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之谜初探（3）[原创]

三、 三星堆文明是怎么被毁灭的？ 我们现在知道古蜀有非常高的文明，发达的青铜冶铸、玉器制造和黄金制造等技术以及那与中原地区那么不一样的风格，文明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基本上都源于1986年的那一次惊人的大发现——三星堆的两个大“祭祀坑”，它们的发现将古蜀推上了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中心位置。 1986年在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大“祭祀坑”，其中一号坑为长方形土坑，口大底小，坑口长4.5-4.64米，宽2.3-3.48米；坑底较平，长4.1米宽2.8米，深1.46-1.64米。坑的四角基本为正东、西、南、北方向。坑内填有黄褐色五花土，经层层夯实。 一号坑内出土有金、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300余件以及海贝和3立方米的骨渣。据发掘者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埋入的器物是按一定次序投入的。其中玉戈、璋等形制教大的玉石器主要在东部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等形制较小的放置在坑的西南；大型铜器如人头像、人面像、铜尊等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在坑的中部；金杖则出土于坑的中部偏西。出土器物的类型主要有，青铜器：跪坐人像、头像（可分三种类型），爬龙柱形器、虎形器、罍、尊、盘、器盖等；金器：金杖、面罩、虎形饰；玉器：璋（有四形）、戈（三形）、凿（分六形）、锛、瑗、锄、斤、匕、斧、佩以及石器、象牙、海贝等。 二号坑也为长方形，坑壁微斜，长5.3米，宽2.2-2.3米，坑口至坑底深1.4-1.68米，坑底长5米，宽2-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五花土，填土经夯打。 根据发掘现场情况分析，坑内的遗物投放也是有一定先后次序的。表现为三次投放，因此遗物亦可分为三层：下层主要为大量的草木灰烬、碳屑、小型青铜器、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主要为大件的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太阳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尊、罍等；上层则为60余枚（节）大盎门齿纵横交错在一起。这些遗物在清理时，大部分都杂在灰烬骨屑里，并留下明显的烟薰火烧痕迹。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青铜容器、青铜人像、头像、人面、树座等；最后放入象牙。大青铜立人像腰部断成两截，分别位于坑的中部和西北部。……头像和面像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20] 很显然，这两个“祭祀坑”里的器物都是人为投放进去的，并且是有意破坏以后掩埋的。而且这两个坑里的东西都是非常贵重，非常神圣的器物。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蜀时期这些器物可以说是他们所有的大部分宝贝，也是他们的主要精神寄托。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毁坏这些宝物并且掩埋它们呢？是古蜀人自己干的这件事吗？关于这个问题，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疑惑，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的假说，这些假说是： 1、“祭祀坑”说。这是目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认识。并得到众多同行的认可。该说认为两坑是三星堆古蜀国民进行祭祀后的遗迹。其中包括“燎祭”与“瘗埋”的过程，即将祭物用火焚烧后埋葬。致于祭祀的对象则为天、地、山川及祖先神祗等。 2、“厌胜”说。这种说法出现较早，其比较注重青铜像和神树是被毁掉后埋掉的——对这奇特现象，从民族学材料入手，从古代巫术的概念出发，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加以打击、虐待、丢弃或烧毁，以此来刺激灵物。在此基础上，“厌胜”论者还进一步推测“厌胜”活动与蜀地洪水及战乱有关，并而联想到古蜀世系中的杜宇、开明氏的政权更迭。[21] 3、鱼凫灭国器物坑说。该说认为这两个坑是古代四川最初王朝更替的结果，即鱼凫被另一薪兴势力杜宇所灭，鱼凫族最后的王及其宗族被杀，其王杖等宝财被烧毁埋葬葬（一号坑）。他们的宗庙被捣毁，其以祖先蚕丛像为主的众神像、礼器等被打碎、烧毁后“抛入随意挖的小土坑内”（二号坑）埋掉。这即如《国语.周语》中的“入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的写照。 4、窖藏说。此说以彭县一带多次出现巴蜀时期的窖藏器物和三星堆遗址内有几个玉器窖藏为据，并指出一、二号坑的器物放置与坑的形制和中原祭祀坑不一致，认为可能是因灾祸骤起，主人弃窖而落荒而逃走；其时代背景当在杜宇和开明交替之间。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对本世纪70年代冯汉骥先生对广汉窖藏坑说法的继承和发展。 5、“庆胜”埋葬坑说。