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亲笔批示逮捕自己亲弟弟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亲弟弟。周同宇被关了7年半。

　　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周家在过去是个大家庭。

　　周恩来同胞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身边没有子女。按照家里的老规矩，如果一个兄弟没有后代的话，其他的兄弟应该过继给他一个，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续香火”。

　　三弟周同宇曾经向周恩来表达了要过继一个孩子给他，因为当时他有四个孩子。但是周恩来拒绝了。他说：“我要是要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

　　周恩来说：“你们的孩子我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事实上，在周秉德、周秉钧等六个兄妹看来，伯父周恩来确实是这么做的。没有子女的周恩来把这几个孩子视同己出，拿自己的工资供他们上学，关心他们的成长和进步。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

　　周恩来弟弟被关七年半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亲弟弟。周同宇后来被关了7年半。

　　1968年1月，周秉钧在北京参加空军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有天晚上他回家看望父母，到了家却发现父亲不在。15岁的小妹周秉建告诉她，父亲前一天晚上被人抓走了。

　　周秉钧匆匆赶到西花厅时，天色已黑，寒风中，他看到邓颖超正站在走廊外的台阶上等着她。还没有等他说话，邓颖超就问周秉钧：这件事情他是什么态度？

　　周秉钧回忆：“我那时候脱口而出。我说1955年肃反的时候毛主席有一段话，就是今年这个肃反要跟1950年的镇反要有所不同。这一次是可捕可不捕的就不捕，可杀可不杀的就不杀。我父亲既然被捕了，那看来是非捕不可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他们是什么问题，也不好进一步表态。这时候七妈（邓颖超）说好，咱们回屋吧。然后七妈跟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迎你，我就是不让你有回旋余地，马上问你这句话你说的才是真心话。她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

　　邓颖超要求周秉钧当晚不要回家，就住在西花厅。周秉钧说自己的东西还在家里，而且还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邓颖超同意让她先回家一趟，但坚持她今晚必须回到西花厅。

　　这样周秉钧又回到母亲那里。听母亲说来抓爸爸的人察看了所有的抽屉，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得知抽屉里有500块钱，他决定问问邓颖超解决的办法。

　　周秉钧说，晚上10时左右，周恩来也回到了西花厅。听到那500块钱的事，他反应非常快，说：“你告诉你母亲，看看这些票子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是新的，号是不是连起来的，如果是，这钱不能动，如果不是，她可以用，因为如果是新票连号，那肯定是什么特种经费、活动经费之类的。”

　　第二天早晨，周秉钧来到客厅，周恩来告诉周秉钧，他昨天晚上见到了吴法宪司令员，已经说了这件事情。

　　周秉钧后来回到了广东，此后几年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一直到1975年夏天，在被关了七年半之后，周同宇才被释放出来。

　　对于周同宇当年为什么被抓，周家兄妹一直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当中，周家兄妹都能够感受到伯父的艰难处境，但是谁也不能说什么。即便父亲被抓，他们其实也不敢在伯父面前提，更不敢说求情的话。因为周恩来定的家规中就有这么一条：不要为他人带信，告状，求情。一直到1981年，邓颖超才向他们讲述了事件的内情。

　　“反革命聚餐会”真相大白

　　周秉钧回忆：“其实，所谓的‘反革命聚餐会’是因为‘文革’的时候成立了中央一办，审查刘少奇、王光美所谓的案子，他们两家的亲属都要审查，其中就有一个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父亲跟王光琦很要好，他们四五个人，每年要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在审查王光琦的时候，在其家里发现了几封请柬，就是王光琦张罗发请柬，但每次都把周同宇的名字跟他一块落到后面。五个人就周同宇没抓起来，其他人都抓了，结果这里面有一位老教授自杀了。中央一办把相关材料整理了以后，交给了中央文革。江青只批了一笔，说‘请总理阅’。这话什么意思呢？有人讲（江的意思是）这是你的亲弟弟，我看你怎么办？”

　　周恩来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两个建议：一、交给红卫兵办；二、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并说明“我以第二种为宜”。而毛泽东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周恩来就亲自下令批捕了亲弟弟周同宇，随后卫戍区将周同宇带走。但是他并没有被关在秦城监狱，当时周恩来让卫戍区腾出来一个师的营房，也批了一些人到那儿去接受审查，那个地方相比之下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