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国耻,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忆日军奸淫与虐杀

 纪跃发口述
    纪跃发，男，1917年11月3日生
    调查地点:栖霞街107号203室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4日
    调查人:孙长贵
    1937年，日本鬼子进中国时我已20岁。祖祖辈辈都住在栖霞街上。抗日中央军败下来时，日本人从上海方向追过来，一直追到了南京。他们有的乘船，有的乘飞机。那年冬天的一天中午，日本人的兵舰、飞机进驻南京。因栖霞街临近长江，日本人就住在栖霞街上。日本人到处查找中央军，见到中央军就杀，住过中央军的房子就要被烧掉。老百姓非常害怕，都到栖霞寺避难，我们全家也到了栖霞寺难民所。当时，我祖父已经60多岁了，老人舍不得老房子，就留在家里看房子。在我们家里住的20多个中央军都被日本人杀死了。我祖父因为年老体弱，满头白发才得以幸免。九乡河的水坝上100多名中央军也都被日本人打死了。苏姓一家两间楼房也被日本人烧了。听讲，当时有十几个青年(非军人)被日本人杀害了。在难民所里，我亲眼看到两名妇女被日本鬼子奸淫。日本鬼子还拿中国人当活靶子比赛枪法，我亲眼看到一名妇女在逃跑时，被日本鬼子当活靶子打死。
    日本人攻人南京时，将老百姓的房屋整片整片地全部烧掉，东山镇的一片竹林和房屋被烧时，一片火海，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竹子被烧时发出的“啪啪”声。日本兵到处抢夺老百姓的猪、羊、牛、鸡、鸭，他们用枪把老百姓的牲畜打死后，只要腿肉，其他的就不要了。
    张成和口述
    张成和，男，1933年3月15日生
    调查地点:合班村32号1幢207室
    调查时间:2007年5月
    调查人:郭智玲
    我属鸡，1933年农历正月十七出生在南京北郊五班村。一个30余户的农村。我出生后数月，父亲便因贫病交加离开人世，不久，一个大姐也病亡。还有一个1924年生的二姐送给六班村的一户潘姓人家做童养媳，一个1926年生的聋哑哥哥到娘舅家做童工“独立”生活。在丧夫亡女期间，妈妈一人实在无力抚养我时，窑上村姑妈领养我半年。作为无耕地、农具，又无主要劳动力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孤儿寡母，成为村上最贫困，最凄苦的人家。
    我母亲1896年出生在联珠村上中农家庭。据我姑妈讲，我父亲有兄弟五人，两个姐妹。家庭不富裕，有的抽大烟蹲班房，有的做过门女婿出去了，只留下二房、三房两家。我父亲排行老三，最本份，在联珠村史家做帮工，被我母亲相中。起初家人反对，后来还是嫁到张家，改名为张史氏。
    母亲信佛，特别相信命运。常说命不好，不与任何人争长论短。有了儿女后，认为是她的延续，是她的来生，要为他们修个好福社。对一些传统习俗“嫁鸡随鸡，从一而终”等信守不移。妈妈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却常常教导我们:多想别人好处，少说他人不是。她还常说，敬人几分不吃亏，伸手不打笑脸人，有理也要让三分。企盼靠自己劳动吃饭，甚至说有病也不能白吃药。其诚善与随和得到村邻们的尊重。母亲的言传身教给我很大影响。首先，她得到不少村邻的敬重，特别是同辈人都喜欢与她往来，农忙时愿找其帮工，我也跟着有顿饭吃;其次，姑妈回娘家，总落脚在我们这个穷家，而不去二房，并协助妈妈;第三，过年过节娘家总要资助些食品，帮我们握过年关;第四，对我这个缺吃少穿孩童，妈妈常把亲邻送的衣服，洗补好让我穿，还念道:“笑脏不笑破。”特别是寒冬，就用破布绳带，把我捆得严严实实，以防受冻。到1933年初，我出生时母亲才37岁，为了儿女而挣扎在衣食无着的悲惨岁月里，以后还患过“黄病”不能食盐。我更是骨瘦如柴，被不少人称是长不大的“毛娃”。