该说认为这是杜宇灭掉鱼凫后，杜宇氏用战败国鱼凫的社树、社神和所用的礼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专门设立的祭祀坑；而且两坑为同一时代，均在殷末周初。至于两坑的器物、器形的不同，是杜宇氏在“庆胜”埋葬时曾有所区别有关。[22] 6、“蜀王”大葬墓”说。该说认为，由于一号坑内发现有大量烧骨，提出两坑的埋葬乃“死于非命的蜀王”；但该说对于蜀人行火葬以及埋葬形制等方面，却未见有力之论证。[23] 此外还有“器物坑”说、“埋葬坑”说以及“宗庙破坏”说等，都和上面诸说大同小异。 笔者认为以上诸说都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两个“祭祀坑”里的种种谜团，如：为什么这两个坑都是事先挖好的，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或者说它们原来准备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坑里的器物都是被破坏了以后才丢入坑里呢？这两个坑是同时形成的吗？难道这些器物都是古蜀人自己所掩埋的吗？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埋的，会是谁呢？会是敌国的人干的吗？ 要了解这两个“祭祀坑”的秘密首先应当知道这两个“祭祀坑”是预先挖好的还是临时所为。在考古发掘时我们已经知道在挖掘这两个坑时都是作了精心准备的，如一号坑有严格的方向，有墓道，两个坑都经过夯实。很明显，这两个“祭祀坑”都是预先挖好的。 显然，“厌胜”、“庆胜”、“窖藏”、“蜀国灭国器物”、“蜀王大墓”等说法对此都不能作圆满解释，如果按照以上假说，掩埋者完全可以随便挖个坑埋掉了事。那么掩埋者会不会刚好利用古蜀人挖好的这两个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符合这个假设的就只能是掩埋者与古蜀人不是同一种人。首先我们来看看“厌胜”说，如果真是古蜀人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要对其加以毁弃，他们未免也太大方了吧，如果这些青铜雕像是他们的列主列宗，那就更不可能了，世上没有一个民族会对其祖先下如此“毒手”的，所以，当后面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时候，那么，前面预先挖好坑就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了；其次，“庆胜”说会不会呢？当然也不会，胜利者对敌人的重器应该是作为战利品而不是毁掉，哪怕是敌人的礼器，何况在金、青铜都十分贵重的古蜀时期，何况，胜利者更不可能精心挖一个坑来庆祝他们的胜利吧；再其次，“窖藏”说的可能性更不存在，“窖藏”东西当然是为了以后再用，哪有将以后要用的东西砸碎、火烧后再“窖藏”呢？既然窖藏的目的都不存在，那么，为窖藏而精心挖坑就更不可能；再再其次，“鱼凫灭国器物”说，此说认为是四川最初王朝更替的结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是胜利者即使不用失败者的祭主礼器，也不会把这些贵金属抛弃不用，何况有些掩埋物并非是礼器，二是掩埋物显然是分别属于两个族属的，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古蜀王国是由两个族属的人联合而成的，如果真如该假说认为是杜宇灭掉鱼凫的话，鱼凫是氐羌族系的，杜宇被认为是濮越族系的，而被掩埋的祭祀物里又被认为是以上两个族属的器物都有，杜宇怎么会砸毁、掩埋代表自己祖先的器物呢？不会埋葬自己祖先的神像，当然也就不会预先挖坑了；最后，“蜀王大墓”说，该假说也站不住脚，首先，三星堆遗址地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有大墓，没有大墓，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为了给某位蜀王陪葬，其次，如果那些青铜人头像都是古蜀人的祖先，并且有一位还是最早的祖先（蚕丛氏），那有用自己祖先来陪葬的呢？不会预先挖坑的理由同上。最后，火烧陪葬品一般都是烧掉死者生前的常用物品，而不是烧掉显然是用来祭祀用的礼器。那么，以上假说都不可能话，“祭祀坑”说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笔者认为“祭祀”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一是祭祀者怎么可能将自己的祖先砸毁了来进行祭祀呢？二是怎么会两个族属的人都会这样来祭祀呢？他们的宗教观会刚好一致吗？三是在古蜀那样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他们会将如此贵重的器物这样处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以上假说都不成立，而祭祀坑却又确实存在，是怎么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回到这些掩埋的器物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由谁制造出来的这个问题上。 古蜀的青铜器冶铸应该开始于夏末商初，在宝墩文化和鱼凫文化中，我们从来没有见到有铜器发现，也未出土过炼铜炉、坩锅、铸型、炼渣等与铜器有关的遗迹和遗物。[24]因此，古蜀的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来源于成都平原以外的地方。当时中国在三星堆文化分布及四川地区以外，夏代前后有两个早期铜冶铸的中心，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是西北的甘青地区。