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热辽卫生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冀热辽解放区是全国十九个解放区之一，一九四六年以前，直接受党中央北方局和冀察冀军区领导，后由东北局领导。
一九三八年夏季，在冀热辽特委胡锡奎，李运昌同志的领导下，宋时伦，邓华支队的帮助下，长城内外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成功以后，同年八月，在河北省遵化县和丰润县交界处的铁厂村招开军代表会议，通过各代表议决成立冀热辽军区，推荐由宋时伦同志为司令员，邓华同志为副司令员。下设四个分区，高志远为第一分区司令，红陵阁为第二分区司令，李运昌为第三分区司令。暴动成功后，敌人向冀东调进大批军队进行镇压，为此，宋邓决定将起义武装移往平西晋察冀分区进行整训。在蓟县，平谷一带被日军包围，起义部队除了阵亡的以外多数逃散，少数突围到平西进行整训。红陵阁等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从此，冀热辽归属晋察冀军区肖克司令领导，冀热辽改为分区。到一九四三年以后，武装力量强胜起来，被敌人蚕食的地区和政权重新恢复。冀热军区，冀察军区都是二级军区，隶属晋察冀大军区领导。
军事卫生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起初叫卫生部，后来叫卫生处，到一九四三年底，又恢复了卫生部的建制。我是一九四三年十月由地方工作转入卫生部的，对卫生部的发展有所了解，写出来供人们参考。
军队卫生事业是为战争服务的。但是组织卫生事业比组织军队困难更多。例如一九三八年爆发抗日武装起义，号称十万武装，当时没有从事卫生工作的人，战争下来的伤员，只能分散给农村的中医，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由于卫生事业落后于军队的建设，所以也直接影响了我军的战斗能力。
一九三九年春，在平西整训的军队重返冀热边以后，才开始组建卫生机构。党派张察庆（化名丁克）同志出任冀热辽卫生部长。 一个卫生部当时只有一名中医叫王凤祥，和一名卫生员李沛然。十二团的伤病员，轻伤交给遵化县各寨村，木青山（化名）丰润县王官营的于文忠等人用中药治疗。重伤员交给我党的敌攻人员，秘密输送到城镇进行治疗。十三团的伤员，由蓟宝三联合县县长王少奇同志给予治疗，王少奇同志是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暴动前以医生的身份作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四一年，党调张佐文（化名贾明）接任张察庆同志的工作，张察庆回地方工作。张佐文和他的爱人刘静文（化名云光）拒赔初级医术。曾在丰润县沙流河镇开过张氏妇产医院。张佐文到卫生部以后，自己培训护理人员，由动员一部进步中医参加革命，在遵化县西南的鲁家峪山区即西峪和东峪成立医院，院长由张佐文部长兼职，医务人员有李沛然，左明，吴邦郎，宁木波，爱华，涛江，王盛，薛起等人。
西部在蓟县盘山里建的医院，由县长王少奇同志和他培训的医护人员组成.(王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又调地委任秘书主任)
一九四二年春，日伪集中大批军队，扫荡围攻丰玉遵（即丰润县，玉田，遵化）联合县地区，围攻曾家裕达十六天。对鲁家峪一带实行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我军政机构受了极大损失，仅卫生部在这次扫荡中的损失由：除药品和器材被抢光外，仅在东峪牺牲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就达六十余名，西峪被俘的人也有四十余名。幸存的人转移到丰兰迁联合县即迁西的莲花院一带。不久随部队冲过长城到青龙县独山一带山区隐蔽一冬。一九四三年春，重返长城里的喜峰口，潵河桥东，重新组建卫生工作。