    1937年12月，我还不到6岁，日寇铁蹄践踏到了古都金陵。在日军杀人不眨眼的日子里。母亲背着我，跟着部分老弱村民，躲进附近丘陵丛林中，逃过生死一劫。这期间，我曾伏在妈妈背上，偷偷回过村里几次，见到路旁、塘边、田头都有尸体横卧。村里瓦房、草房，大多被烧成废墟。好些房屋成了残垣断壁。景像十分恐惧，甚至狗听到枪声或有鬼子远远路过，也乖巧地躲藏在隐蔽处，不再狂叫。
1938年春稍事平静后，逃难的村民陆续返回，收拾残垣断壁，种田种菜谋生。我家草房早已被化成灰烬。在未正式返回“家”的不少妇孺老幼，就在村傍后山坡挖坑支锅度日。有一天上午，几个荷枪鬼子，巡逻到村后山坡处，拉了几位妇女，包括我母亲在内。妈妈抱着我被迫回到村里，在一个胡姓大房被烧后的破墙内，鬼子凶恶地用带刺刀的枪，顶着我们母子，让母亲必须把我放下。可怜妈妈无奈，只好把我丢在一边，我也害怕得连气也喘不过来，更不敢哭。母亲还有其他几位同胞姐妹都被强暴了。鬼子走了，妈妈搂起我抽泣了许久。这不仅是妇女受辱，更是民族深仇大恨。另一次妈妈搂我痛哭，是在我10岁时，说我命苦，10岁了，还没穿过新衣……
    王利民口述
    王利民，男，1926年10月18日生
    调查地点:红梅村中一组
    调查人:孙长贵
    调查时间:2006年7月26日
    1937年，日本鬼子进中国时，我11岁。记得那年冬天，天很冷，听大人说日本人要打到南京了，我们都很害怕，外出时都格外小心。记得那天我和几个伙伴到外面玩，只见远处飞来6架飞机。在此之前，我们都没见过飞机，感到很好奇，也很害怕。正仰面看时，只听到几声轰隆隆巨响，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可能把栖霞寺的塔尖误以为是炮台了，就进行轰炸。从响声判断他们当时在栖霞寺附近丢了5颗炸弹。实际上他们一共丢了6颗，炸了5颗，还有1颗没炸(哑弹)。这颗哑弹在靠近江南厂的栖霞山半山腰，解放后才被挖出来。
    日本人杀中央军，后来杀红了眼，连老百姓也杀。他们是1937年12月13日开始大屠杀的。我亲眼看到家住李家岗的刘正强躲到防空洞里还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上梅墓的竺冯氏为了躲日本人的强暴，被日本鬼子当作活靶子打死了。陈家三姑娘，当时22岁，遭到三个日本鬼子轮奸，后来又被日本鬼子用枪打死了。从上梅墓、中梅墓到下梅墓所有的草房都被烧掉了，这些房屋被烧时就像一条火龙，火光冲天，老远都能看到。本村的刘正龙和我一起躲在栖霞寺的难民区里，看到自己家被烧了，两个人都哭了。日本人那天晚上从我们村经过的，父亲王德祯被日本人抓去做夫子，挑东西，过了40天才冒死逃回来了。
    江南厂是中国民族资本家在摄山建的水泥厂，设备是从德国和丹麦购买的，日本进中国时，设备款还没有付清。德国人出于保护本国在华利益的日的，在江南厂搞了难民保护区，也救了不少人。
    王国民口述
    王国民，男，1928年1月生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燕华花园社区
    调查时间:2007年6月11日
    调查人:苑美云
