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在朝鲜的映山红：中国志愿军女兵解开棉衣惊人壮举

    绽放在朝鲜的映山红：中国志愿军女兵解开棉衣惊人壮举

    第一批抗美援朝女兵

    1950年10月，当志愿军战士唱着军歌跨过鸭绿江的时候，在这支威武的队列中，只有极少数的女兵。

    贺伟，这个从抗日战争起跟随八路军115师的女兵，就是在这时脱离自己的部队的。那是1950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部队开了赴朝作战誓师大会，贺伟和她的战友们庄严宣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晚上，部队即将开赴朝鲜，首长找她谈话，要她留在祖国，立即到北京总政治部报到，学习文化知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她哭了，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部队。多年的战争生涯，已经使她和自己的部队休戚相关，融为一体了。她不愿意，不愿意！但这是命令，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她含着眼泪告别了去前方的战友和带兵的丈夫。

    这是一场与以美军为主的世界最强大的联合国军交战的立体战争。彭德怀元帅率军出征时，毅然将非保障部队的女兵留在了国内。曹欣，15军文工团长，作了很多艰巨的工作，才把他的女团员们“安抚”在国内的留守处。

    当时，他心里也不大想得通，女兵们曾经给战士们带来多少欢乐啊！他甚至不能想象，舞台上没有女兵，那些动人的歌舞将如何表现。他带领文工团随部队以每天近100里的速度向前线开进，当敌人的飞机俯冲着向地面滥炸时，他才领会了彭德怀元帅的决心：我们的女兵，应该让她们享受新中国的和平了。

    战争已经把中国女性锤炼得成熟了。她们的翅膀早已穿过家庭的狭窄天地，在更广阔的空间遨游。朝鲜前线的战事，再次牵动了中国女性的心。她们纷纷写申请书、血书要求参战。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叫张尉民，是刚生下婴儿的母亲。她说：“做母亲的，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啊，可是当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我怎么能只顾自己的孩子啊！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卫千千万万的孩子而战。”就这样，到了1951年3月，许多年轻的母亲、年轻的姑娘放弃了和平美好的生活，告别了亲人、恋人，勇敢地走向了前线。她们似一群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胸怀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飞”进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四川姑娘刘若冰在入朝时刚满17岁。她被分配到军野战医院作护士。长途行军，她和许多姐妹们的脚都打了水泡。但谁都不愿意说出来，生怕被送回国内或留下休息。有的姑娘脚裂了口，疼得钻心，就用大米饭揉成团填进裂口中。入朝是得来不易的权利，有人不客气地说；“女兵没有用！”姑娘们就是不服这口气。天下着大雨，部队在雨中行军，刘若冰脚底的水泡被雨水浸破了，与路上灌进鞋里的泥搅在一起，开始是难挨的疼痛，渐渐地疼痛变成了麻木，两只脚沉得像秤砣似的。班长郭小江见她走路的样子，关切地问：“行吗？”她点点头，冲班长笑了一下。疲劳中的女兵，把所有的问话和动作都简化了。途中休息，没有遮掩所和雨具。刘若冰枕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就睡着了。雨打在她的脸上，细心的班长拿出喝水的杯子放在额头上接水，她全然不知。直到发出集合号音，那只放在额头上的水杯已经接满了雨水。

