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悍凶猛的突厥，突厥的铁骑纵横北方，雄踞古代欧亚两洲，不断的入侵中国的北方边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却屡屡成为大唐长安献俘仪式中的主角，突厥贵族变成唐奴，突厥清白女子变成唐婢，如此悍勇的民族竟然挡不住大唐骑兵的猛烈冲击，苏定方率领的五百骑兵就把西突厥四万军队冲得溃不成军，“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大唐骑兵惊人的战斗力在史书上随处可见，而以长途奔袭著称的骑兵将领苏定方则是大唐征战史上的骄骄者，最可贵的是，他一直坚守大唐军人的道德底线，自己从不滥杀无辜，战斗结束后，他率领士兵掩埋尸体、慰问疾苦、兴修水利、修整道路，让大唐的恩德广布四方，尽管戏曲上把他描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但史书却如实记录了他一生的丰功伟绩，一千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湟湟大唐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苏定方 (公元592年～公元667年) ，大名苏烈，字定方，是冀州武邑人（今河北省武邑县）。隋朝大业末年，朝庭的横征暴敛逼得流寇四起，“时民皆结堡自固，野无所掠”，苏定方的父亲苏邕作为一方土豪，拉起了数千人的队伍，协助郡守讨伐流寇。苏定方年方十五，“骁悍多力，胆气绝伦”，战斗中一马当先，所向披靡。苏邕死后，郡守让苏定方继续领兵，先杀贼首张金，后破贼首杨公卿，流寇不敢袭扰当地，当地百姓十分依赖苏定方。从史书中可以看出，苏定方出身清白、举止正派，是个根正苗红的好男子。
当时天下大乱，“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开始官军是官军，反贼是反贼，后来官军成了反贼，反贼还是反贼，军阀混战，杀得天昏地暗、尸骨如山。苏定方先后效力过窦建德和刘黑闼，颇有战功，后来，窦建德和刘黑闼相继败亡于李唐，苏定方只得回到家乡，做个平民百姓。
唐初的西突厥也曾盛极一时，“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天可汗李世民在位期间，四夷威服，国泰民安。李世民去世后，内附的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就公然反叛，依照游牧民族的习惯，想来瓜分李世民的财产和女人，可惜，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他的对手是精明狠辣的武则天和大智若愚的唐高宗，几番较量之后，阿史那贺鲁就以唐军俘虏的身份被当众献俘。
永徽年间，苏定方跟随葱山道大总管程知节征讨阿史那贺鲁，被任命为前军总管。西突厥派出两万骑兵前来迎战，跟着赶到的是突厥别部鼠尼施的两万余骑兵。苏定方看见远处尘土飞扬，知道敌人已经近在眼前，他当即率领五百精锐骑兵，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敌人猛冲，眨眼间将四万西突厥骑兵冲垮，敌人兵败如山倒，拼命逃跑，被唐军追杀二十里，斩首一千五百余人，缴获战马二千匹，车杖和死马漫山遍野，不可胜数。
副总管王文度嫉妒苏定方的功劳，劝说程知节，要求把队伍结成方阵，把辎重放在当中，人马都披战甲，敌人来了就与之交战，敌人不来，也不要主动出击，以免造成损伤。王文度自称是奉了皇帝的旨意，禁止唐军深入。唐军个个求功心切，那里肯吃这一套，兵法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苏定方出面劝说程知节，如此自守，根本没有立功机会，主帅应有自己的原则，不应受他人左右，他要求把王文度囚禁起来，但程知节没有听他的意见。到了恆笃城，胡人主动投降唐军，王文度说，“我们一来，他们就投降，我们一走，他们就反叛，干脆杀光他们，拿走他们的财产”。苏定方坚决反对，“如果这么做，我们与贼有何区别？我们有什么资格讨伐叛贼？”王文度一意孤行，不听劝阻，终使满城被屠，当地投降的胡人无一幸免。苏定方气愤已极，瓜分财产时本来有他的一份，他坚决不要，以实际行动，与杀降的残暴将领划清界限。
“律以正刑定”，杀降是妨害作战的死罪，大军还朝，王文度论罪该斩，唐高宗动用了“恕死”的特权，仅将王文度出名为庶人，但仅仅三年时间，“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可见皇帝圈圈里的人就是吃得开，幸运得是，苏定方也被视为皇帝圈圈里的人，得到了唐高宗充分的信任。
公元657年，苏定方成为伊丽道行军总管，以任雅相、回纥婆闰为副，集合唐军和回纥军万余人，再讨阿史那贺鲁，阿史那步真等人则配合他的行动，招抚西突厥部落。胡箩卜加大棒的政策很快开始奏效，苏定方在金山（今阿尔泰山）以北，大破处木昆部，其酋长懒独禄率万余帐归降唐军，苏定方从中抽调了千名精锐骑兵，跟随唐军一起进击突骑施部，阿史那贺鲁率领十姓可汗的十万军队，从四面八方将苏定方的部队团团围住。此时，苏定方的部队加上回纥兵也不过万余人，新归附的木昆部骑兵也很难保证他们的效忠，而唐军必须以一当十，这是苏定方必须面对的环境。
自从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双马镫，马具的完备大大提高了唐军骑兵的格斗技能，苏定方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开始依照兵法布阵迎敌。史书上讲述李靖曾传授苏定方兵法战术，苏定方又全盘传授给裴行俭，都是出于对德才兼备之人由衷的喜爱和欣赏，苏定方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完全认同了“兵在精而不在多”的理论。