    1937年12月逃到江北避难，1938年春天回到燕子矶杨梅塘村。南京沦陷后，日军在雨花台、中华门、光华门一带，不仅野蛮地击毙、刺杀所遇到的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还杀害普通百姓。躲藏在东关头涵洞里的数百名中国同胞，全遭日本军杀害，许多市民都没有逃出来，到处横躺着普通市民的尸体。在城内的大街小巷，日本军不断骚扰，打门的砰砰之声不绝于耳，如果开门稍迟，就立即以刀枪相向，在街上，日本军遇到抄手走路的人，就一枪打死，如果看见日本军就跑，也一样会被打死。隔壁邻居王安帮1937年12月在燕子矶杨梅塘村遇难。当日本人进人燕子矶杨梅塘村时，村里的房子全部被烧光，一些人先逃到江北避难，而没有逃离的人，还有老人、妇女及儿童全部都躲进村中的一座破庙之中，躲避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当日本鬼子看到王安帮时，就厉声喝住他:“站住!”他根本就不敢再走半步，日军的残暴行径，他们都是有日共睹的。随后对他进行了搜身、盘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搜到旧本鬼子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端起枪就对准他的腹部开了一枪，他应声倒下，但没有打中要害，肚皮却炸开了，肠子也流露出来，此时，他还没有失去知觉，也许是中弹的缘故，他感到非常的口渴，就强忍着剧痛，把肠子往肚子里塞，拼命地向村中破庙旁边的水沟爬去……终因伤势过重，又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几天之后就含恨离开了人世，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钱买棺木，家人就用马槽把他安葬了。
    陈茹美口述
    陈茹美，女，1934年生，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张库
    调查地点:尧化门尧林仙居青山苑23幢4单元3楼
    调查时间:2005年11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2岁，属狗，原住栖霞区红旗农牧场二大队张库村。
听大人讲，跑反时我们跑到了江北的瓜埠街，安民后回来的。
    听大人讲，跑反时我爷爷陈金坤躲在家门口的地洞里，被鬼子看到后拖出来打死了。我大大陈富喜、叔叔陈富云在长江边被鬼子追上了开枪打死，尸体抛在江里没找到。一起打死的有四五个人，都抛到江里了。
    后来，家里人跑到江边去招魂，回来给他们做了假坟。
    戴增荣口述
    戴增荣，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下庙社区佘冲
    调查时间:2007年6月12日
    调查人:吴玉萍
    1937年冬天日本鬼子侵犯南京时，我是在南京大屠杀的血火中侥幸生存下来的，当年南京城随处可见遇难同胞的尸体、火光冲天，日本兵天天杀人。日本兵打进南京时，见人就杀。许多人逃到长江边，日本兵惨无人道地用机枪扫射逃跑群众，江水很快就变红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亲眼看见同村的隔壁邻居吴霞洲在1937年冬天被日本鬼子推下河，活活淹死，遇难地点就在现在的燕子矶新合村新合鱼塘。我还听村里人说当时村里有一个水塘，日本兵用刺刀强迫几个中国人把一家5口塞进麻袋里，并让他们把几个麻袋口扎紧，用枪逼着这几个人把装人麻袋扛在肩上，向水塘中间走去，当水淹到他们胸口时，日本鬼子就向塘里扔手雷，一边扔一边大笑，麻袋里面的人和扛麻袋的人全部都被活活炸死了。日军称这种残忍的游戏为“炸活鱼”旧军不把中国人当人看。
    梅寿芳口述
    梅寿芳，男，1933年3月生
    调查地点: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梅山村盛家岗
