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朕家事”与“忠臣发愤” ——从方孝孺之死谈起[原创]

明成祖朱棣和侄子恭闵帝朱允炆争夺帝位，展开了一场拳击赛。结果朱棣同学骁勇善战，一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下来，攻擂成功，朱允炆同学则功亏一篑守擂失败，黯然自焚。虽则双方属于谁的拳头更硬的实力较量，但表面文章也很重要，事关“面子”问题，不可小视。其时，被攻擂方主教练姚广孝称之为“天下读书种子”的方孝儒同学文名素著，自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于是便被请来，委以起草即位诏书重任。接下来就发生了一连串让人目瞪口呆的对话。 ☆☆兼学生死了，方孝孺一路如丧考妣哭哭啼啼，“声彻殿陛”。哭得朱棣都有点不忍心，连忙从宝座上站起来迎上前安慰他说，先生不要这样自苦，我不过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来了。方孝孺瞪着眼珠子问，成王在哪里。朱棣只好说，他自焚了。方孝孺接着问，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很无奈：国家重任不是小孩子能够胜任的。方孝儒又说，那为何不立成王的弟弟呢？朱棣有点不爽了：此朕家事！说完命左右递纸笔给方孝孺，不想再跟他废话，命令道，今天这诏书还就非你来写不可！孝孺接过纸笔，愤然写了个“燕贼篡位”，边哭边骂，死就死，我偏不写！这下子朱棣挂不住了，拉下脸来目露凶光厉声喝问道：难道你就不顾念你的九族吗？没想到方孝孺竟然叫板道：你就是灭我十族又怎样！结果朱棣同学一点折扣没打，凑不足十族血亲，就连他的学生也不放过，一家伙砍了方家800多颗脑袋下来。 临死前，孝孺同学作绝命词一首以明心志：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在方同学看来，“忠臣发愤”，尽心尽力地辅佐皇室，竟落得个如此下场，死得有点不明不白。于是便把原因归结于谁也搞不清楚的“天降离乱”，以示自己死得冤枉。 起草即位诏书这种表面文章一定要用方孝孺吗？当然不是。方孝孺没写这个诏书，朱棣的皇帝一个时辰也没被耽搁。之所以选中他，大约原因有两个。首先是这个方孝孺的身份比较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特别到他们老朱家的“章程”（《太祖实录》）都要由他来裁定的地步。对于崇尚“祖制”的家天下来说，这无疑近似于拥有“宪法”解释权的程度。朱棣抬举方孝孺的目的，不外乎是想拉这个玩笔杆子的高手为他的“篡逆”行为做点合法性的旁注。另一个原因在于，方孝孺同学还是前皇帝朱允炆“拳击教练团”中的主要选手之一（尽管出的都是馊点子）。一旦方同学肯归顺，一方面显得朱棣同学宽宏大量“以人为本”，有安抚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主教练”姚广孝也有个交代（姚同学在行前曾特意叮嘱过朱棣不要杀方孝孺）。 可惜的是方孝孺同学太死心眼，不识抬举不说，还出言不逊，成心让朱棣难看，不杀他怎么行？这以后队伍还怎么带？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的是，朱棣同学三下五除二就收拾了朱允炆，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运气特别好。而是在朱元璋的几个儿子里，朱棣本身就是最能打的一个。有边患的时候，别人搞不定那些游牧民族，朱棣同学却每次都能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论起对大明的战功与贡献，在皇子皇孙里无出其右。二来就在于，他那皇帝侄子的几个“拳击教练”的水平太差，都是那种考试吹牛呱呱叫，动起手来瑟瑟抖光会说不会练的窝囊废儒生。所以尽管兵力悬殊，朱棣同学还是没费什么劲就摆平了自己的宝贝侄儿，成功地恢复了大明的“祖制”。 后世有儒生盛赞方孝孺“有骨气”、“勇于对抗强权的儒家典范”，唯一的遗憾好象就在于他“太冲动”，以致累及数百人丧命。我承认方孝孺或许是个有点信用的人，对前皇帝朱允炆忠贞不二，没有象钱谦益等儒生那样动辄“悔棋”。可是如果说这就叫“骨气”，则大可以商榷。道理很简单，“骨气”理应建立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上，古往今来的儒生都谈不上这个，方孝孺也不例外。至于“对抗强权”一说就更牵强了。从他们在大殿上的对答即可看出，方孝孺对朱棣还是抱了一点点幻想的，不然哪来的那么多废话？朱棣要是答应了他的要求，立个小孩子做傀儡皇帝，他是否还会坚持不从，只怕要打个问号。