一九四三年，我跟着王少奇安排好蓟县一带卫生工作，十月到迁西县卫生处所在地，这时接到军区命令，卫生处改为冀热辽卫生部，王少奇同志任部长兼政委，继光同志继续任处长工作，由他主持迁西韩庄的药厂工作。
一九四三年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由白求恩医校选拔了十几名医生，司药，护士充实冀热辽卫生部，如卢长山，吴坚，李文林，闫治忠，张金生，董康，贾波，靳乃然，王相等同志。
一九四四年初，为军队培训卫生员，由刘绍久同志负责，附属军区随营教导大队管理。
冀热辽卫生部又一次的形成了成熟的局面，十月十七日，在丰润县杨家铺战役中又遭受到悲惨的空前没有的损失。
一九四五年初，晋察冀军区派邓启休同志，任冀热辽军区卫生部长。不久张佐文同志，由晋察冀党校学习回来人副部长，高继光同志调冀东行政公署任秘书长。
随同张佐文同志一起来的干部有：蔡公祺，甄陶民，李英，傅唯一，张曼军，高洪江，壬孟学等同志。
蔡公祺同志，任十八军分区卫生处处长，傅唯一同志任十七军分区卫生处处长。关坚同志任十六军分区卫生处处长，甄陶民同志任十四军分军区卫生处处长，谢云汉同志任十五军分区卫生处处长。李莫，高洪江，王孟学留任卫生部。
一九四五年元月，由满洲军变革到卫生部的人有周化航，姜七休，罗七华等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邓启休留在冀东，张佐文率领蔡公祺，李英，高洪江，王孟学，姜七休，罗七华，王雨红，李子祯，赵学文，刘静文，杨司药，李震忠，何益贤等十九人随司令部到山海关，锦州，沈阳，北票，赤峰，承德等城市接收一批医护人员。
日本投降后卫生部有两个直属卫生所：一个是活动在长城内外的第一直属所，所长叫魏国杰。他收容的伤员主要是十一团和三区队的; 第二所活动在丰兰迁地区，所长开始时李子祯，他调到卫生部后，又安汉臣同志和指导员卫强同志接替了他的工作。其他的几个所都隶属分军。
日本投降后，医疗技术大有提高，受高等医学教育的又几十名，其中日本博士就有六七名，如伊藤，大岛，光藤等。 赵连，姜士休，周化航，罗士华等人，都是沈阳满铁医大毕业的。
我到卫生部以后，开始在卫生部机关做司务长，兼管卫生部里的交通班长工作。除我之外还有王荣和马玉芬上士。随张佐文部长接收东北后，我由司务长改任为供给员和管理科副科长，冀热辽医院总务科长等。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和高洪江接收锦铁医院伊藤等二十三名日本医护人员及锦州红十字医院赵连，王春学等三人。九月十七日，进沈阳只有付大伪和丛子荣参加我卫生部工作。同年十月末，我带卫生部警卫排二班十一人接受北票矿区三个中国医院，一个日本医院。 以这几个医院为主组成冀热辽医院， 迎接山海关.葫芦岛战役。院长是蔡公祺，协理员张风标，医务科长高洪江，医生赵连，姜士休，罗士华等数十人，护士七八十名。我由部调到医院担任总务科长工作，会计苏洪如等八名后勤人员。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们转到赤峰地区，住在初头朗，杨家营一带二十几个村。五月，我们由张佐文率领原挺进东北卫生行政干部和接收锦州铁路医院。北票矿区的日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承德。张佐文，刘静文去晋察冀党校再次学习，李子祯，苏光等四人回冀东行政公署工作。蔡公祺，赵学文，薛政体（李振忠），赵连，谷寺宁，梁秀昌，刘景风，梁永安和二十七名日本医护人员留在承德。组建热河省政府卫生处和医院。蔡公祺同志任卫生处长，兼白求恩医院（也叫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宋昕同志任政委，赵连同志任医政科科长，谷寺宁同志等三人为政治干事，薛政体同志任秘书，护士长王春学，刘杰和伊滕等二十几人日本医护人员都在白求恩医院。我和周国庆，马庆增等六人在总务科。我担任正科长，周国庆同志担任副科长，他负责医院后勤工作，我负责卫生处方面工作。
