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盖棺定论话徐帅

盖棺定论话徐帅 在军事战争史上，最让人神往的战例不是表面风光的秋风扫落叶之仗，而是作战难度最大的以弱击强、以少战多的战役，成功指挥了这些战役的将领，会受到人们的衷心仰慕和无比敬佩，徐向前元帅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说起徐帅，让人顿生景仰之情。他出生于二十世纪第一个深秋的季节里，原名象谦，后改名为向前，表字子敬，浑身有着黄土地特有的质朴劲儿。观其面容，虽然长得貌不惊人，性格温文尔雅不善张扬，但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却人如其名，以卓尔不群的军事才华和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前进不止。 早在一九二九年六月，正值我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接连遭受挫折，白色恐怖猖狂之时，徐帅接到当时的中央军委书记杨殷同志的指派，来到鄂东北地区主持军事工作，从此开始经历很多以弱击强、以少战多的艰难指挥。 鄂东北地区位于鄂、豫两省边界，紧临皖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那时我党在这一地区的武装力量是遭受重挫的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同志已光荣牺牲。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来到鄂东北地区负责军事工作的徐帅，丝毫没有畏难的情绪，而是脚踏实地地干起来。他运用在黄埔军校时学到的军事知识和在东江坚持游击战时积累下的作战经验，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战略方针，带领弱小的红军打游击，接连取得了胜利，逐步壮大了队伍，初步稳定了当地的革命局势。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我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的胡子石召开了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徐帅被选举为鄂豫边特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之后又被选举为鄂豫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在这次大会中，通过了徐帅与戴克敏同志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这是我党第一个全面系统的纲领性军事文件，文件就红军的组织、任务、整训、扩大、教育、作战原则及红军与赤卫队和群众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诸多方面做了系统地总结，尤其是在决议案中提出：“集中作战与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与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迂回）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行扰乱再采取突击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这些军事思想与同年在井冈山的朱（德）、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不谋而合，在我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处于最为关键的时刻，与朱、毛一起为我军探索出正确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成为以后指导两大红军作战的军事原则，使我军从之前的军事盲动状态中，有了适合自已的作战模式。 智以勇为胆而行之，勇以智为谋而行之。在徐帅的精心调教和出色指挥下，鄂豫皖的红军成为一支军威无敌的百战雄师，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从接连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军事会剿，到出击平汉路三战三捷三扩编，再到粉碎敌人的三次军事围剿等诸多战役，都是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战例。在新集之战中，徐帅指挥我军首次使用坑道爆破战法溃敌坚固城防，开创了我军坑道爆破攻城的光辉记录，堪称我军攻坚作战史上的第一爆，坑道爆破战法从此成为我军攻坚作战的惯用法宝，新集从此成为鄂豫皖苏区的首府。在双桥镇之战中，徐帅料敌如神，指挥我军果断实施奔袭围歼，开创了我军歼敌一个整师的光辉记录。在黄安战役中，徐帅巧布战局，阻援打援，围点克点，开创了我军攻克敌整师兵力设防之城的光辉记录，同时开创了我军围点打援的光辉记录，此后我军对这一经典战术的运用，达到了乐此不疲的境地。在苏家埠战役中，徐帅指挥我军围多点而屡次巧妙打援，精彩的战役指挥令敌防不胜防，并将来自合肥的数万援敌一举歼灭，生俘敌“剿匪”总指挥厉式鼎，再次演绎出以少歼多的绝妙战局，开创了我军大规模围歼战的光辉记录，堪称我军战史上围点打援的极品。