再说这样的“典范”好象也没起到多大的示范作用，满清入关的时候，儒生们纷纷归顺如仪，没几个再象他那么蠢，否则满清没那么顺利就得了天下。现在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看待方孝孺累及十族的“冲动”，或者这样的“冲动”能否避免。 在我看来，儒生们的“冲动”是必然的——如果他们真能坚持“儒家”的话。儒家思想的悖论简直无处不在，根本无法用理性来思考。比如方孝孺们为了巩固朱允炆同学的江山，实现“王道”，不惜构陷捏造，为了达到削藩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直搞到后来双方势同水火，非得你死我活才行。在朱棣们看来，大家都是朱氏子孙，都是太祖皇帝的嫡传，凭啥你做侄子的“王道”就非得让我做叔叔的垫底？其间为了敷衍迷惑皇党，我朱棣甚至连疯都装上了，我容易吗。所以后来被方孝孺逼急了，朱棣脱口而出：“此朕家事！”潜台词就是你方孝孺少在那儿装蒜，我们老朱家闹家包子关你一贱民屁事，还搞不清自家身份，没大没小地教训起老子来了！这里的悖论就在于，改朝换代在儒生们看来，是“国事”。但在朱棣看来，这不过是皇家内部的“家事”。既然是国事，当然要根据祖宗的规矩来办，显然方孝孺是有这个资格来说上两句的。问题在于，在朱棣看来，天下是我老朱家的，让谁来当主席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外人根本无权来“干涉”这样的“内政”。所以话说到这份上，谁的理大？恐怕说不清楚。方孝孺这个“外人”也就只好哑火。 的确，只要是“家事”，他人便不容置喙，这是儒家的元规则之一。于是方孝孺就有权利笑话朱棣诛九族的气魄太小儿科，很主动大方地又加上了一“族”，以家里包括无辜学生们的800多颗人头表明自己对朱允炆同学的立场坚定，忠诚无限。这是冲动吗？不仅冲动，而且冷血——一个要用无辜鲜血来包装的“道义”还是人类的道义吗？遗憾的是，儒家把这样的血淋淋的道义坚持了两千多年，至今还嫌不够。 “家事”与“国事”是个悖论，“人欲”与“天理”是个悖论，“人情”与“国法”是个悖论，“道德”与“强权”还是个悖论。一个充斥悖论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还能绵延数千年仍死而不僵，并非因为它本身的生命力有多顽强，而是完全仰仗权力与暴力来解决争端，并以强权为这个儒家思想这个理论僵尸做不懈的人工呼吸。历代儒生鲜有致力于儒家义理上的圆通，而是孜孜于追求权力，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于是就有了类似于“汤武革命”那样的道德相对论，即造反的人是对的，因为☆☆太过残暴而丧失了做☆☆的资格，消灭他是顺应天道。而另一方面，服从☆☆的人也是对的，因为他们忠君“守礼”，而“礼”也是“天道”的体现。诸如此类的悖论和乱麻一样没有头绪，足以把最聪明的脑袋搞成糨糊瓶。所以象方孝孺那样想不通儒生们，最后无不将这种“乱象”归结为“天意”，以此掩饰自己对于事物真相思考上的无能。到了呜呼哀哉的时候便大叫一声：天亡我也！ 几乎所有专制政治的特点都是政教合一。即最高权力的所有者，也是道德教化的布道者以及道德解释权的实际所有者。方孝孺以为自己是“天下读书种子”就可以解释什么叫“仁义道德”，就可以教训皇帝，没人比他更蠢的了。试图和朱棣这样的暴力所有者争夺“道德祭司”的权力，进而批判皇帝，真正是白日做梦，门儿都没有！不但门都没有，简直就是找死！西方最骄横的皇帝在面对教宗的时候，起码也还要保持一个形式上的尊敬，以获得教宗的加冕以及使信众承认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儒生虽然也号称自己知道什么是“仁义道德”，整天狐假虎威，却八辈子也没有这样受到权力尊重的福气，哪怕你是“圣人”，见了权势者照样是“小人”。原因就在于那些建立“祖制”的儒生们，从来没有和皇帝争夺解释权的胆量——甚至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对于儒家来说，“祖制”上没有的东东，无疑就是“非法”。 方孝孺所谓的“忠臣发愤”，其目的不外乎找个好皇帝磕头，儒生们最大的出息莫过于此。至于“一不小心”出现了坏皇帝，那就是“天降离乱”。所以儒生总是没错的，权力总是没错的，错的只能是“天”。将人祸归结为“天灾”，因为好用，儒生们的这一创造也就一直被权力者沿用着——遇到治世的时候，就归功于皇帝圣明，仁义道德，是人为的原因。到乱世的时候就来一句“天降离乱”，完蛋的时候再来一句“天亡我也”，于是儒生们崇拜纵容权力胡作非为的责任就一下子撇了个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