    调查时间:2006年9月13日
    调查人:陈兴红
    日本人到了西善桥乡梅山村梅家洼时，我们家人大部分先跑到沙洲坪亲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日本鬼子到了沙洲坪放枪，吓得我们一家大小经赵家园往回赶，有的人把鞋子都跑掉了。我们到家不到二个小时，来了两个日本鬼“长官”，骑了两匹马到我们村庄来看房子准备宿营，看过后走了，不到半小时日军大队人马又到了，叫我们排队站好，大人和个子大的站前排，女人和小孩子站后排，都把手举起来，当时每个人都害怕得直抖。在梅家洼和余家洼各住一部分鬼子。鬼子把我们家男人们都叫去干活。我家农具、木制品都被砸毁了，烧着了烤火。并用手榴弹到我村上头一个鱼塘炸鱼，鱼炸得漂到水面上来，就叫我家二叔梅福松把棉衣脱掉，下塘捉鱼。那是天寒的冬天，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捞鱼上来，身上皮肤都冻坏了，简直是野兽，惨无人道。
    到了晚上把我家女人们关在一个房间，挤在一起。过一会儿两个鬼子进房间来，打电筒照，看比较漂亮的女人拖出去强奸，女人们大多数都受到他们的糟蹋，到了天快亮而不亮时，趁日本鬼站岗兵打磕睡时，关在房间的妇女们带着孩子们都逃跑出去了，逃到山里面去逃荒。鬼子天亮后起床，看到房间里的女人们都跑了，就气愤起来，发男人的火，把我家男人全部赶到村上面头一块田里，用一匹蓝布撕成条子，把男人们膀子连膀子捆绑在一起，站成一个圆圈，对中间扔了几个手榴弹，人炸倒了，没死的又用刀补捅杀。我叔父梅福康那时只有16岁，补捅了三刀，他的寿命长没有死掉;我的哥哥叫梅寿明，那时14岁，被炸伤后被日本兵又用刀捅死。死的有我祖父梅长春，二叔梅福松，堂叔梅福源、梅福财、梅福全、梅福华，太祖母梅周氏，还有两个鬼子拉差带来的，共11人，死亡了10人，其中我家亲人8个，1个暂时未死受重伤，(鬼子川备走时放火把房屋烧掉。对过村子余家洼，只有我父亲梅福鑫和黄老四两个人在村子里，日本鬼子没有带走，他们没有死掉。看见梅家洼房子被火烧掉也没有办法。又看到村上边田里人死一大堆，哭得死去活来，我三叔梅福康听见哥哥大哭声，就喊哥哥啊，我还没死，我要喝水，我父亲又找水瓢舀水给他喝，并把他背到对过村子疗养。把身穿的棉衣脱了下来扔进一个水塘里，血把塘里的水都染红了。
    那时余家洼村子的人都跑光了，梅家洼和余家洼两个村子靠得很近，相隔二三百米，到第三天上午，我母亲和婶婶们带着孩子回来一看，房子已烧掉，人死一大堆。儿子和很多亲人被打死了，瓦房10间、草房3间也都被烧掉，我母亲睡在地上哭得在地上打滚。看到儿子也被打死，打死这么多亲人很伤心，痛恨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太惨无人道。此后，我全家妇女们带着孩子娃娃大小共有20多人，到外面躲避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不但我一家遭遇，还有很多地方遭遇。我的堂婶(梅寿芬的妈)一人带4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刚出生不久，没办法带走，急得就把亲生的孩子扔在陈家村前一个长塘子里，扔后伤心地走一路哭一路。那时我母亲也带着3个孩子，背着我，抱着我妹，拖着我姐姐，我是幸存者。埋尸体就埋了好多天，有的尸体埋时下面一块板，还有的没有用板，挖坑用土埋了，想到这里非常痛心，这些事实情况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王桂珍口述
    王桂珍，女，1934年2月25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长芦街道水家湾社区