在鄂豫皖连年的烽火征战中，徐帅屡现英雄本色，尤其是在仅以近三万红军对抗近二十万敌军的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之战中审时度势，在交战之初果断弃用以往反围剿作战的战法，采取“依托内线，先敌之机，以‘飘忽’战术出击外线”的正确战略，使敌我双方的战场局势先后易手，运用围点打援、正面突击与两翼迂回相结合、猛插纵深分割围歼等正规运动战的战法，粉碎了敌军对苏区的围剿，开创了我军正规运动战的光辉记录，堪称红军反围剿作战中最惊艳的一战。 万事最难在初始，从无到有历艰辛。转战川陕地区时，面对敌人对苏区的三路军事围攻，徐帅从实际出发，规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提出独创的“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正确战略，实施“依情因地制宜，据险纵深防御，逐次收紧阵地，消耗疲惫敌军，集中兵力待机，灵活迂回反攻”的战法，以一万余红军击败七万余敌军，粉碎了敌人对苏区的三路军事围攻，徐帅提出并成功实践的这一战法，在此之前的中国战争史上还未曾见过，填补了中国战争史的空白，为中国军事战争的战略战术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川陕反六路军事围攻之战中，徐帅以过人的谋略和惊人的胆略，指挥近八万红军对抗拥有空军支援的一百四十多个团二十五万优势敌军，组成宽正面、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体系与敌鏖战，经过三期收紧阵地的节节抗击，消耗、迟滞了敌军，再利用万源地区的险要地势，实行决战防御，连续打退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使敌人的攻势到了“三而竭”的地步，尔后抓住战机，立即组织反攻，一举突破敌人的防线，席卷两翼，扩大缺口，直插敌之纵深，将敌军劈成两半，造成大纵深迂回歼敌的有利局势，迅速分割歼敌，导演了我军战史上最为精彩的防守反击战例，取得了红军战史上战绩最为辉煌的大捷。在强渡嘉陵江战役中，徐帅指挥我军先巧后强，强中取巧，声东击西调敌，忽南忽北惑敌，尔后隐蔽而迅猛地强渡，打得对手人仰马翻，得手之快，伤亡之小，难得一见，开创了我军大规模渡江战役的光辉记录，为以后在夹金山下成功接应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征中的包座战役中，徐帅指挥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打开了十分关键的北向通道，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阴谋，确保中央红军安全到达陕北。读川陕战史可知，徐帅指挥的仪南、营渠、宣达、陕南、仪陇、苍溪和千佛山等诸多战役，同样是为战史书写下灵活用兵的佳作，红四方面军在他的军事指挥下，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仅川陕反六路军事围攻之战的歼敌数量已与被广为宣传的中央红军1-4次反围剿作战的歼敌总和不相上下，就是从鄂豫皖地区到川陕地区的转移之战，也比中央红军的转移之战（即长征）做得要好得多。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出发转移时的兵力是两万人，在敌众我寡四面受敌的严峻形势下，凭一已之力，一路突破敌重兵的围追堵截，到达川陕地区时还有一万五千人，不仅在极其艰难的险境中很好地保存了自已，沿途还大量歼敌，实属不易，之中的漫川关之战尤为惊心动魄，此战中徐帅展示出的睿智和胆识令人叫绝。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央红军的转移之战，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到长征结束时仅剩个零头，可谓损失惨重，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除了全体将士的努力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屡次得到了红二、四方面军的有力策应，这与红四方面军在没有得到友军策应的情况下出色完成转移之战相比，差距明显。 毋庸置疑，徐帅不仅在最为艰难的红军战史上开创了无数个光辉记录，成为红军战史上我军歼敌数量最多的将领，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开创了无数个光辉记录，向世人展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响堂铺之战中，徐帅判断准确，设伏的地点和时机把握精准，指挥我军处变不惊，沉着果断伏击，取得了包括击毁日军军车一百八十一辆的战绩，此战成为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击毁日军军车最多的一次作战。