一九四六年八月，撤出承德转到兴隆县农村打游击，十月重回冀东。宋昕，周国庆，马庆增等去热东，赵连，谷寺宁和二十几名日本医护人员到冀东卫校，蔡公祺，赵学文等八人组成行政公署委员会，我到冀东区党委党校学习。我老伴刘国娟到迁西县一区作妇联工作。从此我又到地方工作学习。党校结业后，在区党委民运部工作。一九四八年夏季又回到冀热辽医科大学任供给股长。
战争年代的卫生事业比和平年代要危险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特别是抗日战争那几年我深有体会。
首先干部和医护人员来源困难。如医护人员，主要靠晋查冀白求恩医校和自己办的训练班培养。学员本身文化低，所学医术知识的时间短，全靠实践中锻炼。同志之间，文化高的教文化底的，技术高的带技术低或根本不懂医术的。但是这些人政治觉悟高，对敌斗争勇敢，不怕死。在工作中能吃苦耐劳。常常受伤病员责备或打骂，但都毫无怨言。一个卫生员，既负责上药打针，又要保护伤员的安全，躲避敌情打游击。军队转大圈，卫生人员转小圈同敌人迂回。一口饭，一滴水先给伤病员用。那年头，医生不愿意参军，由敌伪那边俘虏过来的医护人员，到革命队伍里来要享受特殊待遇，医生吃细粮，还配通信员，护士吃百分之五十的细粮。敌情紧急时还得安排人保护他们。自己培养的医护人员在敌情紧张时，往往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把饭和水留给伤员门用。
我们做后勤工作的，难处更大。衣食住和药品，器材全靠我们。在敌人包围封锁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完成任务。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为了解决药品问题，一九四四年初，我卫生部在河北省迁西韩庄一带秘密建立一个药厂。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干部，希望部首长，既懂医疗，又有组织管理能力。
冀热辽卫生部，抗日前后，有过八位部长待遇的领导。我经历了七位，只有第一位部长张察庆我没有遇上。王少奇，张佐文，高继光，邓启休，徐洪图，李资平，蔡公祺几位部长我都在他们的领导下做后勤工作。
我最佩服的是王少奇部长，张佐文部长和蔡公祺部长，冀热辽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在王少奇，张佐文两人主持卫生事业的年代。尤其是王少奇，既懂政治又懂医，工作能力强，帮助后勤干部做了很多好事难事。主要是在药品器材上帮我们找出路。
张佐文同志，虽然他不如王少奇同志有能力，但是卫生部的基础是他铺开的，他对后勤工作重视，遇事也像王少奇一样敢于挺身而出，责任心强，为此有时顶撞上司对自己不利。例如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于革命形式的发展，来自冀热辽的卫生工作人员与来自冀中和晋綏卫生部的人员像徐洪图等三个地区的卫生人员组建成热河纵队，司令员是黄永胜。我们转移到北票矿区，卫生部与司令部住在北票南山一个大院。医院在街里。一次晚上开会，散会之后有几名日本女医护人员遭到司令部的门卫战士调戏，我们三位科长李英，李子祯和我去门卫处批评门卫战士。第二天拂晓，警卫团的一连战士将卫生部的住地围攻了，将我和李子祯，李英三人五花大绑困在他们的连部，部长徐洪图被吓得躲在床底下不敢出面，只有张佐文同志挺身而出向司令员黄永胜辩理，直到将连长撤职为止。高继光由于年龄太大（那时已经六十多岁）工作吃力，同志们都谅解。徐洪图遇事不敢出面。邓启休和李资平二位部长，我与他们相处时间短，不太了解。最后我与蔡公祺同志相处是在冀热辽后方总院和热河卫生部处那一年多。
总之，卫生部门的工作，我任为和其他行政事业单位比要困难的多，是非多，危险多，特别是在战争年代。
以上所述的材料，除我亲身经历以外，还有张佐文病故前转给我一份材料。受张佐文嘱托，我自不量力将卫生部的建立发展过程汇报给党和人民。有不妥之处，由我负责。