根据学者们的考证，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发现的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来源于中原地区，或者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很大影响。[25]学者们在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从 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铸造工艺、铸后加工、施纹工艺等方面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 是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下而发生，并自始自终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表现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工艺原则、铸造工艺和装饰工艺，才体现了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基本一致的总体趋势。[26]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其重量在一千千克以上，这还仅仅是古蜀人在三星堆其宗庙里所用的青铜器，古蜀人的青铜用量肯定要比这个数量大得多。我们知道，成都平原周边地区没有铜矿床，（最近有报道称在彭州市和龙门山发现了古铜矿床，但这还没有得到是否与古蜀人有关的确认。）特别是没有制造青铜器所必需锡、铅矿。经曾中懋先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的铅进行同位素科学测定，证明其来自于云南。我们也知道，云南省铅、锡和铜矿的蕴藏量是非常丰富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器所用的原料应该是来自于云南。我们也知道，青铜器的成品与原料之比至少在1︰5甚至到1︰20以上，考虑到古蜀时期的技术水平有限，这个比例应该取偏大一些的1︰15。也就是说只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就需要原料在15吨以上。再加上古蜀在兵器、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和其他较小的祭祀场所所需要的礼器、祭祀品等上的需要，古蜀每年至少需要几十吨青铜制品，换算成原料就需要近千吨。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与云南的交通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不但道路条件艰难，路途遥远，运输也只能人背马驮，个别地方才可以船运，想一想共和国用了多大力量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修通了成昆铁路，就应该明白在古蜀时期他们有多难！这样庞大用量的青铜原料如果用人力来运输，平均每人背75千克，就要10000人才能运输750吨原料，这些运输的人员每年平均运输2趟，就需要5000人。还不算为这些运输人员提供后勤服务和安全保障的人员，不算开采和冶炼、加工的人员。如果把这些人员全都算上，古蜀光是为了取得青铜制品就需要20000人以上。以三星堆这样大规模的“城池”，再加上制造玉器、陶器、石器、修房子、城墙等各种建筑物以及农业生产的人员，古蜀需要的劳动力至少要在20-50万人以上。而这些人有许多应该是奴隶。关于这些奴隶的来源，笔者认为应该是古蜀在为了取得云南的矿物资源，必先打同川云之间的交通，其间的土著和云南的土著应该就是古蜀人所虏掠的对象。从三星堆出土的那几尊奴隶造像可以发现他们与古蜀人像貌、发式等都有明显的不同，而古蜀人的周边地区只有川云间和云南地区有为古蜀提供大量奴隶的可能。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古蜀时期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而这些奴隶主要来源于川云间或者是云南地区。后来，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蜀的部分人经川云通道逃到了越南北部，他们在那儿继续生存了下来。在越南北部红河地区考古发现的瓯骆国，又称蜀国的玉璋等器物与古蜀的器物惊人相似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也间接证明了古蜀人对川云间的陆上通道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奴隶被虏掠到成都平原来以后，就开始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们要为奴隶主开荒种地，修建各式房屋，修建防洪设施，还要为奴隶主开采、运输和冶炼各式青铜制品，要为奴隶主制造各式金器、玉器和陶器，甚至还要在重大的祭祀礼仪上充当牺牲品和陪葬。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只是奴隶主的工具和财产。而这些奴隶在沦为奴隶之前，有些人说不定还是本地的奴隶主或者头人呢。 所以说，通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古蜀应该至少有三类人群存在，即源于氐羌族系的人、源于璞越族系的人和来自云南或者川云间的奴隶，他们的族系与上述两个族系的人不同，而且来自川云间或者云南的奴隶的数量还不少。但这些奴隶的存在却被一些学者所忽略了。 又据专家考证，三星堆的那两个“祭祀坑”是同时掩埋的，而坑中的主要器物的制造年代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掩埋年代应当是一致的，其时间不会晚于商代末期。