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挤占了居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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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 钱震杰
2009年11月06日09:43
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人过于节俭，因此设法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消费需求。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表明，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居民部门是否过多地进行储蓄，而在于居民部门是否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消费支出。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可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进行考察。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初次分配首先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可通过按劳动者报酬、资本收入以及生产税净额分类的收入法GDP来反映，其中资本收入则进一步分为财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从要素分配来看，我们的测算表明，1996—2005年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经济结构转型、垄断程度、国有经济的比重、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税负水平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通常所说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以及有偏技术进步的影响却不大，原因是经济总体的要素替代弹性接近1。在要素分配份额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影响最大的首推经济结构转型——由于农业收入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远高于其他产业，随着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劳动收入份额必然下降。其次，由于垄断经济的资本收入份额更高，垄断程度增加也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国有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高于非国有经济，因此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第三个主要原因。
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相对，生产税净额和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均有上升。在资本收入中，1996—2005年间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变化截然相反：前者明显上升，后者却明显降低，原因是这一时期利率下降幅度较大，从而造成财产性收入下降，而这却变相地补贴了借用财产的部门，加上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因此经营性收入占比上升。
国民收入的延伸性要素分配
以要素分配为基础，各要素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的分配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阶段中的延伸性要素分配。由于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分别全部由居民和政府取得，而资本收入则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部门间按一定比例分配。因此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以及各类资本收入在各部门间分配比例的变化，都会影响各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
政府收入由生产税净额和资本收入构成，由于政府在资本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政府收入占比对要素分配中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并不敏感，生产税净额的影响则最重要。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的变化表明，在1996—2005年间，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随着国民收入中生产税净额占比提高而上升。
在1996—2005年间，要素分配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降低，使得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减少。除了劳动收入之外，居民部门还取得资本收入。在这一时期，一方面，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居民部门在财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中取得的比重从60％和35％分别下降到38％和25％。这些都使居民部门取得的资本收入（特别是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明显下降。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企业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大幅上升。由于资本收入是企业收入的唯一形式，因此可从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要素分配中所占比重，以及这两种收入由企业所分得的比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由于经营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上升幅度较大，而经营性收入中由企业所取得的比重也在上升，这就使得企业取得的经营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另一方面，虽然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但财产性收入中由企业取得的比重却有所上升，两方面的变化相互抵消，因此企业的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变化很小。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阶段，通过所得税、社会保险缴费和福利、社会补助等经常性转移支付，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三个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将得到调整，最后形成可支配收入。因此可支配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分配格局的变化来自两个阶段，一是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二是再分配阶段转移支付的变化。
在1996—2005年间，居民和企业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增加；同时政府取得的社保缴费上升的幅度高于其社保福利支出，使得政府取得的社保净缴款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另外，政府向居民部门提供的社会补助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有所减少。总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的基础上，再分配阶段各类转移支付的变化都在增加政府收入占比。因此通过再分配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
与政府收入占比的变化相对应，企业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比它们在初次分配阶段有所下降。由于在1996—2005年间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部门占比上升，居民部门占比下降，因此通过再分配后，企业收入占比上升的趋势有所抑制，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
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居民储蓄倾向过高，而是居民收入不足
过去的十多年来，国民收入中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大幅下降，政府和企业的比重上升。由于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这一变化使得我国这些年来消费需求不足，投资率却高居不下。
宏观需求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这似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老生常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人过于节俭，因此解决办法是设法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消费需求。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表明，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居民部门是否过多地进行储蓄，而在于居民部门是否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消费支出，这不仅仅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整个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问题。当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无法跟上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时，其消费需求也无法跟上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本质上讲，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居民储蓄倾向过高，而是居民收入的不足。
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增加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方面能使人民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改善我国的宏观需求结构已成为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宏观需求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内在一致性，又要求我们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同时，因为劳动收入的分配往往比资本收入的分配更加平均，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特别是增加劳动收入的占比，对于促进平等、建设和谐社会也有其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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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人过于节俭，因此设法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消费需求。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表明，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居民部门是否过多地进行储蓄，而在于居民部门是否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消费支出。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可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进行考察。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初次分配首先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可通过按劳动者报酬、资本收入以及生产税净额分类的收入法GDP来反映，其中资本收入则进一步分为财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从要素分配来看，我们的测算表明，1996—2005年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经济结构转型、垄断程度、国有经济的比重、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税负水平等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通常所说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以及有偏技术进步的影响却不大，原因是经济总体的要素替代弹性接近1。在要素分配份额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影响最大的首推经济结构转型——由于农业收入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远高于其他产业，随着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劳动收入份额必然下降。其次，由于垄断经济的资本收入份额更高，垄断程度增加也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国有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高于非国有经济，因此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第三个主要原因。 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相对，生产税净额和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均有上升。在资本收入中，1996—2005年间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变化截然相反：前者明显上升，后者却明显降低，原因是这一时期利率下降幅度较大，从而造成财产性收入下降，而这却变相地补贴了借用财产的部门，加上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因此经营性收入占比上升。 国民收入的延伸性要素分配 以要素分配为基础，各要素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的分配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阶段中的延伸性要素分配。由于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分别全部由居民和政府取得，而资本收入则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部门间按一定比例分配。因此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以及各类资本收入在各部门间分配比例的变化，都会影响各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 政府收入由生产税净额和资本收入构成，由于政府在资本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政府收入占比对要素分配中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并不敏感，生产税净额的影响则最重要。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的变化表明，在1996—2005年间，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随着国民收入中生产税净额占比提高而上升。 在1996—2005年间，要素分配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降低，使得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减少。除了劳动收入之外，居民部门还取得资本收入。在这一时期，一方面，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居民部门在财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中取得的比重从60％和35％分别下降到38％和25％。这些都使居民部门取得的资本收入（特别是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明显下降。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企业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大幅上升。由于资本收入是企业收入的唯一形式，因此可从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要素分配中所占比重，以及这两种收入由企业所分得的比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由于经营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上升幅度较大，而经营性收入中由企业所取得的比重也在上升，这就使得企业取得的经营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另一方面，虽然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但财产性收入中由企业取得的比重却有所上升，两方面的变化相互抵消，因此企业的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变化很小。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阶段，通过所得税、社会保险缴费和福利、社会补助等经常性转移支付，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三个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将得到调整，最后形成可支配收入。因此可支配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分配格局的变化来自两个阶段，一是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二是再分配阶段转移支付的变化。 在1996—2005年间，居民和企业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增加；同时政府取得的社保缴费上升的幅度高于其社保福利支出，使得政府取得的社保净缴款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另外，政府向居民部门提供的社会补助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有所减少。总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的基础上，再分配阶段各类转移支付的变化都在增加政府收入占比。因此通过再分配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 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居民储蓄倾向过高，而是居民收入不足 过去的十多年来，国民收入中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大幅下降，政府和企业的比重上升。由于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这一变化使得我国这些年来消费需求不足，投资率却高居不下。 宏观需求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这似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老生常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人过于节俭，因此解决办法是设法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消费需求。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表明，当前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居民部门是否过多地进行储蓄，而在于居民部门是否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消费支出，这不仅仅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整个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的问题。当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无法跟上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时，其消费需求也无法跟上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本质上讲，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居民储蓄倾向过高，而是居民收入的不足。 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增加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方面能使人民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改善我国的宏观需求结构已成为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宏观需求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内在一致性，又要求我们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同时，因为劳动收入的分配往往比资本收入的分配更加平均，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特别是增加劳动收入的占比，对于促进平等、建设和谐社会也有其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