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授韩玉胜认为，肖志军应该为妻子李丽云的死承担全部责任。他认为，肖某的行为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 他说，从刑法的构成要件来看，首先，经医院精神科医生和警察的检查，肖某精神状况正常，因此，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其次，在医院反复告知和劝说下，他应能预见到自己不签字可能造成妻子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危险，却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已经构成主观间接故意；第三，肖某负有救助妻子李某的义务却不作为，从而导致怀孕妻子死亡，客观上侵犯了李某的生命权。 有媒体认为，肖某的行为应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对此，韩玉胜指出，这表明，这些媒体不了解刑法中过失致人死亡和间接故意杀人之间的区别。过失致人死亡分为两种情况：疏忽大意过失致人死亡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其中，比较容易与间接故意杀人罪混淆的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行为人都不希望和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但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愿望。而间接故意行为人并没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愿望，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致人死亡，其主观心理态度是属于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必须运用各方面证据来作出综合判断。 那么，本案中，如何判断肖某的主观心态呢？ 韩玉胜指出，肖某的行为属于由先行行为引起后续义务的不作为犯罪。虽然肖某和李某仅仅是事实婚姻而没有登记结婚，但是，根据现有证据来看，李某的生病和怀孕却和肖某的行为密不可分，因此，肖某负有因先行行为而产生的救助义务。肖某负有义务，也有条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李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却放任不管，最终致人死亡，则肖某构成了基于先行行为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因此，本案中，肖某应承担的罪名应是故意杀人罪。 有媒体指出，医院在医疗条件齐全的情况下，没有强行对患者实施手术，应对其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韩玉胜强烈反对这一说法。他提出，医院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其一，医院反复告知肖某手术的重要性和病人的危急情况；其二，在肖某拒不签字的情况下，医院通知警方核实了其身份，甚至紧急召回一位精神病科医生鉴定其精神状况；其三，医院为免除肖某的后顾之忧，承诺医药费不用担心；其四，医院在无法得到家属授权的情况下，通过按摩心肺等手段最大程度地在合法的范围内救助患者。因此，不能因患者死亡而苛责医院。 此外，也有媒体质疑现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33条规定，认为这赋予了患者家属过大的权力，不利于救助病患。对此，韩玉胜指出，让患者知情同意的义务（Informed consent）是医生必须履行的。这是“二战”后经过多个案例发展起来的制度，最大程度地平衡了患者的知情权和医生建议、裁量权。而在患者不具有同意能力时，须由其近亲属代为同意。在美国，当医院认为情况紧急必须进行手术而家属拒绝同意时，医院或者医师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治疗权以救助患者。但是中国却没有这种司法强制令产生的土壤。因此，亲属的同意权必须得到保障，否则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那么，在其近亲属不同意的情况下，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医院是不是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李某死亡呢？韩玉胜说，虽然从医疗道德出发，医院应该强行救助患者。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环境对于医院来说非常不利。如果救活了患者，医院很可能被拖欠医药费；如果手术失败，则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他同时指出，如果医院因为自己的救助行为反而遭到起诉和索赔，那么，民法通则规定的紧急避险制度或可作为其抗辩的理由。他表示，希望我们的司法机关认真研究紧急避险制度在类似的案例中的适用。 他最后强调，让那些拒绝治疗致使亲属死亡的人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既能让后来者警惕，又是现行法律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