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笼中的思想（一）

牢笼中的思想

一    一切历史都是我们的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我们的历史。即便是最客观的历史学家也不但无法完全抹去自己已有的观念，同时最客观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观念的表露，并且其看似中立的笔调更容易悄悄地发挥出它的影响力（伯林曾语）。历史史实它会是个完全的史实吗？除了我们人为给出的时间坐标以外。

    如把一切的历史比如一本包罗万象的书的话，则不用说是在古代或是在中世纪，就是在今天，由于内容包含和主体认知的双重局限性，这本包罗万象的书也仅仅只是本残章断页的书。

    当我们读这本书卷帙繁浩的已不（也不可能不不）完全的书中的历史再现时，当我们再写下我们新的认识时，有所取舍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如此，这样地多少代人地、多少世纪地衍生下去，一切历史就完全可以说是就是我们的历史，一切历史就是当代史。而说“是我们的历史”或是说“是当代史”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突出它的驱动因素而后者较多地表现出包容并存性及其过程。一本一千年前的历史古籍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可谁又会对它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呢？一部康乾盛世的历史，以前，人们还一直在感叹它的封建集大成。在今天，我们却更多的是以一种要剥出它的专制主义的内核对其后历史走向的巨大影响力的视角来定位它。

    历史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它从来就不是也不会是漫天遍野地流淌的。那么这条长河的堤岸又是由谁去为它修建呢？这样的修建者真的敢有兰克般的自信吗？

    再而，除了自然必然要发生如上述的改变外，一种超出主体之上的主体群的利益观更会驱使人们去以自己的路径解读和改写历史。不管这是基于一种历史主义的需要还是基于一种即时利益的需要，当他们变异历史时都会毫不留情。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我们的历史，那么一切的思想都会是我们的思想吗？

二    牢笼中的思想

    上世纪30年代，柯耶夫在巴黎高师的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讲座，被公认为深刻地影响了两代法国哲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哲学）。对此现象有必要发出以下的系列提问：

1，  这样的深刻的影响力是柯耶夫发出的吗？没有柯耶夫的讲座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发生。

2，  这样的深刻的影响力是黑格尔发出的吗？没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有可能发出这样的深刻的影响力吗？

3，  这样的深刻的影响力是黑格尔和柯耶夫共同合力发出的吗？

4，  如说这样的深刻的影响力是黑格尔和柯耶夫共同合力发出的，那么，黑格尔和柯耶夫各自在其中发挥出了多大的影响？如不会是各出了50%的力，那么谁又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呢？

    依逻辑而言，没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柯耶夫并不一定是不会改头换面发出同样的深刻的影响力的。而没有了柯耶夫，显然这样的影响力是不会发生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还是会静悄悄地躺在图书馆里。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在多大的力量上先影响了柯耶夫，那就只有柯耶夫自己知道了。

    最后，如黑格尔本人听了柯耶夫的对他的《精神现象学》的讲座，黑格尔会满意否？谁又能保证黑格尔不会斥责柯耶夫，你对我的《精神现象学》的理解只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呢？黑氏直接就放出一派胡言、完全曲解这样的话大致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吧？与此同时，在假设前提下，柯耶夫如听到了黑格尔的斥责，他又会有何感慨并发出怎样的辩解呢？

    其实，存在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出现是有着它的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如果说黑格尔和柯耶夫等都曾对它们的滥觞发出过深刻的影响力的话，那么柯耶夫是能听到此时代的召唤的，而一个多世纪前的黑格尔是完全思考于另一个不同的时代中的。

    时代本身并不能完全割裂思想的驰骋，一切“古今之争”和所谓的“现代性”本身并不存在。又是谁要将思想置于牢笼之中呢？

   1，“古今之争”和所谓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