    调查时间:2006年7月30日
    调查人:吴光华、何光晨
    我今年73岁了，在4岁那年，日本鬼子到水家湾杀人放火，我失去了两个亲人，一个是我亲爹王顺喜，一个是我的家门舅舅黄凤藻。那年我还不记事，后来我妈妈告诉我，1938年农历五月十八，驻扎在西厂门的鬼子兵听人告密说水家湾有“黑头”(抗日的地方武装人员)，鬼子翻译官管万利半夜里带着鬼子兵闯入水家湾，鬼子兵像一群疯狗，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民房被烧毁上百间，枪杀马华、王家言、陈二珠子、倪家老巴子等30多条人命，天亮了还从水家湾带走我舅舅黄凤洲、黄凤藻等几十个人。鬼子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串一个，像串鱼一样向江边带。哪知走到横海逼妻桥下，其中一个叫戴从银的脱掉绳子跳下水游到芦柴洲逃了一命。鬼子见少了一个人，到了九里埂气急败坏地把我父亲王顺喜抓去“顶窝”，父亲被带上鬼子船。第二天听人说鬼子在南厂门把我父亲手和脚钉在门板上，丢进了长江，那年他39岁，是属鼠的。舅舅黄风藻被钉在门上示众，直到第三天才被折磨死去。
    葛德林口述
    葛德林，男，1915年生
    调查地点:原大厂区长芦公社湾北大队
    调查时间:1983年10月29日
    调查人:杨如立
    日本人烧长芦街是1938年6月15日夜零点左右。是汉奸管万利带来的，300^-400人从永利铆厂来长芦的，到大路朱时兵分三路，一路从长芦寺来，一路从长芦街的后山，一路从湾的街北，东边有河。
    日军把水家湾包围起来以后，就放信号弹，接着就点火烧房子，当时长芦街即成一片火海，鬼子借着火光开机枪乱扫，马洪如看牛时带着孙子睡，房子被烧，爹孙二人活活被烧死。查玉祥见房子被烧，与日本人争吵时被迎头一刀劈开;其弟查老四见事前来救哥，也被日本鬼子一刀将耳朵和半边脸削掉了。街上的马二先儿子马华刚结婚不久，见房子被烧，夫妻二人奔跑逃命，跑到云持地被乱枪打死，在第二天收尸时，夫妻二人还手抓着手，抓得很紧，后用热水温后才分开。王家银夫妻二人奔跑时，吓得将小孩丢在床上未带，想起后又回去抱，跑到水家湾西头小桥被乱枪打死，三岁的小德凯脚趾头被打掉了。陈老七女儿二珠子和李老巴子住在一起，被鬼子用刺刀把两个小孩的肚子挑开，肠子全部流出，两个小姑娘当时只有1'7^-18岁。蔡生堂是被鬼子用刀活活砍死的。帮工在沈义新家的一个呆子也被打死了，还有庄长贵、朱大驼子的二儿子，还有记不得了，那夜被打死的有30人左右。
    被奸污的妇女难说出口了。至天亮时，还捉去73人，用绳子五花大绑押到九里埂，用装猪的船装到永利錏厂，下船后每人被扣在电线杆上，遭大雨淋至上午10点左右，开始逐人过堂审问，并在地上给每人画个石灰圈站在里面不准乱动，否则就要开枪打死。还用粉笔在每个人背后写上号码，并按号码提出7个人留下，其他人均花钱具保放回。被留下的人有陈文秀、黄风藻、朱长清、朱尚生、王顺喜、万金文，还有一个记不清了。结果，朱长清被带到长江边一刀将头砍掉，尸体摔下江，被江水冲到潘家营，被人发现才收回尸体。黄风藻和陈文秀两人被日本人用木板钉成十字架，拿大洋钉将手、脚钉在木板上，在永利錏厂门口示众至第二天才死。其余的朱尚生、王顺喜、万金文等4人被日本人挖好坑活活埋在坑里。
    当天晚上来长芦街的日本头子有中山、横山两人，管万利是翻译，后来长芦街上的沈长开当上了维持会长，66人具保的钱全都落在他们手中。被打死的还有黄长石的父亲。
    王德凯口述
    王德凯，男，1936年4月4日生
    调查地点:六合区长芦街道
    调查时间:2006年8月1日
    调查人:吴光华、何光晨
