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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苑》录“万公九日南山诗”
杜甫幼年学诗同时习字，“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其《壮游》诗陈，可见年少临池之勤奋；青壮年辄与当时书家李邕、张旭、郑虔等结交。《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饮中八仙歌》诗，表达的是对“草圣”张旭的敬慕；而《李潮八分小篆歌》诗，则反映了他对同时书家李潮、韩择木、蔡有邻书法的熟稔。至于暮年《得房公池鹅》诗“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句，更就毕生书法成就充满自豪，甚至以“书圣”王羲之自比。因此说杜甫是精通书法的大诗人恐怕并不为过，诚如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所云：世号“诗史”，于楷隶行草，无不工者。
当然，较诸诗歌艺术，少陵书艺显然为其“诗圣”盛名所掩；但也正因为拾遗书迹向无只字存世被拾遗，故约一个世纪前相传四川巴中南龛壁间乾元二年（759）其书巴州刺史严武摩崖题诗重见天日，自如吉光片羽，被视若拱璧。近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石刻研究力著《语石》各卷夹叙时就喜不自禁，溢于言表：
余新得杜甫书严武诗，浣花遗迹，海内只此一通，可以傲燕庭（清金石学家刘喜海）矣。巴州严武摩崖共五通。九日南山诗，杜甫书也。笔法虽清隽，而不免寒瘦，有饭颗山头气象。“李杜”并称，子美无片刻。今年夏（1901），从故家得巴州石拓，有严武东岩诗，杜拾遗所书也。为之一喜。
1934年，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公布此石拓片，令人一睹庐山真相。1961年，启功先生在《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一文中认为：唐人诗歌方面的材料也很多，像巴州摩崖所刻严武和杜甫的诗相传是杜甫所写（杜诗一首下有杜甫的名字），也有人疑为宋人所刻，至少也是一个宋本。很显然，他就相传杜甫的这一摩崖书法持肯定见解；故1981年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名胜词典》、1990年四川大学出版《四川历代碑刻》等，均认同此刻系出杜甫手笔的观点。
可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一段按语，却为此诗书法的可持续研究预留了伏笔：
杜工部千古诗圣，而笔迹世所罕见。此刻自欧、赵（金石学鼻祖宋欧阳修、赵明诚）以来，至翁覃溪（清金石学家翁方纲）、王兰泉（《金石萃编》作者王昶）诸公，皆未著录。嘉庆间所修《四川通志》，亦不载此刻。严公盖指严武，巴州古佛龛石刻，大书唐乾元三年山南西道严武奏，臣顷牧巴州云云。是乾元二年，武正刺巴州也。按诸家杜公年谱，春，公自东都归华州。七月，弃官客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剑南。岂公入蜀时，尝迂道至巴过严公邪？
案，严、杜曾同在唐肃宗凤翔行在受荐为给事中与左拾遗，私谊极洽；杜甫入蜀依附身任剑南节度使的严武，有《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等一束诗作酬答，后严卒灵柩过忠州，杜甫于峡中又有《哭严仆射归櫬》诗；而《八哀诗·故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更有“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的咏叹，几将严武治蜀视比司马文翁和孔明般举足轻重。
乾元二年杜甫经巴中比邻广元入蜀之初，曾赋诗《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感慨“巴州鸟道边……谪宦两悠悠”，可知两人虽近在川北却失之交臂。不过，因杜甫另有《九日奉寄严大夫》诗看似与上述“严公九日南山诗”摩崖相关；而后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酬别杜二》诗，则分别有“卧向巴山落月时，两乡千里梦相思”和“最怅巴山里，清猿恼梦思”句，自注：昔会秦关，今别巴岭。给人的错觉仿佛杜甫确曾顺道赶赴巴州拜会他才受安排入蜀；同时，彼此唱和即兴题书严诗，似乎也变得煞有介事起来。
