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庆幸的“道德虚无”[原创]

值得庆幸的“道德虚无” ——答陈鸿毅老师 　　 　　今人每每要谈起“道德真空”与“道德缺失”，长吁短叹一番后，还要老生常谈地来句“人心不古”。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听起来如此可怕，却全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在这种状态中已经生活到“不闻其臭”的境界。如今蓦然回首，发现“鲍鱼之厕”正在时代的大潮中挣扎沉沦，竟然感觉颇不适应。“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此强悍，委实令人侧目。 　　 　　既然我们谈到“道德”，当然有必要分清该道德属于何种道德，以及衡量该道德的参照系，否则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道德”便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比如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一直以儒家文化作为默认的参照系。在“三教合流”之前，儒释道原本各有不同的道德体系。这样不同的道德体系居然能够“合流”为以儒教为主流的“国教”，出现了一些穿“黄马褂”的和尚道士，这在西方人看来颇不可思议。因为在西方，各种文化信仰尽管存在一定的相互借鉴与渗透，但其主要走向却是“分流”而不是“合流”。于是由犹太教而基督教、而伊斯兰、而新教……，可以说直至今天，这种分流还在继续。 　　 　　从表面看来，这种“分流”与“合流”似乎只是一种现象，很难说明什么。但如果稍微思考一下成因就会发现，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各自发展的一些必然的逻辑关系——道德能够“分流”，起码可以说明，人们在文化道德上有选择的空间和余地，而“合流”则意味着没有权力作为后盾，不同于“主流”文化道德的“支流”很难获得应有的平等地位，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权或话语权而不得不向“主流”作出妥协。 　　 　　如果我们将文化信仰看作是人生中不动如山的价值观，这种妥协于权力的“合流道德”就会显得面目可疑。在我看来，这种妥协与其说是文化自主选择的结果，毋宁说是一种老滑的生存哲学。这也意味着在中国，所有的价值观最后都倒向了现实生活层面，失去了其原本应有的高山仰止、不动如山的意义，变成了“水往低处流”，变成为了生存而假设并加以利用的一种“道德”。在这里，道德已经走下了供人膜拜的神坛，降格为一种仅为方便沟通而设立的“生存工具”，而权力无疑就是这种“生存工具”的最大受益者，是这种“工具”的定义者、操作者。 　　 　　我当然并不是说道德信仰绝对不可以向世俗妥协。事实上不妥协的道德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太多的悲剧，西方人为这种不妥协的道德已经付出了足够惨重的代价——从以十字军为代表的各种宗教战争，到以民族主义为号角的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即便血流成河，各种道德最终也没有达成“合流”。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以道德为名义去“统一”别人，原本就谈不上有多道德，“普适价值”在这种省悟中隆重登场，作为一个人类共同遵守的“底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适价值”既是一个不同道德体系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也是不同体系的道德向世俗生活的一种有限妥协。这样的妥协不是来自于纯粹理性，而是来自于人们更普遍的生存智慧凝结。 　　 　　然而即便有普适价值这样的文化妥协，却依然与中国的传统显得格格不入，不是那么符合中国的“国情”。原因就在于，尽管在西方人看来已经是“底线”的道德，但毕竟是道德而不是“生存工具”，是山而不是水。如果真诚地认同普适价值，并将其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参照系的话，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也许从来就没有当前语境下所谓的“道德”。既然从来没有，当然也就无所谓失去，最多也就是无道德的历史状态延续，有什么可值得痛惜的？传统道德的虚弱只是一种值得庆幸的表象——事实上虚弱的不是道德，而是主宰这个道德的强权，在新观念的强烈冲击下摇摇欲坠。 　　 　　由此我们还可以说，无道德的历史状态正在行将就寝，在合理公平的制度框架下，新的价值观道德观正在酝酿成型之中。不必担心这种新道德的虚弱，一旦强权蔽日的暗夜过去，新观念新道德自然会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健康成长，茁壮成林，重新回到其不动如山、俯视众生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