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进行改革战略的研究。以下是改革战略需要考虑的问题：
（ 一） 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要有一个鲜明的战略方向，或者战略构架。当初“摸着石头过河”从哲学角度讲可以理解，因为改革也是试错。但是30年后的今天还这样讲就比较搞笑了。
（二）中国的社会变革100多年走过了一条曲折动荡的路。各种改革、改良、革命的药方都试过，从宪政到三民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都搞过，最后还是要回过头来搞经济。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改革从经济开始符合人的本性，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国家的外部变化，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由哪个人决定的。从经济改革走向社会改革再走向政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逻辑。
（三）改革有这样几个阶段：第一是放开搞活，开放开发阶段；80年代拨乱反正，开始放开搞活，90年代的改革是大规模的放开搞活。这个阶段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比如环境污染、贪污腐化、道德沦丧、信用危机等等；第二是经济转型阶段，第三是社会转型阶段，第四是政治转型阶段。我们现在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交叉进行的阶段。改革的目标是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政治民主化。
（ 四）改革的战略问题： 一是全局性，二是长期性，三是前瞻性，四是进取性，五是务实性。社会主义也好，民主宪政也好，市场经济也好，都是一砖一瓦扎扎实实添加起来的，是建设起来的，而不是用美丽的诗篇唱出来的。我们现在是诗人太多，工匠太少。
（ 五）我们正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转型主要是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社会转型就是将社会从国家分立出来。我们原来是党政军合一的，党国同构，政权和经济合一的社会。社会转型就是国家、政府从很多领域退出来，给社会让出空间。在这个阶段要做的事很多，归纳起来有三个层面。一是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主要是产权改革。改了30年，我们的产权制度还是不清晰。第二个是要建立现代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不健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个股市基本上是政府调控股价。我们现在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是它的信用基础建设。货币是债权的凭证，其本质是可接受性，没有法治的基础制度，谁敢用人民币？同时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我们现在讲美元泛滥，杠杆无限拉长，要去杠杆化，但人家患的是富贵病，是吃得过饱了，我们是根本没吃饱过。所以，我们不要听到金融创新就害怕，我们的股票市场连一个对冲的工具都没有，比如，股指期指到现在都不能出来。可见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个层面是要加快社会领域的改革。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大，就是因为我们过分发展制造业，我们生产的鞋一年可能到60亿双，世界市场的鞋大部分都由我们生产。而第三产业却发展得不多不深，特别是科教文卫领域的第三产业发展得非常慢，这也是事业单位改革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走出危机，科教文卫的改革将会是新的增长点。中国有两个领域做不好可能遗害子孙后代，一个是环境污染，另一个是教育问题。当然，社会领域改革不止于此。
第三个层面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宪政而是为宪政创造条件。实现宪政民主要有四个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文化条件，政治力量。例如，印度基本还属于民主政治制度，尽管比较低级，也有很多缺陷。印度为什么能够实现民主？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国大党的自由民主传统。国大党秉承甘地传统，坚持了和平理念和民主自由理念。但是印度的经济条件与民主相悖，落后的经济导致印度形式上是全民民主，实质上是精英民主，是少数精英之间的选举游戏。而支撑印度的精英民主还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包括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包括内省价值的文化条件。
新加坡无疑也是民主宪政国家，只不过比较原始一点。新加坡为什么能够维持民主制度？第一，新加波的总统制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新加坡的总统不完全是虚拟的国家元首，用李光耀先生的话说，总统是代表人民来看住钱袋子的。总统随时可以弹劾政府官员，包括总理。这个条件弥补了新闻不自由的缺陷。第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具有理想主义。党员都是各界精英，党工大多数是义务的，拿工资的党工可能不超过100名，多数是志愿者。第三，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由此，高薪养廉，理想主义，党本身的精英运作，加上总统的制约，形成权力不被滥用的制约因素。
我解释这些是想说明，实行宪政是要具备很多条件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如果不具备，又如何去争取，这不是唱高调可以解决的。
（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要有渐进改革的理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第一，与经济领域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加快进行，具体说就是要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从广义看，政府不限于指行政，而是指国家机器，党组织是国家的决策机构，政府转型或转变职能，当然包括党组织的转型或职能转变。这一点不应回避。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中共领导下进行，这是不能逾越的。
第二，加快与社会领域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领域本身的改革有两件事可以做：第一是基层民主自治的配套改革。这里指将乡镇直选制、公共财政和民事的独立审判制“三合一”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基层做起，从村乡两级再到县，逐渐使民主选举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独立审判制度有机地配合起来，这样改革才有希望。否则，我们的选举就难以避免假选、贿选或霸选。越南搞的基层选举比我们正规。原来社会主义国家搞的都是代议制，所以先要改法律允许直选。越南国会通过了一个特别法律，规定可以直选，进行试验。要从法律上给它一个说法，不能每次改革都破坏法治，这样改革也做不下去。我们要吸取越南的经验，在法治下进行改革，用法律规范基层民主制度。
第三，党的治理方式和组织结构要改革。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就要按现代执政党的要求来建设。党代表直选可以一层层来，但是党的效率和科学化应该走在前面。党的组织结构科学化就应改变领导方式，实行党政分开，党的决策权和人大的审议权、政府的行政权分离，比如，设置多个专门的常设委员会负责与政府和人大沟通协调，应该大量的吸收专业人员进入中共，要把党内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搞起来，使党更有效率的领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如果这些事情能做好的话，我们未来三十年是大有希望的。（袁绪程/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0票
0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