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治国差距

假如在青天白日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该是何等壮观的一种景象？这种奇异的巧合并非臆想。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他们都是大气磅礴的传奇君主，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在17至18世纪中把各自的国家带入鼎盛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然而，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雷池半步，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辉煌，盛极而衰，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在被西方列强鲸吞蚕食的同时，竟还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 　　　　远在西方的马克思，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今天，重新翻检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盛衰无常的历史周期律无可逃遁，还是幸运女神偶然间与中国擦肩而过？这是一首悲欣交集的凄凉挽歌，令人回味，发人深省。 　　 一、少年登基 性情各异 　　　　如果不是上帝插了手，谁也无法解释康熙和彼得一生波澜壮阔的历程，竟然充满那样复杂而神秘的巧合。他们同是少年登基，同样博学勤政，甚至连幼年的曲折命运，也充满谶语般的暗合。 　　　　年幼的康熙和彼得都是不幸的。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只是皇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庶妃。玄烨降生时，父亲顺治皇帝正对满洲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即传说中的明末名妓董小宛）爱得死去活来，哪有精神顾得上这个不请自来的小儿子。出生不久，玄烨即遭到当时被人视如洪水猛兽般的天花的侵袭，命悬一线，尽管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侥幸存活下来，却让后来的康熙大帝从此留下一脸不太好看的麻点。不幸接踵而至，他八岁丧父，十岁时疼爱他的母亲又死了。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心灵创伤。康熙后来回忆到，那年母亲生病的时候，他日夜守候在床边，滴水不进。母亲去世时，年仅九岁的他日夜啼哭，不思饮食，每念及此，康熙晚年不无悲伤地说，他在父母的膝下没有得到一天的欢娱，“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 　　　　但玄烨又是幸运的。他有一位宽仁博大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十分关心他的成长。这位富有政治头脑、品性贤良的祖母，对玄烨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为玄烨成为一代明君打下了坚实基础。她经常给小孙儿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激励他将来要秉承祖先英烈之风，成为有抱负、有作为的人物。她一直以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儿，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甚至连一举一动都要“俨然端坐”，中规中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幼年的不幸，砥砺玄烨更加勤奋地学习。从五岁学习开始，他早出晚归，无论严寒酷暑，从未中断。父母双亡后，他更加发奋努力，系统学习治国安邦之道，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还拜武艺高强的侍卫阿舒默尔根刻苦练习骑射技艺，纵马射猎，十矢九中，英武非凡。他常常虚心地咨询左右，甚至不耻下问于身边的太监。繁重的学业差点儿压垮了他的身体，他累得咯血，仍然坚持学习。后来不得不发展到需要针灸治疗的地步，以至于多年后康熙皇帝一闻到灸条的艾味还心有余悸。 　　　　康熙一生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训练，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谓“全能皇帝”。正是这种严格认真的教育，形成了康熙雄浑博大的学识修养，培养了康熙果断坚韧的人格力量。 　　　　公元1669年，康熙正式亲政。这位蓄势待发的年轻君王，一旦坐上至高无上的王权宝座，就显示出不可遏止的治国雄心。他十四岁时就亲自谋划铲除了位高权重、专横跋扈的鳌拜，一生先后平定三藩之乱，东北反击沙俄，西北扬威平叛，修德中外一家； 对内则治河安邦，富国裕民，肃清吏治，开创出“康乾盛世”的繁盛局面。康熙的一生，既能纵横疆场、运筹帷幄，又能经世济民、安邦治国，达到儒家标准的“内圣外王”境界。这样的帝王，如果不是处于一个终结蒙昧的封建王朝，也许算得上“千古一帝”了。 　　　　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康熙晚十八年出生的彼得同样命运多舛。他来之不易的皇位，显得更为血腥。彼得的父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老年得子，欣喜若狂，对彼得宠爱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彼得年仅四岁，老沙皇突然病逝，孤儿寡母、势单力薄的彼得母子命运岌岌可危。彼得十岁那年，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斗争，同父异母的索菲娅公主先发制人，以谎言和承诺赢得射击军的支持，兵围皇宫，拥戴彼得一派的皇后亲属纷纷人头落地，一颗颗血淋淋的头颅被挑到射击军的矛尖上。索菲娅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此情此景让彼得深受刺激，他的一生从此崇尚暴力，在残暴与恐惧之间彷徨。索菲娅是个阴险狡猾的女人，她那种翻云覆雨、复杂多变的政治手腕，给年幼的彼得以深深的影响，使他学会对待敌人应该如何恩威并用，残酷无情。 　　　　和康熙幼年生活在野心勃勃的鳌拜的阴影下一样，彼得母子在索菲娅公主高悬头顶的利剑下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彼得虽然是名义上的沙皇，而真正的大权却紧握在索菲娅公主手里。他们被索菲娅公主赶出了莫斯科，流放乡间。