而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彼此相对年代关系的确定，器物坑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关系的确定，对我们认识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性质具有重要的作用。[27] 那么，三星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笔者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或者造反事件，就是这次起义造成了三星堆的衰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三星堆是古蜀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那里有古蜀人的大型宗庙，宗庙里供奉有古蜀两个平等的统治族群的列祖列宗，每年古蜀人都要举行多次大小不等的各种祭祀仪式，这是古蜀人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祛病消灾、战胜敌人、团结族人的神圣仪式。在一些重大的仪式上甚至可能杀活人来祭祀。在某一次大型祭祀活动前，挖好了两个大坑，准备要杀活人祭祀，而这些活人当然只能是奴隶了。这一次，奴隶们在知道自己的命运后，当然不甘心，于是在一位奴隶（这位奴隶有可能原来是一位其部落的头人，甚至有可能也是一位自己族属的奴隶主。）的带领下，在古蜀人的祭祀仪式开始前，提前造反。他们捣毁了古蜀人的神庙，将他们平时最痛恨的古蜀人的祖先——青铜头像和神庙里的各种祭祀品砸烂，抛入本来是用来杀祭他们自己的大坑里并点火焚烧。这两个“祭祀坑”相距大约三十米远，它们距古蜀两个占统治地位族属的神庙应该是各有远近，即一、二号“祭祀坑”原是分别属于不同的神庙用来搞祭祀活动用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祭祀坑”里器物的风格有差异的原因。奴隶们在干完这一切以后，当然不可能继续留在成都平原，而是一路杀回了自己的老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古蜀在三星堆文明以后其青铜文明突然衰落的原因吧。首先，古蜀人自那以后被迫断绝了青铜原料来源的通道，因为这些奴隶们的家乡正好是在古蜀取得原料的必经之路上，奴隶们回去以后决不会再允许古蜀人轻易地从其地盘通过，而且，奴隶们通过接触较他们先进的古蜀文化、技术以后，比原来要强大得多了，较原来更有能力抵御古蜀人的再次进犯；其次，奴隶们的造反必然会给古蜀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造成古蜀社会的剧烈动荡，有可能原来处于优势地位的某个部族的头领在这次奴隶造反中丧命，而这个部落因此一蹶不振，从而多个部族开始了互相争斗，并进一步造成了古蜀的衰落。《华阳国志》里只记载有周灭商时巴曾派兵支援而未见记载蜀派兵支援也可间接证明蜀那时已衰落了，他们因“国力”衰落而无力支援或者自己内部四分五裂而无暇顾及，这从紧接三星堆文明的金沙文明显然比不上三星堆文明辉煌也可以看出；最后，奴隶们的造反也必然会杀死一些熟练的工匠，破坏一些生产工具，也有可能有一些熟练工匠本来就是奴隶，他们也乘此逃亡了。 笔者认为，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也是非常残酷的，他并不因政治需要而被淡化，被忽略或者被强调，被放大。在西方有被记入史册的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而在中国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过古代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也没有发现过任何古代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历史遗迹。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没有人记录过，也不是没有发现过，而是没有认识到。如果三星堆遗迹真的是一次伟大的奴隶起义给我们留下的遗迹的话，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因为它不但让我们发现了古蜀高度发达的文明，那么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青铜、金器的艺术造型和包含其中的文化内涵，他还让我们知道了古蜀发生过的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看着那“祭祀坑”，仿佛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发生社会激烈动荡的场景，成群的奴隶高举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劳动工具甚至石头扑向古蜀人的宗庙，将古蜀人供奉的神和祖先撤下来砸碎，欢呼着抛进本是为他们准备的“祭祀坑”中烧毁、埋掉。他们烧掉一切他们可以烧掉的东西，砸毁一切他们能够砸毁的器物，杀死平时给他们带来痛苦和死亡的主人。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为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的历史空白，让我们看到了一次严重的社会对立产生的社会动荡和这次动荡带来的严重后果，为我们带来了一次鲜明、生动的奴隶起义的实证。现在怎么评价它都是不为过的。 如果说三星堆遗址是一次奴隶起义，是一次严重的社会动荡留下的痕迹，那么金沙遗址是怎么回事呢？ 