苏定方将步兵布置在南原，结成环行阵势，“攒槊外向”，自己亲领骑兵列阵于北原。西突厥军队向唐军步兵发起三次冲锋，也无法打破环形大阵的铜墙铁壁。唐军骑兵乘机出击，杀得西突厥军队一败涂地，奔逃三十里，斩首数万人，第二天，继续追击，西突厥军队风声鹤戾、胆战心惊，纷纷举部投降，有的部落赶去归附了阿史那步真。阿史那贺鲁向西逃窜，这时天降大雪，雪深两尺，有人建议暂停追击，苏定方不肯同意，“敌人以为大雪天我们会停止进攻，我们偏要乘胜前进，如果现在放跑了他们，以后想抓他们可就难了”。
大军昼夜兼程，长驱几百里，直抵阿史那贺鲁的老巢。阿史那贺鲁万万没有料到唐军会来这样一招，他正与手下出外打猎，却被唐军四面合围，唐军杀获敌人数万，阿史那贺鲁和儿子、女婿逃到石国，却被石国派兵捕获，献给了唐军。显庆三年，大唐的都城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引得万人空巷，百姓注目，军队铠甲鲜明，乐队高奏凯歌，“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西域思结部酋长都曼胁迫疏勒、硃俱般、葱岭三国反叛大唐，苏定方被任命为安抚大使。苏定方亲自挑选精兵一万、精骑三千，即刻出发，电闪雷鸣般地扑向都曼驻地，这种长途奔袭的战法再次得逞，都曼阵脚大乱，很快败走马保城。唐军将马保城四面围住，布置攻城器械，准备来个瓮中捉鳖。都曼黔驴技穷，无奈之下，叫手下将自己捆绑，出城向苏定方投降，“葱岭以西悉定”。班师还朝时，有司依法论罪，都曼应该斩首示众，苏定方请求唐高宗对都曼进行赦免，“我曾经向他宣读过陛下的旨意，只要他肯投降，就免其死罪，请陛下饶恕他的性命”，唐高宗为臣子的言而有信十分感动，他告诉苏定方，“我一定为你保全信用”，当即赦免了思结部酋长都曼。苏定方升为左武卫大将军，“以功加食邢州钜鹿真邑五百户”。
显庆年间，高句丽、百济、新罗在朝鲜半岛上三国鼎立，高句丽、百济与日本关系密切，新罗则与大唐结成盟友，希望借助大唐的势力，独霸朝鲜半岛。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新罗向大唐再次乞援，它在高句丽和百济的夹攻之下，已经岌岌可危。苏定方被任命为熊津道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十万余人，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进攻百济。百济军队据守熊津口（今锦江入海口）进行顽抗，被斩杀数千，工事失守。唐军船队浩浩荡荡，直抵百济都城。
百济以倾国之兵与唐军决战，被斩杀上万人，百济军队想退回城中固守，但为时已晚，唐军破门而入，进入真都城，百济王义慈和太子隆逃到了北境。百济王的次子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嫡孙文思却另有计较，“现在国王与太子虽然出奔在外，但名义仍在，叔叔自立为王，统领兵马，假使唐军撤退，我父子都要死于非命”，于是带领左右投奔唐军，百姓也纷纷出城，泰不能止。苏定方命令士兵登上城墙，树起大唐的旗帜，泰只得弃械投降。百济灭亡了，它被分成六个州，并入了大唐的版图，百济王义慈和其子隆、泰被苏定方献俘于东都。
高宗嘉奖苏定方的功绩，赏赐珍宝无数，其子苏庆节跟随父亲征战有功，被封为尚辇奉御。苏定方又成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后转为凉州安抚大使，对抗吐蕃和吐谷浑。吐蕃文书中言道，苏定方以唐军八千破吐蕃十万，大战之后，吐蕃十万大军仅仅只剩八千，极大地挫伤了吐蕃的元气和国力。乾封二年(公元667年)，苏定方病死于西北边陲，时年七十六岁。高宗深为痛惜，责备左右大臣，“苏定方对国家有很大的功劳，理应褒奖，都是你们不为他说话，才使哀荣未能显扬”，下诏赠苏定方为幽州都督，谥号为 “庄”，其子苏庆节在咸享年间的身份是章武郡公。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朝廷追封前代功臣二十五家，苏定方榜上有名，“所食实封，并依旧给”。唐代宗大历年间，朝廷评定前代功臣，苏定方排在第二等功臣之列，显示了官方对苏定方的一贯看法和评价。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这对一个将军来说，并不希奇，难得的是一个军人仁者的信念，他在强敌面前是猛虎，他在弱者面前决不是豺狼，仁慈和勇敢如此和谐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他不会为了抢劫财物而杀害降敌，他不会为了自己邀功而骗人投降，正义伴随着理性，情感伴随着良知，如同一位外国牧师的言语，“当我们反击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成为我们所憎恶的魔鬼”，守护自己的原则，战胜人类的弱点，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苏定方，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物，大唐才成为大唐，大唐才成为普天之下人人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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