转战冀南大地时，在平原地无依托的严峻形势下，徐帅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战略指导思想，总结出“战略上持久防御，战术上进攻速决；冬季防守，夏季进攻；白日隐蔽，夜间行动；破坏道路，滞敌交通；采取无固定后方作战；开展麻雀战”等一系列游击战术原则，粉碎敌人的扫荡，为我党提供了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为平原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八路军部队时，徐帅指出了相持阶段日寇“扫荡”的八大新特点，并相应制定出十大军事对策，连续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战胜顽军制造的军事摩擦，使部队的战术思想和战斗作风有了显著进步，推动了抗日局面的大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军主力撤出的山西战场，徐帅再次率领弱小之旅顽强奋战，将国民党阎锡山战略集团的几十万大军打得灰飞烟灭，攻克了国民党战区中最为坚固的军事堡垒，使华北与西北完全贯通，有力地策应了其他战场。在运城战役中，徐帅运筹帏幄，指挥我军取得人民解放军由运动战转向攻坚城作战的首个成功战例。在临汾战役中，徐帅面对我军攻坚部队重火器严重缺少的情况，指挥我军采取坑道爆破攻城的战法溃敌坚固防线，此役成为我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坑道爆破攻城战例，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高度赞扬，此战中烈火淬炼出来的临汾旅，是全军唯一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师（旅）级单位，也是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最大作战单位。在晋中战役中，徐帅掐住敌之七寸，及时提出了“保卫晋中麦收”的高明战略，仅率领以地方部队为主的五万余人对抗十三万敌军，采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运动战，以巧妙的战法调动敌人，连续作战一个月，一举歼灭了包括敌闪击兵团在内的国民党军十万之师，开创了我军一个战役歼敌上十万和歼灭敌兵团的光辉记录，为人民解放军大打歼灭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堪称战史上的用兵奇略。在太原战役中，徐帅敢于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以少围多、以弱围坚，主动围攻国民党城防最坚固的大城市，并取得了最为艰难的外围作战的胜利，为最终攻克太原，扫除了最大的屏障，相比我军其他大城市攻坚战，无不是在兵力火力皆占优势的情况下才敢于围城攻坚，太原战役中徐帅以少围多、以弱围坚体现出来的信心，是其谋略和胆略之高的具体表现。 兵牛牛一个，将牛牛一窝。衡量一位军事将领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他率领部队指挥打仗的能力，还要看他在成军、整军、治军上的能力如何，在这两个重要方面，徐帅可谓两头硬，他不仅在以弱击强、以少战多的军事指挥上，向世人展示出了超强的能力和极佳的战绩，堪称我军作战指挥领域里最善于以少胜多、以少歼多的绝顶高手，在他的军事思想和实战作风影响下的部队，成长为以弱击强的雄师劲旅。 从初到鄂豫皖地区主持军事工作算起，刚接手的红三十一师实为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而已，这支队伍不仅装备很差，而且作战经验也很有限，如在与敌作战中，一听到敌人的机关枪响声时，不由得四散趴下，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军事作战。面对存在很多问题的这样一支队伍，徐帅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倾尽其力对症根治，使原本大多数人尚不知迫击炮为何物的红三十一师，有了明显的起色，成为鄂豫皖红军中战斗力最强、战绩最好的部队。当红四方面军成立时，徐帅率领的红军是参加组建的部队中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战绩最好的部队。红四方面军成立以后，徐帅又把红四方面军打造成钢铁雄师，虽然之后遭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而步入低谷，但在川陕地区又顽强爆发，正是在徐帅重视发现和培养各支部队特点的不懈努力下，使部队涌现出攻如猛虎团、守如泰山团、能攻钢军团、能守钢军团、夜老虎团、百发百中团、穷追千里团、以一胜百团和百战百胜团等各具特色的拳头部队，经过徐帅提出的全军大练兵，使迅速扩展的部队又得到了及时地整训，成为强兵猛将，为以后的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徐帅率军转战晋、冀、鲁大地，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创建了著名的八路军第一纵队，为名满天下的胶东军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斗争形势和山东部队多为游击编制的实际情况，徐帅提出了武装力量建设的“九化”方针：“1、主力兵团正规化。2、地方武装基干化。3、游击队组织化。4、自卫团普遍化。5、党的领导绝对化。6、战斗力顽强化。7、行动积极化。8、生活艰苦化。9、纪律严肃化。” 在对山东纵队各游击支队经过行之有效地整军工作以后，使部队的建制合理化，作战素质也大为提高，此后从胶东大地上走出了数支共和国的王牌部队，走出了无数英勇善战的将士，是与徐帅做出的重大贡献密不可分。