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生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彼得如同脱笼之鸟，自由翱翔。与从小生长在深宫红墙内锦衣玉食的康熙不同的是，彼得不认为手工是贱活，他对实用技术有着疯狂的热情，办公室里有木匠、石匠、铁匠的全套工具，一生精通十二种手艺。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也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业余爱好，有喜欢做木活的，有爱好设计下水道的，有喜欢做生意的，甚至有像北齐后主高纬那样喜欢扮乞丐行乞的。然而彼得并没有只荒嬉沉醉于一己之好，他酷爱学习，对历史、地理、炮学、造船都充满浓厚兴趣。而他最乐此不疲如痴如醉的还是军事游戏。广阔的乡间成为他最好的训练场。他的儿童玩具几乎全部是由马刀、战鼓、小火炮组成。他十一岁就学会发射大炮，十三岁就会使用手枪和毛瑟枪。他在住所旁边构筑了带炮塔的兵营，周围挖了壕沟和阵地，他常常组织村里的小孩们玩打仗游戏，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后来，年幼的彼得心血来潮，竟向索菲娅公主申请索要一批真枪实弹。索菲娅暗暗欢喜，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子，一直是威胁她独霸王权的一块心病，如今眼见他玩物丧志，不问世事，索菲娅不禁喜从中来。她不但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甚至还送去了大炮和正式的编制。索菲娅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似玩闹的游戏断送了她的权柄。 　　 　　　　彼得搜罗了一些外国军人，招募了六百名童子军，立志将他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军队。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担任了鼓手。他甚至举行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导致他的二十名“士兵”丧命。而这些与彼得玩耍长大的孩子，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他的重臣，比如儿时当过猪倌的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为他的陆军大元帅，而这支童子军也成为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军队，远比射击军精锐。 　　　　当索菲娅公主终于认识到彼得原来是一颗即将孵化的蛇卵，为时已晚了。和康熙借摔跤角力的满洲少年“善扑营”智擒鳌拜一样，十七岁那年，彼得统领由他组建的“少年团”一举粉碎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集团，把这位凶残的女大公关进了修道院，开始行使皇权。 　　　　 但不甘失败的索菲娅公主，趁彼得到国外学习之机，于1698年再次挑动射击军发动兵变，但很快被效忠于彼得的谢英将军成功镇压。这次彼得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他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敌人，下令杀死一千多人，那些已死去的贵族被从墓中挖出来鞭尸。他亲自挥舞马刀砍下射击军的头颅，还逼着大臣们跟他一道下手。他把叛乱的射击军的头颅挂在索菲娅公主的窗外，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和他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彼得在一片盛怒的血海之中，建立起他绝对的权威。大幕刚刚拉开，一切仅仅才只是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性格决定命运，现代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这条真理对康熙和彼得来说同样适用。不同的是，两个权倾天下的男人决定的是中俄两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彼得也只有十岁，都一样勤学尚武，天资过人，早年即显示出过人的胆魄与能力。他们都曾有过受制于人的傀儡皇帝经历，又以相似的手段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封建王权血腥残酷的宫廷斗争，成为酝酿他们早期性格的共同温巢。而在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时，不同的文化土壤和性格气质，就已锻造出他们明显的差异。少年时代那一幕幕以暴制暴的经历，使彼得终生崇尚强权，充满野性不羁的气质里蕴涵着强烈的叛逆精神，他要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抽打着俄罗斯一路飞跑；而康熙自幼酷爱中国的儒家文化，并终生用它来治理中国 二、博学勤政 治国殊途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驾齐驱。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层层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是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术，谨记祖母当年“得众则得国”的教诲，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他对于老百姓的仁慈宽厚，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卧地上。拦挡圣驾非同小可，侍卫正要严加惩处。康熙立马阻拦，令人问明情况，得知他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回家路上因为饥饿晕倒了。康熙说不要惊吓了他，你们马上热粥给他喂了救他。王四海喝了热粥之后苏醒过来了。康熙了解到这个人家里的确很困难，又送他盘缠让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尽，四处传颂当今圣上的爱民功德。这件小事是康熙治国爱民的一个缩影。他常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 　　　　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家给人足”作为最高的治国目标。