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皮痒甚”与“水太凉” ——官迷钱谦益[原创]

一、两种评价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对这位仁兄的评价，《明史》侧重于他的学术地位，说他“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清史列传》则着重于他的人品。尤其那位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弘历同学，对这位老先生几乎是破口大骂，不但怒斥其“有才无行”、“不齿于人类”，还赋诗一首大加嘲讽曰：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十全老人”的诗词水平不敢恭维，但对牧斋同学的鄙夷之情却是溢于言表。后世儒生谈起牧斋同学的时候，也大多沿用了弘历同学“有才无行”的这一评价，以示同仇敌忾。 二、平生谈节义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钱谦益少有大志，“好谈王霸之业”。有一次看戏，才五岁的钱谦益就拖着鼻涕指着台上的官人对其父说，“此人身袍手笏正是吾将来之所为也”（王来贵按：由此可见官本位的思想一定要从娃娃抓起，将来才有可能出人头地）。年龄稍大一点，其诗词文章的天赋就充分展现出来。有故事说其叔祖平时为人恭谨，饮酒最多三爵。但只要侄孙有新作问世，老先生马上便不能自持。常常是边喝边读，一不小心就酩酊大醉——“凭恃二肩起舞，家人传以为奇”。有这等天分再加上读书刻苦，钱同学二十八岁便金榜提名，探花及第，并授翰林院编修，大大地光耀了钱家门楣。少年得志，钱谦益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急，前途一片光明。 可惜的是，官场如战场，高利润的同时意味着高风险，从来就没那么好混。当时的大明王朝虽说对外张贴的海报上说，是由朱由校同学担纲，然而出来唱戏的却是魏忠贤及其阉党。不久就有御史陈以瑞弹劾他——理由很简单：钱谦益这家伙被发现是个东林党人。这个指控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简直和“通匪”的罪名差不多。既然魏忠贤及其阉党依然坚挺，那么就只好委屈钱谦益同学，卷铺盖走人！钱同学在阉党挖下的坑里狠狠地摔了一跤，这一跤直摔得他八年没能爬得起来，可谓是惨痛已极。照理说，钱同学该从此对那些裤裆里少点零件的家伙恨之入骨了吧？没有。太监王安死了，钱同学照样帮着写碑文。 好在朱由校同学在位的时间并不长，才二十三岁就到阎王爷那里继续干他所喜欢的木匠活儿去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接过老大的烂摊子以后，一朝君子一朝臣，第一件事就是干掉飞扬跋扈的魏忠贤，并清算其阉党。东林党人这才总算盼来了“拨乱反正”拨云见日的那一天。作为东林党人里的头面人物，钱同学很快就被重新起用并被擢升为礼部侍郎。当时恰逢推举阁臣，钱同学名列其中。只是问题在于，同时被推举的还有自己的上司——礼部尚书温体仁和平级的同僚周延儒，这让钱同学很不爽。认为这样一来，自己不免要在内阁中活在这两个家伙的阴影里。于是就使小绊子，让自己做给事中的门生找当时的主推官活动，一心想踢掉这两个家伙。孰料温、周二人既然能够官居礼部尚书、侍郎，那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的精英，一路过关斩将下来的好汉，又岂是易与之辈？温体仁同学马上就打起了防守反击，翻起了钱谦益的陈年老帐，指控钱同学当年做浙江乡试主考官的时候有猫腻——“贿卖关节”！既如此，这种国蠹受推举的资格当然就大受质疑了。周延儒同学也大声叫屈：“会推名虽公，主持者止一二人，余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祸耳”。 说起来这件事可能有点冤枉钱同学。因为不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收了人家的钱，收钱的那两个“奸人”当年也是被他弹劾后充的军。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官司就一路打到了崇祯皇帝的文华殿里。朱由检同学大概事情太忙，压根就懒得去搞所谓的调查取证，他的办法很简单——让二人当面对质！奈何钱同学虽则词采风流，却是那讷于言辞，远不及其上司温体仁那般伶牙俐齿兼慷慨激昂。皇帝一看，嗯，好像钱同学有些心虚呀？再把当年的考卷调过来一看，果然有点作弊的痕迹。考虑到钱同学有自首情节，宽大处理吧，本想剥了钱同学的袍服，去了他的官帽了事。叵料温同学又乘胜追击，“复言狱词出谦益手”。皇帝便懒得再罗嗦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讲此件事交给下面查办，很快结果就出来了——钱同学“坐杖论赎”！ 但这事还没完。崇祯十年，又出来个同乡张汉儒告发钱同学“贪肆不法”，真是墙倒众人推。无奈之下钱同学只好向司礼监曹化淳求救。