解放战争时期，徐帅受命负责解放军主力撤出的山西战场，仅以地方武装为主与敌对抗。在率领这些地方级部队时，徐帅以他一贯地治军风格，一丝不苟，以身作则，从严治军，以符合实战需要的方法，因势利导地提升部队的作战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最终打垮了阎锡山战略集团，把这支原本是地方级的部队，锻造成战斗力强悍的野战大军。 其实，深受徐帅和红四方面军血脉影响发展壮大的我军英雄部队数不胜数，在残酷的战争岁月中是我军最为重要的作战力量，我们从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纵队上看尽可得知。 众所周知，在历时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的前三年时间里，我军作战部队的编制主要是以野战军纵队为主，而这三年的时间又是解放战争中最重最长的篇章，野战军纵队无疑是解放战争中我军作战部队的主导力量，我们对五大野战军的纵队进行大致分析以后，可深知徐帅和红四方面军血脉的深远影响。无论是西北野战军中战斗力数一数二的第六纵队，还是华北野战军中战斗力数一数二的第八纵队；无论是中原野战军的三只猛虎第四、第六、第三纵队，还是东北野战军的三甲精英第三、第二、第四纵队，还是勇坐华东野战军头把交椅的第九纵队，都是深受徐帅和红四方面军血脉影响发展壮大的英雄纵队。如果我们再分析构成纵队主要作战单元的师（旅）团级部队，也可深知徐帅和红四方面军血脉的深远影响。无论是西北野战军的头号劲旅“新四旅”，还是中原野战军赫赫有名的“百将团”；无论是华东野战军威震天下的“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还是东北野战军令敌胆寒的“塔山英雄团”和“白台山英雄团”，还是华北野战军名播天下的“临汾旅”和“皮旅”，都是深受徐帅和红四方面军血脉影响发展壮大的英雄部队。这些传承着优良军事素质的部队，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刘伯承和粟裕，还是彭德怀和林彪，经常对这些部队赞不绝口，把这些英雄的部队，视为自已手中爱不释手的宝刀利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深受徐帅军事思想和实战作风影响成为我军英雄部队的队伍数不胜数，同样深受徐帅军事思想和实战作风影响成为我军名将的将领也比比皆是。正如前述，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纵队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主导力量，当时间指向一九四九年二月时，正是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淮海战役刚刚落下帏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已渡过了艰难时期，在全国取得胜利已经是时间上的问题。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的纵队改称为军，除去从国民党阵营中投城起义的三个军之外（这三个军的军长都是由投城起义的原国军将领担任），总共才有五十个军，这五十个军是由截止到三大战役结束时我军的野战军纵队改称的，含金量很高，而在这五十个军的军长之中，竟然有二十多位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担任，在各方面出身的将领中人数最多，难能可贵的是，这是在红一优先且压制红四的特殊背景下出现的，他们是：王近山、陶勇、王必成、聂凤智、张仁初、刘震、韩先楚、洪学智、王新亭、郑维山、詹才芳、胡炳云、周志坚、秦基伟、杜义德、周希汉、孔庆德、刘飞、腾海清、曾绍山、李成芳。此外，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名将还有陈赓、徐海东、王树声大将，李先念、王维舟、许世友、王建安、王宏坤、陈锡联、陈再道、程世才、胡奇才、陈庆先、张祖谅、张贤约、张才千、林维先、刘昌毅、张天云、徐深吉、倪志亮、陈先瑞、陈康、杨国夫、梁从学、范朝利、吴瑞林、钱均、皮定均、吴忠、尤太忠、肖永银、傅崇碧、向守志、肖全夫、邓岳、李德生等名将，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徐帅“狠、硬、快、猛、活”的军事指挥风格，正是徐帅为我军孕育和培养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虎将，可见徐帅对我军将领的显著影响力。 想徐帅，领新军，将生战，兵弱战，枪少炮缺，照样气吞万里如虎，麾下总能虎将如云，狼兵无穷，化腐朽为神奇，且费时极短，似覆手之易，令人目瞪口呆，其成军、整军、治军之能力，堪称我军一绝。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徐向前元帅在北京因病去逝，走完了光辉的一生。帅星陨落，悲情难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讣告指出:“徐向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以自己的战争实践和理论，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文中不仅对徐帅的军事思想给予极高地评价，并就军事指挥方面做出“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的特别指出，是对徐帅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如实定位。 