说：“对于‘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是抬得高高的。 ”像以上这些高层次的组织协

调工作，都是周总理亲自出面做的。而各部门、各单位对于“两弹一星”的任务也都是不讲条件、全力以赴地保证完成。像这样的大协作，也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办到。

周总理严谨细致、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令我们敬佩不已。有关“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都由中央专委开会决定。而每次中央专委开会，周总理都细心听取每个人的汇报。他的记忆力极好，一些复杂的技术数据，听完汇报他都能记住。如果下次汇报有出入，他会追问什么原因。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周总理总要听取每个人的意见。由于他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他总能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正确的决策。周总理在主持“两弹一星”工作中，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楷模和典范。周总理根据这项事业的特点提出的“三高”要求，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当年取得成功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

聂荣臻同志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具体组织“两弹一星”事业。聂老总虽军旅出身，但作风却十分民主而又平易近人。他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关心科学家的生活，为科学家们创造条件，保证科研攻关的顺利进行。聂老总对科技人员的关怀真可谓无微不至。从大的方面说，由他主持制订的科研工作十四条，充分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大大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他还号召各级党政后勤人员都要为科研工作服务，为科研人员服务。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服务员。所以，只要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反映到聂老总那里，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这些困难包括一些大的方针、方向性问题的确定，重大项目的决策，人员的调配落实，机构的组织建设，以及一些物质、设备的调拨等等。从小的方面说，像对我个人生活的照顾、住房的安排、警卫和医疗卫生工作的部署等等，

聂老总都亲自过问。至今我仍住在老房子里不愿搬家。因为它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

凡是当年参与“两弹一星”事业创建的老科学家和科技人员都对聂老总的关怀深有体会。特别是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又要坚持科研攻关，不少人患了浮肿病。聂老总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亲自出面，给各军区打电话，要他们支援“两弹”研制工作。于是从各军区调来了一批黄豆、带鱼、猪肉和羊肉等，分给科技人员，以度过难关。可贵的是，当时直接负责调拨分发的行政后勤人员们却一口也不吃。所以尽管当时大家都很困难，却能团结一心，勒紧裤带，白天奋力工作，晚上加班加点。前不久我们纪念了聂老总诞辰100周年，大家都怀着崇高的敬意，深切怀念他老人家。

当时在周总理、聂老总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人员组织是按军事化的要求，结合研制工作特点进行的。从总体到各分系统，再到各部件、器件等，层层分解，层层组织，每项具体工作都有人负责。改革开放以后，有些美国专家来访问，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组织管理得如此严密细致，大为赞叹。

我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至于我个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按照党的要求，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