按说这些一贯与太监们过不去的东林党徒死活不关曹化淳屁事，但看在这位仁兄为自己小兄弟写过碑文的份上，便答应予以考虑。他这边还在考虑，那边温体仁同学倒急了，连忙打了个小报告（密奏）给皇帝，告发钱曹二人的“交结状”。可惜的是，温体仁同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那就是在皇帝朱由检的眼里，他这个堂堂礼部尚书的份量，压根儿就比不上一太监。折子刚到皇帝手上，就转交到了他的揭发对象，司礼监曹化淳那儿去了，并责其查办。曹太监不说二话，马上“刑毙汉儒”。并马上转防守为进攻，开始着手编排温体仁同学的罪状。要说常在河边绕哪有不湿鞋的？这一查实准得完蛋不可。好汉不吃眼前亏，体仁一见大势已去，马上便来个“告病乞归”，干脆一走了之。得，您也甭查了，我认栽还不行么。要不怎么说老江湖，温同学果然灵醒得很啊。 有了曹太监的帮助，钱同学能从狱中得以脱身，可是这官却是当不下去了。就只好再次卷了铺盖打道回府。在这场漫长的官场斗争中，钱同学可说是九死一生倍受煎熬，若非无心插花地帮那个死太监写了个碑文，险些连大牢也走不出去。用钱同学所擅长的文学语言来描述是“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仕途如此险恶，钱同学当官当怕了么？没有。 尽管朱由检同学费心劳力，干活比其父兄下力，然而大明朝积重难返，终于在崇祯十七年，北京为李自成所陷。在一片凄凉中，慌里慌张地吊死在景山上。这对于大明朝是个悲剧，对于钱同学来说却意味着新的仕途机遇。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哪怕天塌了大半截，只要还有一点余地和空间，只要当官还有可能，儒生们就决不会放弃这一线希望。这不，在江宁的弹丸之地，各派就立谁为君的问题上，钱同学和马士英同学又“暗战”上了，结果是马派推举的福王朱由松同学胜出。钱同学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不再蛮干，而是转而大拍马士英同学的马屁。马投桃报李，推荐钱同学为礼部尚书。又因钱同学以前与阉党关系密切，于是又举荐阉党。而阉党得势后又为投机专家阮大铖“恢复名誉”， 阮大铖成为兵部侍郎后又为阉党报当年的一箭之仇……，整个儿的鸡飞狗跳，一塌糊涂。 好在这种乱局也没几天好折腾，不过一年的光景，多铎的八旗大军便饮马长江，兵临城下，弘光小朝廷顷刻间乌云压城城欲催，让城内的钱同学好生为难。这位仁兄主要为难的倒不是因为弘光皇帝，而是因为他的老相好柳如是——这位爱国妓女在劝他殉国自杀。这让一代大儒头疼不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钱同学终于下定决心，要与老相好投水自尽，行前大张旗鼓四处宣扬自己要“效法屈原”。然而当来到常熟尚湖后，这位老兄却在岸边兜起了圈子。倒是柳如是干脆些，直接跳下，却又被其救起。钱同学探手湖中满脸为难：“今夜水太凉，老夫体弱，不堪寒凉……”。 三、两姓事君王 既然“水太凉”死不了，那就只好投降。投降还不能算完，因为多铎还有个命令，就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下子大家炸锅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哪能说剃就剃啊，那不成畜生了吗？大家正在吵吵，这边半天没吭气的钱同学忽然冒出了一句“头皮痒甚”，转身就走了出去。大家也不经意，本来头发长就容易脏，不经常洗就容易孳生点虱子之类的寄生虫，所以大家都以为钱同学跑去篦头去了。谁知一会儿钱同学就回来了，而且是“髡辫而入”——脑门子上剃的，那叫一个锃亮。 鉴于该同学卓越的文学才能以及对清廷的大力配合，钱同学被多铎“寻至京候用”也就顺理成章起来。顺治三年正月，钱同学被授予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由于这只是个只拿钱不干事的虚职，很快钱同学就失去了兴趣。干了才不到三个月就“告病乞假”，被准奏回了老家。当然大清朝对这个翻来覆去的老家伙并不是很放心，后来又因为黄毓祺案牵连，就把他抓了起来。钱同学大呼冤枉，为自己辩解说：“前此公制内院，邀沐恩荣，图报不遑，况年已七十，奄奄余息，动履籍人扶掖，岂有它念？”是呀，我都老成这样了，你们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呢。总督马国柱看着也不忍心，加上柳如是的银两大概也发挥了点作用，就帮他说了两句话，这才被放了回去。直至此时，钱同学的当官迷梦才总算彻底破灭。在生命余下的十年中，钱同学潜心著述，一心向佛（据说钱同学临死的时候很懊恼，后悔没有死在“乙酉日”（投降日），觉得自己白活了这十来年）。 四、进退都无据 综观钱同学的一生，一直在官场旋涡中不能自拔——当然，他自己也不想拔。尽管宦海凶险沉浮不定，是个风险系数极高的职业，儒生们经常是把脑袋栓在裤腰带上混。但对于这些儒生来说，读了那么多的书，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还不就是为了当官发财出人头地么，除却当官去踩人和被人踩一途还能干吗？