冀热辽解放区是全国十九个解放区之一，一九四六年以前，直接受党中央北方局和冀察冀军区领导，后由东北局领导。
一九三八年夏季，在冀热辽特委胡锡奎，李运昌同志的领导下，宋时伦，邓华支队的帮助下，长城内外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成功以后，同年八月，在河北省遵化县和丰润县交界处的铁厂村招开军代表会议，通过各代表议决成立冀热辽军区，推荐由宋时伦同志为司令员，邓华同志为副司令员。下设四个分区，高志远为第一分区司令，红陵阁为第二分区司令，李运昌为第三分区司令。暴动成功后，敌人向冀东调进大批军队进行镇压，为此，宋邓决定将起义武装移往平西晋察冀分区进行整训。在蓟县，平谷一带被日军包围，起义部队除了阵亡的以外多数逃散，少数突围到平西进行整训。红陵阁等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从此，冀热辽归属晋察冀军区肖克司令领导，冀热辽改为分区。到一九四三年以后，武装力量强胜起来，被敌人蚕食的地区和政权重新恢复。冀热军区，冀察军区都是二级军区，隶属晋察冀大军区领导。
军事卫生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起初叫卫生部，后来叫卫生处，到一九四三年底，又恢复了卫生部的建制。我是一九四三年十月由地方工作转入卫生部的，对卫生部的发展有所了解，写出来供人们参考。
军队卫生事业是为战争服务的。但是组织卫生事业比组织军队困难更多。例如一九三八年爆发抗日武装起义，号称十万武装，当时没有从事卫生工作的人，战争下来的伤员，只能分散给农村的中医，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由于卫生事业落后于军队的建设，所以也直接影响了我军的战斗能力。
一九三九年春，在平西整训的军队重返冀热边以后，才开始组建卫生机构。党派张察庆（化名丁克）同志出任冀热辽卫生部长。 一个卫生部当时只有一名中医叫王凤祥，和一名卫生员李沛然。十二团的伤病员，轻伤交给遵化县各寨村，木青山（化名）丰润县王官营的于文忠等人用中药治疗。重伤员交给我党的敌攻人员，秘密输送到城镇进行治疗。十三团的伤员，由蓟宝三联合县县长王少奇同志给予治疗，王少奇同志是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暴动前以医生的身份作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四一年，党调张佐文（化名贾明）接任张察庆同志的工作，张察庆回地方工作。张佐文和他的爱人刘静文（化名云光）拒赔初级医术。曾在丰润县沙流河镇开过张氏妇产医院。张佐文到卫生部以后，自己培训护理人员，由动员一部进步中医参加革命，在遵化县西南的鲁家峪山区即西峪和东峪成立医院，院长由张佐文部长兼职，医务人员有李沛然，左明，吴邦郎，宁木波，爱华，涛江，王盛，薛起等人。
西部在蓟县盘山里建的医院，由县长王少奇同志和他培训的医护人员组成.(王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又调地委任秘书主任)
一九四二年春，日伪集中大批军队，扫荡围攻丰玉遵（即丰润县，玉田，遵化）联合县地区，围攻曾家裕达十六天。对鲁家峪一带实行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我军政机构受了极大损失，仅卫生部在这次扫荡中的损失由：除药品和器材被抢光外，仅在东峪牺牲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就达六十余名，西峪被俘的人也有四十余名。幸存的人转移到丰兰迁联合县即迁西的莲花院一带。不久随部队冲过长城到青龙县独山一带山区隐蔽一冬。一九四三年春，重返长城里的喜峰口，潵河桥东，重新组建卫生工作。
一九四三年，我跟着王少奇安排好蓟县一带卫生工作，十月到迁西县卫生处所在地，这时接到军区命令，卫生处改为冀热辽卫生部，王少奇同志任部长兼政委，继光同志继续任处长工作，由他主持迁西韩庄的药厂工作。