    我已经是71岁的人啦，老家住在水家湾的北头，现在住在六合区园林东路小区2栋203室，退休在家，儿子和儿媳在长芦开旅社，现在的日子是过去做梦也想不起来的。但是一看到右脚少掉一个趾头就引起我辛酸的回忆。那是1938年农历五月十八，鬼子闯到水家湾烧、杀、抢、掠。那天夜里大概一点左右，驻西厂门的日海军陆战队300百多人，在汉奸管万利的带领下，分水陆两路袭击长芦水家湾街道。到处杀人放火，那夜全镇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水家湾被杀死37人。我父母也是这次受难的。深夜父母被惊醒后，本能地跟着逃难的人群往牟尼峰跑，到了山下，妈妈才想起我还睡在床上，连忙拉着父亲往家跑，父亲王家银抱起我，拉着妈妈往外跑，我的哭声让鬼子听见了，日本鬼子就向我们开枪，罪恶的子弹打进我父亲的肚子，肠子被打出来，又打掉了我的右脚趾，妈妈也中弹倒地，父亲死时27岁，妈妈25岁。血海深仇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刘仁金口述
    刘仁金，男，1926年3月生
    调查地点;燕子矶街道燕华花园社区
    调查时间:2007年6月11日
    调查人:苑美云
    1937年12月逃到江北避难，1938年春天回到燕子矶贾家边村。1937年12月，日本鬼子在燕子矶江边集体屠杀了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难民5万多人，许多青壮年市民被当作士兵捕去，他们用绳子捆住这些青壮年，押赴水塘边或砖墙前，用机枪射杀或用火烧，南京“尸横遍地，惨绝人寰”。日本军进人燕子矶贾家边村时，老百姓看到日本鬼子就胆颤心惊，他们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为发泄兽欲，就连幼女、老妇、孕妇也不放过。有一位孕妇即将分娩，留居家中，也没能逃过日本军的蹂踊。当年在贾家边的田间，我曾亲眼看到:日本军让已解除武装的中央军的一排人，用绳子自己一个一个地缚起来，随后用机枪一阵猛烈的扫射。据他们说，日军见到中国人就要搜身、盘查，查到东西就收下，查不到东西就任由他们处置。同村李华新于1937年12月在逃离江北的江中心时遇难。当年他在乌龙山炮台当兵，乌龙山炮台是远近闻名要塞口，日本军的船舰从上海吴淞口出来，途经江阴，到达南京。南京沦陷后，李华新想逃到江北去避难，却没有逃过日军的巡查，在江中心被日军发现，逮住了他并抓上了船上，把他的四肢钉在一个门板上，使他动弹不得，日军丧尽天良地用狼狗活活地将他撕烂，随后扔进了长江之中……为了生计，城外的人不得不担些柴禾和蔬菜进城去卖，换些生活用品，可进出城门时都要进行搜身及盘查身份证。当时的米是不允许卖出城的，有的妇女把换回的一点米放进腰间围包起来，出城的时候，日本军就用刺刀乱戳，看看是否有米，一次，竟然把一位孕妇的肚子给挑开了，胎儿都露了出来，可见日军是何等的残暴，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杨万选口述
    杨万选，男，84岁(属狗,1922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市中央门外五塘新村10栋203室
    调查时间:2005年12月17日下午
    调查人:姜良芹、殷昭鲁、屈胜飞
    我的家住在六合县，我父亲杨竹君在竹镇集的集镇上开店做生意。在1938年的时候我们在六合的全家都到竹镇去了，那时候听说日本人要来了，这样子就到了竹镇集，我们在竹镇集中街有个店，店名是“晋康祥京广杂百货店”。我大哥杨万福那个时候在我父亲的领导下在我们自家开的店里管账。