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小农社会里，这不仅仅是家家户户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历代君主的政治理想，构成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康熙竭力维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他清楚地给自己设计了为政的蓝图：“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位六十一年中，康熙废寝忘食，鞠躬尽瘁。有时为追杀敌军，一连三天不下马，其骁勇与顽强绝非常人可比。他对送来的奏折是有奏必签，右手患病拿不住笔，左手也要执笔批签。即使秋季围猎习武，白天纵横奔驰，每晚仍不辞劳苦，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康熙起居注册》真实地记载，他每天早上“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把御案搬到乾清门前去办公，辰时准时上朝，御门听政，巡游在外也要在行宫的大蒙古包里按时办公，无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由于康熙的榜样一直到光绪都坚持下来。　　 　　　　当康熙终于看到天下太平，国势日盛之时，随即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满足于百姓岁足年丰、人民鼓腹讴歌的社会图景，到处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另一条道路上，彼得则用严酷的鞭子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进行急行军。 　　　　如果说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质外，还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时刻潜藏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驱使的话，彼得则几乎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价“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普希金） 　　　　他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为了推行他的强国梦想，他不惜一切代价。用普希金的话说，彼得的某些诏令“是用鞭子写成的”。有一次彼得和首都警察局长乘车过河，彼得发现桥梁出了故障，他觉得这是警察局长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所致，不由分说给了这位局长一顿好打，以示警告。彼得说：“这是要你好好记住，一定要让大街和桥梁畅通无阻，以后你自己要多加巡视。”沙皇在给警察局长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课后，又挥挥手说：“上车吧，老弟！” 　　　　挥舞着鞭子的彼得并不是一味蛮横，他自己就是尽职尽责、身先士卒的楷模。彼得堡早期每年总要着上几场大火，时任法国驻俄大使儒埃尔写道： 　　 “我多次看见他第一个来到失火地点，雪橇里带上他的消防水泵。他参加全部的灭火工作。由于他的思想异常敏捷，他能立即判断出应采取什么灭火措施。他爬上房顶，哪里最危险就到哪里去。” 　　　　是的，彼得天生就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接过手来的俄罗斯实在是太蛮荒、落后、野蛮了！当时，荷兰已辉煌了近百年，英国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上帝派来的大管家”牛顿对宇宙的认识带动了一个科学的时代，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带领下成为欧陆首强，巴黎成为整个欧洲竞相模仿的对象……而此时的俄罗斯人，心灵完全处于封闭蒙昧之中。95%的人是极度贫困的农奴， 每个女人要生十五到二十个孩子，半数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年就贫病而死，多数人活不过四十岁。俄国人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能识字的也超不过三个，连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子弟大多数也是文盲，平民中上过学的就更少了。寒冷严酷的冬天来临，人们只好待在屋里用酒精打发时光。俄罗斯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酒精麻醉自己，逃避现实。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国摆脱孤立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为此，他绝不容许任何俄罗斯人有半点松懈，首先从他自己做起。 　　　　他向来一身几任，除沙皇外，他还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等身份“为国服务”，并对各种身份的直接上级保持尊敬。从十九岁开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甚至亲自驾驶小船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在行军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冻受饿，在肮脏的泥泞里摸爬滚打，有一次战斗中还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穿了帽子。因战功晋升将军后，他要求人们不要拿他当皇帝，要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在有生之年，他的个人用度从来没有超出一个海军将军的薪俸（他到英国访问时结识一位女演员，分别时只赠给她四千卢布，女演员抱怨沙皇是个小气鬼）。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一天，用挣来的八块钱买了一双新鞋子。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亚维里深谙为君之道，他在《君主论》中说：“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彼得用铁和血为这段话作了最好的注释。他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改革，一手导演俄罗斯高潮迭起的变革活剧。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评论说：在他野兽般的巨掌中有俄罗斯的未来。 　　　　整个俄罗斯都在这位威武强悍的命运之王手中颤抖、嬗变。 　　　　