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谈中国改革30年：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转载]

1998年纪念中国改革20周年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经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感受: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 而今,又过去10年。 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的光明前景更清楚地展现在面前，另一方面又充满变数。我们用30年时间使得中国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一改1957到1977年的20年停滞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贫困人口数大幅减少；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腐败现象依然严重，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面临艰难的攻坚。这都使某些社会矛盾趋向复杂化。 值此改革开放30年之际，《小康》杂志对话吴敬琏先生，畅谈成败得失，展望改革未来。 三个值得注目的事件 《小康》:今年要纪念改革开放30年，这是一个很值得回顾和反思的阶段，这30年您个人的经历与改革紧紧相联，其间值得注目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吴敬琏:回顾30年，我个人认为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三个: 一是1984年明确“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标志着经济改革制度目标的确定和市场化改革的启动； 二是1994年根据“整体推进”方针开始进行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对改善企业的市场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和战略性调整，也为后续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跨越一大步，跟1994年启动的全面改革有直接的关系； 三是1997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以及调整所有制结构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大大改善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为市场经济构筑了微观基础。这突出地表现为率先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 危机感来自何处 《小康》:您说过，对中国发展前景“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现在最让您有危机感的是什么？ 吴敬琏: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有可能出现逆转。这种阻碍和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忽悠大众，把他们引向反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果他们相互为用，扭转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势的逆转。 《小康》:您以前就指出过，这两种阻碍改革的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用以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自己。第一种力量极力保持和扩大特权，以便掠夺大众以肥私；第二种力量则利用大众对腐败的不满，诿过于改革开放，制造开倒车的舆论。具体地说，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 吴敬琏: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苏东国家的“增量改革”战略。这就是说，先不对国有经济采取大的改革动作，而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逐步壮大。这是一种聪明的、成效显著的改革战略。但是，它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能够凭借权力获益的人就力图阻碍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受到削弱；或者极力扭曲改革，以便通过权力获得更多的财富。 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开放，商品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反之，当正确的改革决定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指专制条件下的权贵私有化)，或者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时，就会造成腐败的蔓延，引起大众的不满。 《小康》:您80年代中期就指出过要警惕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这些年许多专家也在不断呼吁。但是，这一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从早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最近十年的土地、金融等要素寻租，直到买官卖官，这些年“权力搅市场”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新的寻租形式层出不穷，“寻租”和“设租”已然形成恶性循环。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难以解决”并非必然。我看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又不利。许多事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例如，改革进行到中途，某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因此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 除经济改革迟滞之外，世纪之交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部分官员滥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强化对工程立项、股票上市等的审批等等，这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由此获得暴利。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滞后。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一直进展不大。为什么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这是一个经过事实检验的真理。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小康》:您前面讲到的第二种社会力量在最近发生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您对他们的主张有何评论？ 吴敬琏:面对着权贵资本主义的腐败现象，大众完全正当地表达了他们的强烈不满情绪。而第二种社会力量正是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造成当前社会中种种恶劣现象的原因作出歪曲真相的解释，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都是由改革被“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发生了方向路线错误，即市场取向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摈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旗帜，重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里关键的是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究竟是改革带来的，还是改革不彻底带来的；第二，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是推进经济改革和加快政治改革，还是裹足不前，甚至向后倒退。 这里，我只举一个如何对待贫富差距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旧路线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正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学术界的人都知道，我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了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的捍卫者断言，它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发财致富。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进行民粹主义式的鼓动和采取平均主义的政策“劫富济贫”，因为落后只能使我们退回到造成了千百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去。总之，我赞成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方针，在取缔非法收入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小康》:面对这一场辩论，中国党政领导的态度和方针是怎样的呢？ 吴敬琏:我认为，党政领导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3月6日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已经明确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在十七大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于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倒退没有出路。” 十七大后的课题 《小康》:显然，一切关心中国进步的人应当团结起来，扫除障碍，按照十七大指出的方向推进改革开放。您认为，为了推进改革，应当做哪些事情呢？ 吴敬琏: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明确认识。然后，还得真抓实干，落实措施。 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是拥护“十七大”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论述的。旧路线的捍卫者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市场。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因为虽然大多数人在大的原则、方向问题上的认识是清楚的，但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像国企改革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等等，事情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在前一段时期旧路线捍卫者的宣传攻势下，一些在极“左”路线当道时代流毒甚广、改革开放以后遭到大众唾弃的错误观念又死灰复燃。凡此种种，都需要在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认真的研究和切实的讨论加以廓清。前面我已经举出了贫富差别问题进行讨论。其他如国企改革问题、医疗保障制度问题、教育改革问题等等，也应当加以澄清。 《小康》:在前些时候的改革大辩论中，有些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精英和草根、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分化和断裂。市场化改革只有利于精英和富人，而不利于草根和穷人。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推进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 吴敬琏:我觉得不能认同这样的分析。 第一，在我们的社会里，除了处于两极的少数权贵和弱势群体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其中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收入阶层。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展，他们的队伍正在迅速扩大。十七大说得很清楚，到2020年，要让中等收入阶层成为多数。 第二，中等收入阶层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和我国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根据这种分析，把我国社会简单地划分为富人和穷人、精英和草根、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动仇富和反智，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 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去反对和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未来改革的关键 《小康》:在改革的实际推进上，还有哪些事情有待完成？ 吴敬琏:需要完成的事情很多，例如: ——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既使得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从务农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需要加以解决。 ——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也没有完全到位。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有待加强。资本市场的重要特点在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因此资本市场监管的要务，在于对公司信息披露准确性和及时性进行合规性监管。如果不此之图，而企图用行政审批等手段来保持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只能适得其反，使它成为“政策市”、“寻租市”，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建立。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法治建设需要认真进行。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十五大作出建设法治国家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小康》:那么推进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吴敬琏:在我看来，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是从宏观到微观，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无所作为，它要管好它应该管的。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它的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钱交易等状况。 应当承认，由于我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历史惯性，实行宪政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在刚刚开始的新阶段中，我们必须克服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把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中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