对于我军的每一位军事将领而言，对其一生最具权威的评价，莫过于在他去逝以后党和政府为他发布的讣告，文中所言及的内容，是对他一生中取得的成就给予的最具权威的、最严肃的、最终的盖棺定论。在来自这一最高级别发布的讣文中，我军的高级将领通常会获得革命家、军事家或其他的尊称，此外还有他本人的革命经历简介，能在军事指挥上被特别指出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我军的哪一位将领，要想在讣文中就军事指挥方面获得党和政府以最高标准为准绳的特别指出，必须是在我军的军事指挥上取得了独到的显赫成就（指在我军军事指挥领域的重要方面名列第一），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方可获此殊荣。放眼我军将领，在讣文中就军事指挥而言获得特别指出的人仅有两位，一位是徐帅，另一位是粟裕大将。 一九八四年二月，一代名将粟裕与世长辞，在党和政府为他发布的讣告中称：“尤其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高度赞扬了粟裕的军事指挥才华，也是对粟裕将军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如实定位。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不禁要问，文革前去逝的我军将领因为受当时特殊形势的影响，在讣文中的评价上会受到抑制，我也认为这种可能存在，但对本题的结论不会产生影响，如下解释。 我军最早去逝的元帅是罗荣桓，他是在文革前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因病在北京去逝，他的离世让毛主席悲伤不已，夜不成寐，挥笔写下吊罗荣桓一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逢。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不难看出，毛主席和罗帅这对老秋收有着不同凡响地交往，有着感人挚深的战友情谊。罗帅的葬礼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参加，在如此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在他的讣文中并没有军事指挥上的特别指出，这也难怪，因为罗帅的一生是以政工为主的一生，政治工作才是他善长的一面。 在文革中去逝的贺龙和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是在林彪反党集团覆灭以后召开的。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元帅因病去逝，极少参加党内同志追悼会并且已经是七十八岁高龄的毛主席，不顾年迈的身体，亲自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可见对陈毅的尊重和怀念。在八宝山的休息室里，毛主席握着陈毅元帅夫人张茜的手饱含悲情地说：“我们和你一样难过。”表达了内心对陈毅元帅的无限哀思。关于贺龙元帅，毛主席曾多次提出给他平反的事。在贺帅的追悼会上，敬爱的周总理在贺帅的遗像前七次鞠躬。对于贺、陈两位元帅的治丧，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在讣文中没有就军事指挥做特别指出，事实上贺、陈两位元帅在我军的军事指挥上，没有取得徐帅和粟总那样的独到显赫成就。 再说说文革中去逝的另一位元帅林彪。林彪的死亡事件由于是反党性质，因此没有开追悼会，更没有什么讣文了，所以我们无法以党和政府发布的讣文来直接比较他与徐帅的军事指挥定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做理性地分析。这里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假如林彪在建国以后政治上没有经历过大起大落，而是平淡中死于文革以后，相信党和政府在为他发布的讣文中会据实而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他的讣文中不会有军事指挥上的特别指出，因为他也没有达到徐帅和粟总那样的指挥境界。 细究起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林彪只是一位军事上的执行者，而徐帅已是独当一面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并对我军以后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只打了两个伏击战，就因伤过早地告别了战场，这与徐帅在抗战中所立下的功绩无法相比。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因宠而有幸获得了一个条件最好的战场，却在解战之初在以多战少的情况下因接连失误，导致我军遭到重大挫折，迫使东北我军主力自山海关一路败退至松花江以北地区，尤其是四平战役的失利，令林彪心悸不已。