四、 金沙遗址是怎么毁灭的？ 金沙遗址是2001年在成都市的西北郊（现在已是热闹的市区了）的摸底河畔发现的。后经10多个月的勘探和发掘，确认了金沙遗址的分布面积，其面积在3平方千米以上。发现了房子、陶窑、墓穴、灰坑、象牙堆积坑、石器及野猪牙等文物分布区，整理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金器、玉器、石器、铜器、陶器及骨器等。其中以金面具和金四鸟绕日饰最为引人注目，金四鸟绕日饰还被用作中国旅游标志和成都电视台的台标。 在金沙遗址的东部，文化堆积层至少可分16层，共发掘出1300余件金器、铜器、玉器和象牙等文物，其中金器、铜器、玉器及卜甲等重要文物700余件均出土于西周时期的地层中。还有面积达300平方米的石壁形器及石斧形器（璋）半成品分布区；有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象牙、陶器和美石集中分布区。经鉴定，野猪獠牙全为野猪的下犬齿，显然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在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祭祀礼仪性器物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器物，如青铜立人像、青铜人头像、金四鸟绕日饰等，可以认为与祭祀活动有关。[28] 从金沙遗址发现的众多窑穴、灰坑、石器半成品及一座陶窑等文物和遗迹以及金沙遗址有教大规模的加工作坊，制作、加工中的各种质地的器物和半成品来看，金沙遗址应该是为古蜀的统治者们加工、制作各种器物的场所。而在距金沙遗址不远的黄忠遗址和十二桥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遗迹也说明金沙遗址是为当时的蜀王国加工、制作器物的加工区。 运用现代科技方法，比如碳14法，可以鉴定出某些文物的绝对年代；运用文献考证、考古学文化考证等方法考察、分析后，认为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陶器、斤器、玉器等文物，时代为商代晚期至春秋前期，与十二桥文化时代相当；因此，可以比较明确地认为，金沙遗址是古蜀时期十二桥文化的遗址。[29] 在金沙遗址发现了三星堆三期（约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的地层，并出土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器物，表明成都同古蜀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三星堆文化时期。金沙遗址的出现，至少是在三星堆的中后期，换句话说，当三星堆还处于繁荣的阶段时，金沙遗址便开始形成了，而三星堆文化消失的时间是在西周初期。可见，金沙遗址并不是在三星堆文化消失后从三星堆搬来的。[30]从这里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古蜀并不是一个集权的“王国”，而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由多个部落组成的联盟，处于优势地位的部落或者各部落的总宗庙（三星堆遗址）有大的神庙和为其加工、制作器物的加工区，小一些的部落也有为其服务的加工区。金沙遗址在三星堆遗址没落前就已存在就已说明了这个问题。三星堆遗址没落后，金沙遗址并没有跟着衰落，而是有了发展，这也说明金沙遗址为其服务的那个部落所受到的打击并没有三星堆遗址那样大，相反还因祸得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金沙遗址文化遗存所达到的高度显然没有三星堆遗址所达到的高度要高。金沙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器要比三星堆遗址的小得多，而且从精美程度上也要差得多，这一方面是社会动荡造成生产力下降，另一方面说明古蜀的青铜原料来源被切断。但是可以看出其文化内涵显然是继承三星堆遗址的文化。这只能说明古蜀在三星堆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而在其后便开始走向了衰落，古蜀内部再也不象三星堆时期团结统一。 正是由于成都平原经常都有可能遭到洪水的威胁，古蜀人从一移居到成都平原以后就开始了与洪水的斗争，他们砍倒森林，添平沼泽，修固河堤，开挖灌溉渠道，开垦田地，多年洪水带来的肥沃土壤和温暖的气候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将成都平原慢慢改造成了适合水稻种植、栽桑养蚕的蚕粮之仓。但是，成都平原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却被破坏了，成都平原再也不是动物们的天堂了，而新的生态平衡却慢慢地建立起来了。由于岷江和沱江等发源于岷山山脉的江河仍然经常要发大洪水，特别是因为这些江河上游的特殊地质情况，在发生大地震或者大滑坡时很有可能壅塞江河，而在破堤时的特大洪水对成都平原将有毁灭性的威胁，这也就是古蜀的“中心”为什么会不定期地搬迁的原因。与洪水的斗争贯穿了古蜀人的整个历史。如《华阳国志》、《蜀王本记》等古籍记载的那样，“鳖灵治水有功，继望帝而为蜀王，建立开明氏国。” 但是，自三星堆“王朝”之后，（商末）古蜀开始从起顶峰走下坡路，没有了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强大部落，其内部开始互相争权夺利，也正是由于没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统治中心，古蜀人也就没有能力集中起力量来建设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他们各自为自己部落的利益而争斗。