    记得1938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钟左右，突然有日本人飞机到了。我们听到飞机声知道飞机会丢炸弹。那个时候我们在竹镇集，竹镇集这个地方是个要害地方，在乡下有共产党，那个时候国民党起不到什么大作用。日本人飞机来了，我们已经听到了炸弹声音，听到炸弹声音，那个时候心里没得底，也没得经历，炸弹有什么威力也不知道。听到炸弹声音，但炸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好像是大约两三个炸弹以后，我们一家人和店里的同事都开始躲，但究竟怎么样躲，哪个时候躲啊自己糊里糊涂的，没得一个规划。这个时候主要是我家父亲组织，他是主人。我父亲跟我母亲站在一起，想维护我母亲，就躲在房子里头。我家房子前面是店，后面是楼房，店里什么东西都卖，有南北货、五金、五洋，南北货就是秋油、酱、红枣、蜜枣、桂圆、麻绳、针头线脑、日用百货，五洋就是洋烟、洋火、洋油、洋胰子、洋蜡烛。货物有时候从六合城里批，有时到外地批货。家里有六条牲口，就是运货的。头天去六合城批货，第二天回来，回来后要歇两三天。店里有同事十多个，同事就是工人。前面是三间店面，墙是砖砌的，很厚，大门是铁的，石库门面，墙上有枪眼，是防土匪的，有四五条枪;后面是木结构的楼房，还有瓦房，有几进屋子范围。院子里头有做酱用的酱缸，那个时候做生意是自己做酱，这个酱缸有十几缸，都是大缸，酱缸旁边的屋就是我父亲和母亲住的地方。我家里人都分散躲藏了。这个躲藏也没得一定规律，也没得一定地方。这个时候丢了一个炸弹，这个炸弹正好从这个房檐口掉下来，估计这个情况呢，掉到酱缸里头了，这个爆炸力还要受到影响。酱缸里头盛的是酱，这个爆炸力可能要小些。但是炸弹不像手榴弹，也不像以后的炸弹，不像现在的炸弹。这个从房檐口掉下来的炸弹一爆炸正好靠近我的父母亲躲的这个地方。炸弹一掉下来，一股硫磺气味直冲人的鼻子，人的眼睛睁不开，也看不清楚。这个时候房子被炸塌了。我家父亲当时就受到炸弹袭击，弹片正好从右胁进去了，人当时就倒下了。当时我父亲保护了我母亲，把我母亲遮住了，我母亲没有受伤，我母亲坐在里面，我父亲站在外面，他受伤死了。听舅舅说，我父亲死得很惨，肠子都炸出来了。
    讲到我哥哥杨万福当时躲在屋里，和我父母亲隔着一个木结构的墙，上面是窗户，他受到了炸弹袭击，身上伤处不是一处，很多，是没有大范围的，是小碎片子，腿上有，肚子上也有，浑身是伤。这就是死了一个，伤了一个。我哥哥当时没有死，二十多天后才去世的。同事躲在什么地方呢?自己不知道了。
    还有一个小弟弟，大概只有三四岁，叫杨万钟，是我四弟，被我家一个表姐抱在身上，躲在桌子底下。表姐把他抱在身上不知道他受伤了，实际上他身上已经受到弹片袭击了，不然不会死啊，抱在身上当时没有发现什么，身上流血什么的也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后来这个过程嘛，我表姐抱着我弟弟往外跑了，走在路上我弟弟就不行了。
    日本人飞机来的时候，我和二姐杨慧芳一头躲进厨房里头了。厨房中间是大锅，那种烧柴火的大锅。当时我思想动了，一抬头心里头就想:哎呀，这个地方，炸弹掉在远处震动了，这个房屋会不会倒?房屋一倒，我们怎么出来?心里就这一想，顷刻之间我掉头就跑出去了。我姐姐坐在小板凳上，我也没有来得及喊她，也不容得想。我跨到院子里，顾身不顾头躲在墙边。这个时候日本人飞机来了，把墙炸倒了，但楼房没倒，木板和砖头压在我身上。我这个时候头脑清楚了，心里想:这个炸弹掉下来，我究竟处在什么地方?我死没死?我心里头有个怀疑:人死了还有魂魄，我现在怎么还清楚呢?心里想我大概没死。我上头是木板，自己活动不起来。那个时候心里有个求生的欲望，生出无穷的力量。那个时候我17岁，还是一个小孩子呢，我伸出一只手来，把木板和砖头一块块拿开。这个时候有人来了，是本店同事工人谢大个子，是店里赶驴的，把我扶起来，带着我走了。我没觉得身上怎么样，没有受到弹片袭击，我还能走呢。