关键时刻，幸有身处南满的我军与敌顽强作战，才扭转了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在东北的连败颓势，并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改变了作战方向，林彪率领的东野主力在北满才有了休整良机。说到南满，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在关系到东北战局能否咸鱼翻身的战略选择上，林彪竟倾向于放弃南满，可见其战略眼光之差。 行文至此，可能有的朋友会提起辽沈和平津战役。其实说到辽沈战役，更让我看低林彪。当毛主席制定出南下北宁线拉开辽沈战役的宏伟计划时，受战略眼光狭隘所限，林彪竟不识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此采取的是反对和抗拒，硬是在长春碰了个鼻青脸肿之后，才极不情愿地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正确计划，辽沈战役与其说是林彪打的不如说是主席打的更为准确。辽沈战役结束以后的平津战役，也是我军身处优势之战，四野在此役的指挥员是刘亚楼将军，林彪没有具体负责军事指挥。 三大战役结束以后，在革命大背景已大优的情况下，林彪在作战难度低的南下大追歼这样的风光仗中又闹出了小包抄的笑话，幸得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势所趋，最终还是收揽了美誉，却被一些只顾名不重实的人无知地捧为我军第一名将，就是现在还有些人，因为林彪的覆灭而生出一种让人不解地同情，非要偏执地把林彪说成我军第一名将，可笑之极。 总的来看，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在以多战少的有利条件下体现出来的指挥水平与徐帅在解放战争中四两拨千斤的指挥艺术相比，有明显差距。如果我们再把他俩在各个战争时期的指挥表现总结起来再比较的话，林彪的军事指挥能力远不及徐帅。 除徐帅之外，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追悼会的我军元帅还有：朱德、彭德怀（补开）、刘伯承、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党和政府为他们发布的讣文中，没有就军事指挥方面做特别指出，只有刘伯承元帅因为在建国以后为新中国创办军事学院，致力于军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并且在我军的军事理论研究中著有精辟独到的军事著述，因此被特别指称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但这也仅限于军事理论方面而言。 通过以上针对讣文的分析再结合战史尽可得知，在我军的军事指挥领域里，徐帅和粟总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和出色战绩，分别摘取了以少胜多和强强决战这两顶军事指挥上的王冠，取得了独到的显赫成就。综观我军的高级将领，在党和政府为他们发布的讣文中的军事指挥定位上，只有粟裕大将能与徐帅相比，这无疑是从一个重要方面向世人证明，徐帅和粟总在我军军事战略战术指挥上的水平之高、特点之鲜明、影响之大。 遥望徐帅当年，几度率弱小之旅，于恶劣环境中，艰苦奋战，屡创奇迹，总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成功地为我军探索出游击战、正规运动战和攻坚城战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立下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没有徐帅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强兵猛将，中央红军极有可能已倒在了长征途中。没有徐帅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强兵猛将，中央红军不可能在陕北落脚安身。是徐帅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强兵猛将，在红军战史上开创了三大苏区中的两大苏区。是徐帅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强兵猛将，取得了红军战史上最为辉煌的骄人战绩。正是徐帅培养出的红四方面军强兵猛将，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充分体现出能打、敢打、善打苦恶硬仗的过人之处，展示出大智大勇的亮剑精神，令人无比敬佩。 伟大的红四方面军，功勋永驻，明昭日月！！！ 伟大的红四方面军，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伟大的徐帅，永远的英雄，不朽的灵魂！！！ （全文完） 附：晋中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用赞赏和求解的语气问徐帅：“说一说，你们的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抗战初期，徐帅与刘伯承元帅合作时，刘伯承在战斗结束后称赞道：“向前之勇，不减当年！”陈赓大将称赞徐帅：“指挥有方，决心硬，带兵严。”徐海东大将曾说：“跟着徐帅，让我学会了指挥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