    战争随时都在考验着这位刚入伍的新战士。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场打得最苦、时间最长、部队损失最大的战役。弹坑连着弹坑，到处是燃烧着尸骸。敌人的地面炮火封锁了公路，运送伤员的汽车和担架队把她们和后方医院隔绝了。17岁的女兵和她的战友抬着比她们自身还重的伤员向后方转移。当她再次返回时，院长叫住了她：“这里有38名轻伤员，决定要你一个不少地将他们带回后方。其他人由我带领去执行新的任务。”刘若冰第一次单独接受任务，不知说什么好，她学着老同志的样子，向院长行举手礼：“坚决完成任务，保证有我就有伤员。”这是一句他们入朝后常常挂在嘴边的誓言，此刻，她才感受到它真正的分量。38名伤员几乎每一个都比她年长，说是轻伤员，只是与那些昏迷不醒的重伤员相对而言。刘若冰清醒地知道，他们的左右两翼都是敌人，有的地带呈犬牙交错状；有的地带是敌人的封锁区。敌机的狂啸声、炮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扫射声不时地在他们的耳边轮番地响着。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与敌人相遇。刘若冰身上除了炒面袋和10几个伤员的水壶，连一颗手榴弹都没有。她第一次、也是认真地设想了牺牲的方式：和敌人硬拼，与敌人同归于尽；凭她这个姑娘是不可能的。没有武器的士兵在战场上，就如兔子掉进狼窝里。头一次带兵的姑娘一时没有了主意。“到时再看吧！”她对自己说，如果在平路被敌人抓住，就学朝鲜的丹娘赵玉照；如果是在高山悬崖，就学狼牙山五壮士。当她回头看到38名伤员，她突然感到自己的想法那么幼稚：他们是我的伤员，我不能只想到死，一定要想法走出逆境。刘若冰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她唱《青年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天渐渐黑了，路标被来往的部队踏得不清晰了。“决不能把伤员带到敌人那里去。”刘若冰告诫自己。每到一个路口，她便让伤员们停下歇息，自己到前方探路，确信无误，再回来接伤员们。为了避免敌人的炮火袭击，她为伤员们做好伪装，并拉开距离，38名伤员，队伍前后长达100米。她时而指挥“卧倒”；时而跑前跑后照顾体弱的兄长。该吃饭了，她解下身上的面袋和水壶，为他们调制炒面。三天过去了。当刘若冰带领38名伤员来到后方医院时，她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的好友一把抱住她：“我们都快急死了，还传说你被俘了呢！”

    志愿军女战士几乎个个都似一尊战地“女神”。女军医田静所在的医院接受了一名叫王连胜的重伤员。他腹部受伤，小便解不下来，如不立即施行排尿，就有生命危险。前线没有导尿管，田医生毫不迟疑地用自己的嘴代替导尿管，前后吸了四次，终于使王连胜度过了危险期。

    女护士李本祥在给伤员送饭的路上，遇到9架敌机，她完全有时间跑进防空洞里躲避，但她想，那里有伤员，一跑，会暴露目标。于是，她就地卧倒，任敌机在她的身边狂轰滥炸。伤员们安然无恙，李本祥却受了重伤，右臂骨折，左臂中了6颗子弹。

    文工团员解秀梅在前线的坑道里为战士们演出后，便协助医护人员抬担架后送伤员，此时正值零下30℃的严冬。当他们跋山涉水将伤员送到目的地时，发现伤员的大头鞋完全冻结在脚上，脱不下来了。解秀梅解开自己的棉衣，把伤员的双脚抱在胸前，用自己的体温融化了伤员冰冻的双脚。

    志原军女战士们不仅用她们的行动嬴得了赴朝参战的权利，而且嬴得了前线指战员和祖国人民的爱戴。1952年，刘若冰等21名女战士参加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拉着刘若冰的手问这位小同乡：“在朝鲜你就穿这身棉衣吗？”“是。”“不冷吗？”“不冷！”她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眼前的一切就像是一个梦。在那片炮弹轮番轰炸的焦土上，她和她的战友不止一次地勾画过祖国和平的美景，她们无时不在思念着祖国，思念着亲人。眼下回到了祖国，见到了亲人，这些饱受磨难的女战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让祖国人民放心，让亲人放心！她们走到哪里都不讲自己受的委屈和痛苦，她们讲志愿军战士们的胸怀；讲战场上的英雄主义；讲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与志愿军的鱼水之情……在与总司令的对话中，刘若冰是撒了“谎”的。这是真诚的“谎言”。刘若冰和战友们回国以后，换了解放军的新军衣。在朝鲜战争中，我们的女兵们和所有的部队一样，连洗澡的机会都没有。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进入祖国大门时，谁也没有认出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每个人的军装都被血迹和硝烟熏染得看不出颜色了。用刘若冰的话说，“我们脏得就像一群火头军（对炊事员的称呼）！”几个月后，刘若冰和她的战友们带着祖国人民的亲切问候，重返朝鲜前线。

    祖国像强大的母亲，成为战士可依赖的后盾。

    毛泽东主席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