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他动辄抡起棍棒殴打，强迫大臣执行命令，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应有尽有。他的改革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直到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一次酒宴后，醉酒后的太子终于忍无可忍地公然喊出：“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来到的，我父亲和继母的朋友们将会尝到尖桩刑的滋味……”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彼得借助武力强迫太子回国之后，亲自参与了对太子的刑讯。对这位想走回头路的太子，执意改革的彼得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参与了拷打以及致儿子死亡的整个过程。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所有反对改革的风波中，即便是自己的母亲、叔叔、岳父、儿子，彼得也会断然与之决裂！ 　　　　谁也想不到的是，历史的悖论竟然出现了。康熙仁政爱民，彼得凶暴治国；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扩张；康熙激于道义，彼得唯利是图……结果却是俄罗斯一飞冲天，中国却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23.1%，而俄国仅占3.2%；而俄国1700年—18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平均速度，更远远超过中国，大踏步跨入西方列强行列。 　　　　很明显，站在道德的立场，康熙似乎是胜者。而站在治国的立场，他被后来居上的彼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盛衰无常，世事难料。两个同样勤政有为，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何治国的效果迥异？难道儒家宣扬的道德理念敌不过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难道千年难遇的贤明圣君敌不过从不体恤百姓的俄国“秦始皇”？是真理战胜不了强权，还是仁政输给了暴政？在令人丧气的事实面前，谁都会憋气纳闷。 　　　　其实，中俄两个繁荣强盛的帝国，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 　　　　正如俄罗斯人自己所说，彼得“出于高贵心灵的奇特本能，他一眼洞穿了祖国的所有疾病，给了俄罗斯可怕而有益的一击”。 　　　　彼得是一位天才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的领域。他一生主持颁布了三千多条法令，改革行政机关、军队，建立军事工业，引进千余名各类专家，建立众多实利主义性质的学校和科学院，并派出一批批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俄罗斯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之下，理性冲破禁锢，科学压倒愚昧，重商主义盛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俄国终于紧跟世界先进潮流的步伐迎头赶上来，正如彼得骄傲地说：“我不能亲手建成和看到一个强大的俄国，但我的继承者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直到目标的实现。” 　　　　康熙继承的是儒家文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老真理，完全回归到传统的轨道，把儒家设计的政治道德蓝图当做完美的理想去追求。他虽然呕心沥血地试图开辟一条富国之路，但他只是在中国重建了小农经济，却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半步。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然世外桃源一般宽松安闲，实力却弱小得多。“康乾盛世”只能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夕阳，从当时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而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康熙茫然无知，毫无准备，反对变革，满足现状。他对内强化封建专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官场贪腐横行，百禁不绝。他重农轻商，致使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对外则闭关自守，使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上了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 　　举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其势必然难以长久。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 三、醉心西学 其道不同 　　　　康熙八年（1669年）初的一天，紫禁城的午门广场。 　　　　正午的阳光刺眼而肃杀，凝固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大臣齐聚一堂，表情严肃。这里正在上演一场生死对决。原因是由一桩由来已久的学术公案引起的。 　　　　主持钦天监的汉官杨光先早在五年前就上疏康熙，指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借编造历法之名藏身京师，意在窥伺朝廷机密，且其所制新历法说可推算两百年间的天象，这不明摆着是在诅咒我大清江山只有区区两百年寿命吗？杨光先揪住了洋人的小辫子，激情万丈地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的战斗口号（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味道）。御状告到康熙那里，满朝文武中没有一人熟悉西洋历法，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判别是非。康熙尽管年仅十五岁，但他却没有犯糊涂。他下令来一次现场考试，由钦天监官员吴明烜和洋教士代表南怀仁一起到午门广场，当着文武大臣的面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影的长度。 　　　　