一九四三年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由白求恩医校选拔了十几名医生，司药，护士充实冀热辽卫生部，如卢长山，吴坚，李文林，闫治忠，张金生，董康，贾波，靳乃然，王相等同志。
一九四四年初，为军队培训卫生员，由刘绍久同志负责，附属军区随营教导大队管理。
冀热辽卫生部又一次的形成了成熟的局面，十月十七日，在丰润县杨家铺战役中又遭受到悲惨的空前没有的损失。
一九四五年初，晋察冀军区派邓启休同志，任冀热辽军区卫生部长。不久张佐文同志，由晋察冀党校学习回来人副部长，高继光同志调冀东行政公署任秘书长。
随同张佐文同志一起来的干部有：蔡公祺，甄陶民，李英，傅唯一，张曼军，高洪江，壬孟学等同志。
蔡公祺同志，任十八军分区卫生处处长，傅唯一同志任十七军分区卫生处处长。关坚同志任十六军分区卫生处处长，甄陶民同志任十四军分军区卫生处处长，谢云汉同志任十五军分区卫生处处长。李莫，高洪江，王孟学留任卫生部。
一九四五年元月，由满洲军变革到卫生部的人有周化航，姜七休，罗七华等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邓启休留在冀东，张佐文率领蔡公祺，李英，高洪江，王孟学，姜七休，罗七华，王雨红，李子祯，赵学文，刘静文，杨司药，李震忠，何益贤等十九人随司令部到山海关，锦州，沈阳，北票，赤峰，承德等城市接收一批医护人员。
日本投降后卫生部有两个直属卫生所：一个是活动在长城内外的第一直属所，所长叫魏国杰。他收容的伤员主要是十一团和三区队的; 第二所活动在丰兰迁地区，所长开始时李子祯，他调到卫生部后，又安汉臣同志和指导员卫强同志接替了他的工作。其他的几个所都隶属分军。
日本投降后，医疗技术大有提高，受高等医学教育的又几十名，其中日本博士就有六七名，如伊藤，大岛，光藤等。 赵连，姜士休，周化航，罗士华等人，都是沈阳满铁医大毕业的。
我到卫生部以后，开始在卫生部机关做司务长，兼管卫生部里的交通班长工作。除我之外还有王荣和马玉芬上士。随张佐文部长接收东北后，我由司务长改任为供给员和管理科副科长，冀热辽医院总务科长等。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和高洪江接收锦铁医院伊藤等二十三名日本医护人员及锦州红十字医院赵连，王春学等三人。九月十七日，进沈阳只有付大伪和丛子荣参加我卫生部工作。同年十月末，我带卫生部警卫排二班十一人接受北票矿区三个中国医院，一个日本医院。 以这几个医院为主组成冀热辽医院， 迎接山海关.葫芦岛战役。院长是蔡公祺，协理员张风标，医务科长高洪江，医生赵连，姜士休，罗士华等数十人，护士七八十名。我由部调到医院担任总务科长工作，会计苏洪如等八名后勤人员。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们转到赤峰地区，住在初头朗，杨家营一带二十几个村。五月，我们由张佐文率领原挺进东北卫生行政干部和接收锦州铁路医院。北票矿区的日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承德。张佐文，刘静文去晋察冀党校再次学习，李子祯，苏光等四人回冀东行政公署工作。蔡公祺，赵学文，薛政体（李振忠），赵连，谷寺宁，梁秀昌，刘景风，梁永安和二十七名日本医护人员留在承德。组建热河省政府卫生处和医院。蔡公祺同志任卫生处长，兼白求恩医院（也叫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宋昕同志任政委，赵连同志任医政科科长，谷寺宁同志等三人为政治干事，薛政体同志任秘书，护士长王春学，刘杰和伊滕等二十几人日本医护人员都在白求恩医院。我和周国庆，马庆增等六人在总务科。我担任正科长，周国庆同志担任副科长，他负责医院后勤工作，我负责卫生处方面工作。
一九四六年八月，撤出承德转到兴隆县农村打游击，十月重回冀东。宋昕，周国庆，马庆增等去热东，赵连，谷寺宁和二十几名日本医护人员到冀东卫校，蔡公祺，赵学文等八人组成行政公署委员会，我到冀东区党委党校学习。我老伴刘国娟到迁西县一区作妇联工作。从此我又到地方工作学习。党校结业后，在区党委民运部工作。一九四八年夏季又回到冀热辽医科大学任供给股长。