只是我的耳朵受到了影响，导致我以后耳朵时好时坏，以致最终全聋了。当时的情况是糊里糊涂，不晓得，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我还有一个姐姐在里头，这个时候我要提出来，抢救还来得及，我想不起来了，至今想起来我就很内疚。后来房子烧起来了，我姐姐被烧死在里面，头都烧焦了。这个时候日本人飞机又来了，我们就往乡下空地跑，在路上躲在哪呢?路上有土造的墙，就躲在墙根下。我站不起来了，谢大个子，当时他有三十多岁，现在不在了，他就背着我往空地跑。跑到一个山坡上，山坡上都是坟莹，都是坟墓，到了这个地方歇歇脚。这时我情况发现了，我受了内伤，想喝水。我依靠在谢大个子身上，想喝水，发烧，渴啊。这个时候旁边有很多人，都是躲炸弹的。旁边有位老太太说:“不能喝水，你喝水就没得命了。”离我几尺远的地方有个水沟，水沟是臭水、污水，还在淌流。我当时想只要有水喝死我也愿意。我想喝那污水，但不能动身子，动一下也不能移动。谢大个子在地上拾了一个破瓦碴，尿了一泡尿给我喝，喝下去后，我眼前一黑就失去知觉，昏过去了。这就是我个人的过程。自己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
    到了晚上，家里人怎么碰到的，心里没得数，也想不起来这些事情。后来我们到了离竹镇二三里的熟人家里，这个时候我家里有什么人呢?我家母亲，我大姐，我三弟，我家还有两个妹妹，当时在六合我舅舅家，躲过了这一劫。我三弟杨万里在这次轰炸中，虽然保住了生命，但落下了残废，至今仍然是一个胳膊长，一个胳膊短，我三弟现在还在，住在雨花区。
    我们全家是死的死，伤的伤，房子倒了、烧了，货物没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日本人丢的燃烧弹把我家房子都烧了，没人救。店里的货物洋油、洋火、红糖、白糖等都没了。店里的保险箱外面是铁的，中间是黄沙，要用特殊的钥匙才能打开，里面放着饼干听子盛钱，钱都被烤蝴了、烤焦了，不能用了。同事怎么样也不晓得。当时可谓是家破人亡。第一个没得主人了，父亲一死就没主人了，没得人领导了。政府没有问过这些事情，我们也没人谈。现在像我80多岁的人不好找了，像我们年龄相当的人也没得了。
    当时在集镇上都是做生意的，店铺很多，左边有，右边有，前边有，后边也有。商店用的货币还是法币，那个时候日本人和伪政府的钞票还没发行。当时我家的店铺在竹镇是大的，是批发兼零售，进货都是整船地进，周围集镇和乡下店铺都是到我家来批发。这场轰炸，我家是家毁人亡，房子、店铺烧了、倒了，货物没了。当时店里的货物值多少钱，我虽然没有管账，但是我看到我家有一间屋子里装了几折子黄豆，足有几万斤，这个黄豆不是做酱的，是哪来的呢?是乡下人来买东西和进货先记账，收成了，同事的再赶着牲口、拿着捎带，到乡下收黄豆、收粮食，然后我们再买。我父亲生意做得很大，在竹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六合也是名声很大，很受人尊敬，人称杨竹或是杨四太爷。土匪放话说，如果能绑到杨四太爷开价十万大洋，绑到我们兄弟五万大洋。当时大洋和法币是等价的。我家那时候有四个老妈做事，我们穿的汗衫是“天鹅”牌的，袜子是“狗头”牌的，是当时最好的，是200支纱纺的，衣服的料子是麻纱的、哗叽的、绸缎的。被炸后，我们什么也没有了，生活十分困难，家里这么多人生活没有来源，靠着城外几间房子的房租和亲戚的接济勉强度日。我母亲由于受到了惊吓，几年后也去世了。在日本人来以前我在六合一家店里做学徒，那个时候学徒是在别人店里，没有工钱。日本人飞机轰炸过之后，我仍回那里学徒。我1942年结婚,1956年来南京，现在住在南京市中央门外五塘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