因巴中刻石造像的确盛于严武当年奏请肃宗开凿佛龛、敕建光福寺后，抵今“严武奏表碑”等严及与时人酬唱题刻甚夥；特别第87龛造像记“兹救苦观世音菩萨像者巴州刺史严武奏报烈考中书侍郎远日之所凿也”云云，昭示此窟为严武替父——尚书左丞严挺之塑造等身观音立像，从中既可窥“其状端伟，颇异常流”的严氏父子相貌，又分明向世人传递严武忠孝两全，立地成佛之诚。因少年的他仗气任侠，八岁曾以父冷落生母裴氏而宠幸侍妾玄英，遽持小铁锤击杀之。后诱邻女为官追捕因惧不免，竟解琵琶弦缢杀而沉之河。故少陵尝戏曰：严挺之乃有此儿！
按理，两宋来举凡涉及四川或巴中地方志乘、金石碑目，均详尽著录严及与同侪唱和题刻；若南龛第25窟老君洞正壁上确系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料古今有目共睹，前后金石学家、地方贤达著书立说，必不假思索照单全收而不致袖手旁观、等闲视之仅作壁上观。但委实让人费解的是，直至上世纪初，所有金石学著作等，竟从未道及南龛壁间有杜书严诗逸闻，这不能不使人就杜甫挥毫的真实性丛生疑窦。
譬如就书法风格，众所周知杜甫历来主张“书贵瘦硬方通神”；可此题诗书体虽稍“寒瘦”却犹显浑厚，难怪启功先生疑义相析后主张或许未必杜陵真迹而疑似宋人代笔。其次，款署“判府太中严公”亦不合唐代官制。检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判府知府”载：国朝著令，仆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为判。今世蕞尔小垒，区区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称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另证诸南龛“判府太中先生冯公诗什”摩崖，果出自南宋淳熙十六年；换言之，“判府”实为南宋职官已毋庸置疑，就此，明眼人破题一望而识其有悖唐代官称，势必涉嫌似是而非造假顶替。
具有黑色幽默的是，欲破解此石原创者谜，犹须回归前为叶昌炽轻视的金石学家刘喜海著述，因其道光廿五(1845)按察四川，既命工搜拓蜀中石刻记录在案，且著《三巴金石苑》“先图画，后释文，间加考跋。缩丰碑于尺幅，大小真行，各极其态，钩摹之精，镌刻之细，得未曾有。”循其摹绘写真核对举证，第五卷“万公九日南山诗”与上示拓片完全吻合，惟无款署“乾元二年杜甫书”字样，由此“杜甫手迹”纯属无中生有端倪可察；再谛审落款与题诗书体迥异，捏造作伪痕迹昭然若揭。虽两者同为楷书，但诗体行楷笔势潇洒连贯，而款书正楷运笔拘谨滞钝，分明添加凿刻一如续貂狗尾可知。尤其明显者，诗题“嚴”字，刘喜海摹绘原作“萬”字，显系别有用心者移花接木，改刻斧凿迹象显而易见，置换严武张冠李戴用意不言而喻。因虽万氏阙名，但南龛“九日南山诗”外，邻壁尚有其南宋庆元五年九月次韵前太守诗及“水调歌头”词；由此观之，“判府太中万公九日南山诗”与“判府太中万公次韵”等，均系同年重阳游南龛即兴题壁之作证据确凿而与严武、杜甫浑然无关。
综上考鉴，“巴中乾元二年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断非唐宋如此，实乃晚清好事者投机取巧，招摇撞骗所出；就此，前人著录真凭实据俱在，众目昭彰之下，无稽之谈原形毕露，不堪一击，不值辩驳。现在问题是，既然蛛丝马迹本足以剥茧抽丝，不攻自破。何以自弄虚作假拙劣把戏出笼，犹愚弄学林旷日持久约一世纪？究其缘由，大抵“诗圣”手翰见存乃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事，多取宁信其有事属不争地方保护心态，故始作俑者虚张声势，群起见猎心喜，信以为真，失于查验校勘而误入歧途。而造假者之所以明目张胆偷天换日，旁若无人盗名欺世，亦非凭空臆造，无的放矢，乃基于杜、严交谊背景，而严武又确有巴山不了情结，遂技痒一试，擅改款署，虚实参半，自圆其说，推波助澜。兼以万氏匿名不彰，其诗词知者甚鲜，遂致身后作品不由自主为人取代盗版，足资不速之客处心积虑乘虚而入，煞费心机巧立名目，有恃无恐附会穿凿，篡改炮制；虽款署与诗歌书体相形见绌，竟依违两可而弄假成真。故某种意义上讲，此等无行之辈倒亦不失为深谙杜、严交情的另类学究；同时足见“黑老虎”造物弄人，老鬼如叶昌炽亦不免自用失匹遭忽悠，古今名人书迹之审鉴，不可不慎之以小心求证啊！
“严公九日南山诗”拓片
巴中刻石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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