战争年代的卫生事业比和平年代要危险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特别是抗日战争那几年我深有体会。
首先干部和医护人员来源困难。如医护人员，主要靠晋查冀白求恩医校和自己办的训练班培养。学员本身文化低，所学医术知识的时间短，全靠实践中锻炼。同志之间，文化高的教文化底的，技术高的带技术低或根本不懂医术的。但是这些人政治觉悟高，对敌斗争勇敢，不怕死。在工作中能吃苦耐劳。常常受伤病员责备或打骂，但都毫无怨言。一个卫生员，既负责上药打针，又要保护伤员的安全，躲避敌情打游击。军队转大圈，卫生人员转小圈同敌人迂回。一口饭，一滴水先给伤病员用。那年头，医生不愿意参军，由敌伪那边俘虏过来的医护人员，到革命队伍里来要享受特殊待遇，医生吃细粮，还配通信员，护士吃百分之五十的细粮。敌情紧急时还得安排人保护他们。自己培养的医护人员在敌情紧张时，往往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把饭和水留给伤员门用。
我们做后勤工作的，难处更大。衣食住和药品，器材全靠我们。在敌人包围封锁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完成任务。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为了解决药品问题，一九四四年初，我卫生部在河北省迁西韩庄一带秘密建立一个药厂。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干部，希望部首长，既懂医疗，又有组织管理能力。
冀热辽卫生部，抗日前后，有过八位部长待遇的领导。我经历了七位，只有第一位部长张察庆我没有遇上。王少奇，张佐文，高继光，邓启休，徐洪图，李资平，蔡公祺几位部长我都在他们的领导下做后勤工作。
我最佩服的是王少奇部长，张佐文部长和蔡公祺部长，冀热辽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在王少奇，张佐文两人主持卫生事业的年代。尤其是王少奇，既懂政治又懂医，工作能力强，帮助后勤干部做了很多好事难事。主要是在药品器材上帮我们找出路。
张佐文同志，虽然他不如王少奇同志有能力，但是卫生部的基础是他铺开的，他对后勤工作重视，遇事也像王少奇一样敢于挺身而出，责任心强，为此有时顶撞上司对自己不利。例如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于革命形式的发展，来自冀热辽的卫生工作人员与来自冀中和晋綏卫生部的人员像徐洪图等三个地区的卫生人员组建成热河纵队，司令员是黄永胜。我们转移到北票矿区，卫生部与司令部住在北票南山一个大院。医院在街里。一次晚上开会，散会之后有几名日本女医护人员遭到司令部的门卫战士调戏，我们三位科长李英，李子祯和我去门卫处批评门卫战士。第二天拂晓，警卫团的一连战士将卫生部的住地围攻了，将我和李子祯，李英三人五花大绑困在他们的连部，部长徐洪图被吓得躲在床底下不敢出面，只有张佐文同志挺身而出向司令员黄永胜辩理，直到将连长撤职为止。高继光由于年龄太大（那时已经六十多岁）工作吃力，同志们都谅解。徐洪图遇事不敢出面。邓启休和李资平二位部长，我与他们相处时间短，不太了解。最后我与蔡公祺同志相处是在冀热辽后方总院和热河卫生部处那一年多。
总之，卫生部门的工作，我任为和其他行政事业单位比要困难的多，是非多，危险多，特别是在战争年代。
以上所述的材料，除我亲身经历以外，还有张佐文病故前转给我一份材料。受张佐文嘱托，我自不量力将卫生部的建立发展过程汇报给党和人民。有不妥之处，由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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