比较方孝孺来说，尽管钱同学“气节有亏”，一辈子不停地“跳槽”、“换老板”地折腾，没个定性，可终究还有点人情味的。比之朱熹方孝孺和王阳明之流要好得多。况且这位同学也没做过什么太出格的蠢事。反观弘历同学假装道学家的破口大骂，大约只有用“阶级立场”才能解释。皇帝嘛，从来都把天下儒生们看作自己的女人一般，只能对他从一而终，他人是不能染指的。纵使迫于情急纳了别人的妾，事后却总也忍不住地要假装恶心，从而告诉其它“小妾”，“改嫁”是不道德的，是很“肮脏”的一件事。至于其“前夫”如何，都是不必考虑的事。只强调一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即可，万万不能“两姓事君王”。如果你“人品”不行，就是运笔如风舌绽莲花，技术活儿玩得再好也“无光”。 于是大清朝在迫切需要在前朝的废墟上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时候，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根本不考虑你什么阶级成分呀，出身之类的。只要人长得顺眼就成——甚至可以把别人原先的妾抬举为老婆都可以。而在形势一派大好的时候，便要反过来指责自己纳来的妾有多么恶心，多么道德虚无。潜台词无非是你怎么不殉你的前夫呢？你怎么好意思活下来啊？然而这些不过是大清皇帝过河拆桥的伎俩。试问乾隆帝这种马后炮的道德观能值几毛钱呢？爱新觉罗家有如此之高的道德洁癖，当初就不应该让人进你家的门嘛，这种人藐杀即可，犯得着再费事劳神地搞所谓的《贰臣传》么。你看弘历同学大力弘扬的所谓“气节”，与那些道德君子对于女人的处女膜情结有什么两样？ 钱同学是个东林党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与阉党关系密切；钱同学是个潞王朱羽同学的支持者，但当形势逆转时，这并不妨碍他做福王朱由松的尚书；钱同学是个汉人，但满人入关后，钱同学马上就认清了形势，在第一时间就与时俱进地剃了辫子；钱同学是个儒生，但从来只“卖身不卖命”，干活可以，卖命的不要；尽管私下里对大清颇有微词，认为他们是野蛮人，但只要有官做，钱同学并不囿于成见；尽管表面上已经归顺了大清，但钱同学依然积极地为那些抵抗组织提供帮助……。总而言之，钱同学是个非常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哪里，没什么玩意比他的老命还重要。在安全比较有保障的时候玩玩走钢丝，似乎钱同学觉得这种游戏特别刺激。本来嘛，既然反正都是做小妾的命，我的身子卖给谁不是卖？“气节”？连吃饭的家伙都可能保不住，“气节”还有什么意义呢。 五、原是孟八郎 从钱谦益的宦海浮沉来看，这些“一朝平步上青天”的儒生吃尽千辛万苦才谋得职位，而要想有点安全感又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上爬。勾心斗角如此激烈，还能有多少心思用在处理政务上？读仁义道德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想实现抱负就必须要取得更高的权力，为了取得更高的权力又必须不择手段，儒生们就这样在追逐权力的道路上彻底迷失。“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弘历同学非常明确地指出，“节义”是用来服务于特定的△△的，△△若是不幸完蛋了，类似钱同学这样的儒生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舍生取义，亦或是舍义取生。这个逻辑就是：跟着△△一起死的是“人”，△△死了没有跟着殉葬的便是“不齿于人类”的牲口，并没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可走。 “水太凉”、“头皮痒甚”这些话，由于是钱同学在特别正经的地方，又是以特别严肃的口气说出来，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喜剧效果的。只不过看这样的喜剧还能笑得出来的恐怕不多——那可是真会死人的时刻。而且直到现在甚至还有人为钱同学惜死而扼腕，犯得着么。只有方孝孺那种笨蛋才把自己降格为某个独夫的忠狗嘛。就这么一个动辄就叫人去死的道德观，是一个什么样的道德观？如果人的生命存在只是为了达成某种价值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价值本身，道德的基础又在那里呢？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人在为这种鼓励人殉的道德观招魂，为之涂脂抹粉，实在让人不寒而栗。试问天下能有几个梗着脖子去试皇帝钢刀的方孝孺？只怕大多也就是你所笑话的钱谦益罢了。在两千年儒文化的传统中，方孝孺只是个昙花一现的另类，而钱谦益，无疑才是这个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把儒文化比作批量制造伪君子的大型机器，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