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钓鱼式执法”与重庆“打黑”

近期以来，有关上海“钓鱼式执法”的报道与评论，不仅火爆网络，更引起民众强烈的谴责与愤怒。的确，正如众评论所写，这种“比‘黑车’更黑”现象的存在与蔓延，其显而易见的祸害有四：一是在公然更改了执法与执政宗旨的堕落下，将公权力及其执掌的部门与机构，赤裸裸变为“合法抢钱”的“恶兽”，从此后，至少是这些个部门与机构、以及其上属的地方政府，将难以挽回地会失去本应具有的公信力；其二是当这只“恶兽”撒“钩”布下“网”瞄准时，所有有可能进入其视线的公民，都将会成为其“网”、“钩”下的“猎物”，而由于牵“网”扯“钩”者非为他人，恰恰是“名正言顺”、如假包换的执法机构与执法者，从此也至少在开车出行的这一环境里，社会会惶惶不安，形同于惊弓之鸟；其三、正因为侵害者独特的身份与性质，以及“钓钩”们特有的冒充“可怜”等欺骗手法，不仅受害者常常会愤懑难忍、走上极端，更也从根本上摧毁着我们社会里本来就岌岌可危的道德底线；其四、正如多家报道里所提及的，“钓鱼式执法”是瞅准了弱势群体的困境，不仅把“枪口”对准那些因下岗、外来、生活窘迫而被迫开起“黑车”的人，更还以其他有车族为猎物，却同样利用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弱势者们，充当“钓钩”，从而在这种促人们互相厮杀和仇视中的血腥中，使社会进一步蜕变为兽性的“丛林”。

那么，这样的一种“执法”，该如何来为它定性呢？

据报道，为受害人之一的张军代理诉讼著名律师郝劲松称，“早在几年前，‘钓鱼执法’这种模式在上海及全国各地就普遍存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状态”，故而他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妨再引用相关报道中所提及各种事实，来判断这种已形成一定规模和气候的犯罪，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有组织犯罪”？

早在2002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关于刑法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当时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含义，曾作出有4个特征界定，即，“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它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暴力、威胁或者其它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以此来衡量，则不难看出，由本为执法者的一些交通执法部门牵头、组织有系统性“钓头”及“钓钩”的这种有组织犯罪”，不仅其规模、手段、目的、特征、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危害等，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4个特征界定，极为吻合，更因其已远超出“包庇或者纵容”、由执法机构及人员直接牵头和“出手”的特点，使得其比一般情况下“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实际上已经更恶更“黑”。然而，对于性质如此明确的“有组织犯罪”，上海市有关方面却是种什么态度呢？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18岁青年孙中界才到上海两天，就遭遇到钓鱼式执法，一怒下竟把自己的小指砍了。上海市政府介入后，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日前公布了调查报告，报告否认有钓鱼式的执法行为”、“继《人民日报》后，央视新闻和经济频道也同时聚焦上海钓鱼，并对调查报告提出质疑”。报道说，“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在市政府要求下，当日便介入此事”、“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召开发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关于“10·14”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称，浦东新区责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进行了全面核查，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参与了对执法行为和相关材料的核查工作。经全面核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于10月14日晚约8时，在浦东新区闸航路188号附近，当场查获的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然而，“在新闻发布会上，央视记者多次询问乘客身份问题、是否存在钓鱼问题，执法部门的回答则是遮遮掩掩”、“记者问上海是否存在倒钩现象，浦东新区执法办主任丁建国绕着弯子讲，被记者打断，要求其正面回答，丁说自己就是在正面回答，‘我们在谈的是浦东新区，浦东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央视记者刘楠透露，在记者反复追问下，调查组终于对乘客（即“钓钩”）做了一个描述——一位有正义感的举报者。此前，在张军事件中，闵行建交委官员也是说乘客是有‘正义感的人士’”。

也就是说，上海市有关方面首先偷换概念，以“浦东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来“模糊否认”记者所问的“上海是否存在倒钩现象”，而后再以乘客（即“钓钩”）是有“正义感的人士”，来具体否认当事人孙中界所遭遇的是“钓鱼式执法”。然而，“对此，央视《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提出，在一辆车上的两个个体，究竟信谁的说法呢？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有录音，那是否就说明存在钓鱼式执法？如果没有录音，只是嘴上的说法，那凭什么只认定乘客说法，不认定司机的呢？”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门口，央视记者遇到很多类似情况前来讨说法的车主，他们分别讲述了自己被钓鱼的遭遇，其中一位从包里掏出一个上海市行政执法证，说自己也是行政执法单位的，结果做好事被罚1万”……更有新华网题名为《上海钓鱼执法内幕：“钓钩”得手一次领钱六百》的报道，以记者暗访的角度，披露了更多、也更让人瞠目结舌的一些事实；其最后尤为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记者另外了解到的一个似乎有对应意味的数据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两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同样仍火爆网络的重庆“打黑”。

重庆的“打黑”，使人们对于社会的净化和未来发展，看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希望；而上海市有关方面的暧昧、遮掩，以至于“背着牛头不认脏”，给人们留下的，则只有莫大的愤慨与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