因为大的洪水并不是年年都有，也不是大洪水来了以后所有部落都会遭灾，所以，一些解决根本问题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进行不下去了。其实，都江堰水利工程应该不是秦灭蜀以后才计划和实施的工程，只不过古蜀那时确实没有力量来实施罢了。后来的李冰父子只不过是将蜀人早已有的计划或者没有完工的工程继续完成了而已。大家可以想一想，蜀人还是那些蜀人，工具还是那些工具，只不过是领导换了而已，只不过换了一位更强有力，更有效率，更加铁腕的蜀守罢了。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蜀之后期是多么地衰败。 正是由于一次大洪水的突然到来，金沙遗址就这样毁灭的。当时古蜀人根本没有预见到有大洪水，他们仍然还在进行着他们平常的工作，这就是在金沙遗址有那么多金、玉石器和它们的半成品等贵重物品都来不及转移走的原因。不但贵重物品来不及转移，就连人也很有可能遭到了灭顶之灾。洪水退后连这些宝贝的下落也无人知晓，更无人打捞了。为什么这次洪水来得如此突然，古蜀人连一点防备都没有，显然这不是一次天降大雨而引发的洪水，降大雨到洪水来临应该有一段时间，古蜀人完全有时间去转移他们的这些宝贝。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岷江上游发生了一次大的地震或者岷江的某处江岸发生了一次大的滑坡，岷江被垮塌的山体壅塞堵住了，江水形成了一个大 湖，而当壅塞体被高涨的江水突然冲开后，滔天的巨浪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向成都平原造成了毫无防备的古蜀人以及金沙遗址和周边其他古蜀遗址的毁灭。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古蜀时期成都及其周边地区遮盖在古蜀文明上厚厚的面纱，我们在惊叹她那高度发达的青铜和金文明的同时，也为她的奇特、夸张、神秘的表现形式以及丰富的内涵感到迷惑和不解。古蜀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向我们传达了什么信息？还有，古蜀人在成都平原的活动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建立了新的生态平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怎么评价这件事？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笔者相信，真相一定会在争论中渐渐清晰起来的。 2008年3月2日星期日于成都家中 [1]李绍明、林向、徐南洲：《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 [2]徐学书：《试论“蚕丛氏”文化的源流》，《成都文物》1989年第3期。 [3]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 [4]同上。 [5]同上。 [6]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7]同上。 [8]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 [9]孙华.7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10]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11]同上。 [12]同上。 [1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 [14]《新干大洲商墓》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1997年。 [15]（1）陕西省博物馆等《陕西歧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2）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商代墓地的发掘》。 [16]《史记.五帝本记》：“虞舜者，名曰重华。”《正义》：“目重瞳子，故曰重华。” [17]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一-帝王部-引《洛书.灵准听》和《孝经.援神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8]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19]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 [20]同上。 [21]参见林向：《蜀酒探源——巴蜀的‘萨满文化’研究之一》，《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辑。 [22] 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专辑》。 [23]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24]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25]参见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26] 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27]同上。 [28]段渝、邹一清：《日照金沙》。 [29]同上。 [3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