结果，南怀仁用一根日晷测出当日正午针影达到的精确位置，而汗流浃背的吴明烜却一筹莫展，屡次测算失误。康熙当即力排众议，将杨光先等一伙人革职，任用南怀仁主持西法治历。 　　　　这次惊心动魄的午门对决，激发了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从此，对西方科技学习的渴望和热忱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说起幼年经历的那场“历法之争”，他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多年之后，康熙俨然成为了中国“史上最热爱科学的帝王”。 　　　　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对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谁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地球的概念都还不知道时，他们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宫内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康熙的开明和好学，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 “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法国传教士白晋作为康熙的老师，详细记述了康熙热情高涨、学以致用： 　　 “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的流量。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很高价值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它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西欧各国的所有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康熙当政的时期，西方器物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中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对他的洋教师们可谓恩宠备至。在宫廷拨给他们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这段“蜜月”期中，西洋传教士们如鱼得水，欣喜若狂，满以为通过西学的吸引力可以顺利推进他们伟大的传教事业。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 　　　　康熙对西学的满腔热情，不仅在中国宫廷掀起一股空前的热潮，在西方也不胫而走，引起很多人关注。1697年，德国的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惊叹道： 　　 “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然而，果真如这些洋人对康熙的评价那样神奇吗？既然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都是向往西学善于吸收新鲜知识的帝王，为什么俄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老大帝国却日渐衰败？为什么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而中国却依然在蒙昧落后的状态中摸索？ 　　　　实际上，康熙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仅止于个人爱好，对科学技术造福于国计民生的重大作用并无充分认识，那个时代，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缺乏近代科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八股取士使学子埋首经书，而不去钻研学习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知识；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政策也不利于近代科学的诞生。西方科技仍被视为“奇技淫巧”，治国理念仍然是理学唯尊。 　　　　而彼得对西方科技的着迷，一开始就来自于他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他将西方科技视作霸业利器，带着明确的功利实用目的。 　　　　就在莱布尼茨盛赞康熙的同年8月，荷兰赞丹，当时欧洲最大的造船中心之一，来了一群学习造船的俄国留学生。学生中有一个名为彼得的人，自称是个下士。这个身高两米多的下士，和工匠们吃住在一起，吃粗茶淡饭，汗流满面地干活。凿木头、造军舰、学驾船，他的手艺样样出色，被师傅和工友们推荐为“优秀工匠”。他，就是俄国的沙皇彼得。彼得刻意隐瞒帝王的身份，以普通人的身份来到欧洲，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一切感兴趣的东西。在瑞典，他扮作游客，爬上制高点观察瑞典人的要塞地形，测量绘制要塞平图，差点与守军发生冲突；在英国，他冒充学者，上门拜访牛顿，还和著名数学家弗哈森攀上了交情，津津有味地和他们讨论科学方面的问题；在荷兰，他不但指挥快艇参加荷兰海军的演习，还利用闲暇去观看芭蕾舞剧……他有着令人惊讶的学习能力，对周围一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包括向妇女学纺织技术。他甚至兴致高昂地参加外科手术，还学会了替人拔牙。当动手解剖之前随从们面对泡在防腐剂中的尸体吓得不敢动弹时，彼得竟令他们割下一块肉来吃下去！ 　　　　彼得专门为出国特制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着一句话：“我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 　　　　这就是两位皇帝的差别。在红墙深锁的宫廷之内，当康熙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沉醉于西学的神奇时，彼得已远走天涯寻师问道，缔造了俄国关注世界发展的开放姿态。 　　　　彼得这一空前绝后的行动，犹如晴天中一声霹雳。要知道，在当时的俄国，沙皇意味着上帝的化身。而俄国人对外国抱着本能的排斥和畏惧，如果家里来过一位外国人，那么主人会在他走后，脱下衣服烧掉，打开房间通风，然而请神父重新进行洗礼。但突然之间他们的上帝、神圣的沙皇一下子成了荷兰人、德国人的学生，整个俄国都惊呆了。甚至有谣传说，那个人根本不是沙皇，他被人替换了，真正的沙皇已经被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