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决前风云突变

    人权斗争：----智慧和力量的较量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把人权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联合国范围内给苏联等一些国家施加压力。1989年之后，西方把人权当作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

　　在与西方的人权斗争中，要数1995年第51届人权会斗争最尖锐、最为激烈。当时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美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派出了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托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分管人权的官员到现场指挥。美国人还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做了很多工作，给那些国家施加了各种压力。“美国扬言1995年可以通过他们的决议。这个决议只要通过，中国就被放到审判席当被告，秘书长将就中国人权状况提交报告，年年都要审议。”当时任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的金永健说。

　　会议决定3月7日表决。在表决的前两天，中国驻非洲一个国家的大使给金永健来了个电话，他说他们那里出问题了，该国曾答应支持中国的决定已改变，将改成弃权。这位中国大使找到了这个国家的外长和总理，但他们说这是总统决定的，必须找总统才能解决问题，而总统不在国内，正在德国访问。

　　十万火急，怎么办？金永健说：“我马上报告国内，并打电话给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请他们做工作。中国驻德国使馆终于在慕尼黑找到了这位总统，经反复做工作，总统最后同意以与中国友好关系为重，恢复了原来对中国支持的立场。我们争取到了很重要的一票。”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按照议程，3月7日下午开会，晚上表决。下午的会议一开始，有几个国家大使对金永健说，很抱歉，奉国内指示原来支持你们现在不可能了，因为国内现在压力太大。美国扬言，如果我们支持中国，就要考虑改变对我们的援助问题。

　　“表决是在半夜。会议进行到下午6点左右，有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给我打电话，说经过做工作，这个国家的外长已经同意把原来的弃权票改成支持中国的票，但问题是对方外交部没法通知他们的代表。因为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是从巴黎过来的，不是常驻日内瓦的。我们代表团就通知了这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但他表示没有接到国内的指示。为了证实我们的话，我们代表团的人员又陪他出去给外长打了电话。

　　会场上的一举一动，美国代表团都看在眼里。他们立即就把那位年轻的非洲代表叫出去，由美国负责人权的助理国务卿沙托克当面问他，中国代表团找你干什么，他如实告诉美国人说外长指示给中国改投赞成票。沙托克立即与这个国家的外长打电话，施加了很大压力，那个国家不得不后退到原来的弃权立场。这个代表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后，美国代表团就派人坐在他的座位后面，根本不让他动，不让他与中国代表团接触。

　　到了夜里12点左右，表决中国的动议案。表决结果是平票，22票对22票。按照议事规则，平票就是中国的动议被否决了。西方国家代表团和一些反华的非政府组织兴高采烈。当时人权委员会的主席是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很有经验，他宣布现在已经过了12点半，太晚了，对于西方的决议草案第二天上午10点表决。

　　金永健说：“这个夜晚，我们一夜没有睡觉。我们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表决情况，国内正好是上午，外交部立即指示驻一些国家的使馆，尽量做工作。在日内瓦，我们也分头行动。

　　时间紧迫。好多友好国家的大使一时不知道怎么办，问中国会不会放弃，金永健坚定地告诉他们：不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等金永健近凌晨一点从会场出来时，科特迪瓦代表（一名参赞）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金大使，有一个情况我要告诉你，我国政府指示，如果程序胜了没问题，如果中国的程序动议失败了，对西方决议草案的实质投票我们将投弃权票。这是国内指示，我向你通报一下。

　　因为科特迪瓦这一票特别重要，所以，金永健一早就找刘立德大使。刘大使立即找了科特迪瓦外长。外长本人是当年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刘立德大使平时的工作做得很深入，跟外长的关系比较好，知道外长家里的电话。早上7点，外长还没有起床，刘大使就把电话打到他家，把他叫了起来，说明情况。科外长最终被刘大使说服了，外长答应再支持中国一次。

　　当时有几张关键票，科特迪瓦是其中的一张，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如菲律宾、俄罗斯的。俄罗斯对西方投了反对票。那天会上气氛很是紧张，平时开会没有什么电视记者采访，那天会场门口突然冒出了很多记者，因为西方已经认定这一天中国要出洋相了，要输了。所以西方一些主要电视台都来录像，一些反华的非政府组织也来凑热闹。美国代表团更是气势汹汹、趾高气扬，摆出一副完全胜利在握、稳操胜券的姿态。投票的结果是：21票对20票。会场上，支持中国的友好国家代表团纷纷鼓掌，气氛热烈，美国代表团则是灰溜溜的。那些拍电视想看热闹的记者很快撤走了，也不采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