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广州的九死一生

周恩来在广州的九死一生 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周恩来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通过决议，要求积极开展工运、农运、妇运、青运工作。也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帝国主义在全国各地不断对中国民众大打出手，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1925年4月8日，美国军队在福州开枪打伤数十人；5月28日，日本军队在青岛包围工厂，开枪打死打伤20余人，抓走70多人；5月15日，日本人在上海枪杀工人顾正红，伤10余人；5月30日，英国人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抓捕100余人；6月1日后，英、日、美联合出动军舰，其陆战队布满了整个上海，对工人、学生进行开枪抓捕，死60余人，伤70余人，这就是近代史上的上海“五卅惨案”，以日本人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为导火线。针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全国其它城市的工人、学生及农民纷纷上街**，支持和援助上海工人的行动。 　　广州是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国共两党合作后，广州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高涨，“五卅惨案”发生后，引起广州各界群情激愤。6月23日是夏至后的第二天，广州的太阳从头顶呈直射状，太阳强烈的白光烤得整个广州城似一个大蒸笼。但群众的爱国激情在骄阳下更加高涨。集会的地点在东校场，因为当时没有扩声设备，就将总会场分成三片，每片算是一个会场。每个会场都有主持人和演讲人。总会场的执行主席是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他宣读了代理大元帅、广东省长胡汉民的文告，廖仲恺代表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演讲。周恩来、汪精卫、何应钦等人主持了由黄埔学生军队及国民党军队组成的军警界分会场，当时周恩来站在主席台上，整齐地穿着一身黄埔军校的黄色军装，缠着武装带，打着裹腿，还不时有人找他说些什么，他的样子在当时的人群中异常的突出。 　　集会在下午1时30分结束，接下来是10万人组成的队伍沿着预定的路线进行**，走在**队伍最后的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铁甲车队，它是周恩来在1924年冬组建的,由黄埔军校第一批毕业学生组成的两个团，周恩来在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路线两旁，还布置了荷枪的军人维持秩序，国民政府还派出两架飞机，不时在**队伍上空投撒彩色传单。 　　下午3时20分，队伍行进到广州城城垣西南角的沙基街时，面对一河之隔的沙面，**者情绪更加激昂。沙面原是一个小渔岛，当时却是帝国主义在广州城圈定的殖民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针对当日的**，英、法等帝国主义早已布置下荷枪实弹的大批军警，隔着只有50米的河准备实施大屠杀。 　　当黄埔军校学生军经过时，帝国主义的军警突然用机关枪、步枪猛烈向**队伍射击，当场就有50人一瞬间被打死，170余人受伤。第一排枪响，与周恩来并肩走在黄埔军校学生军最前边的、一左一右的两位同志倒在了血泊中，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周恩来却就地迅速匍匐在地，并快速转入小巷，到后街隐蔽。当时周恩来十分的警惕，他知道发生上海、青岛、福州等地的帝国主义屠杀，均是突然间开枪的，他对此在心理上有一定的准备。事发后，蒋介石在给国民党中央的呈文中，称“军校入伍生死12人，伤23人，国民党军官长死4人，士兵8人，伤30人。”当时有关报纸报导，帝国主义的屠杀是针对黄埔军校学生及国民党军队的。 　　一个多月后，邓颖超由天津调来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和妇女部长职务，每当邓颖超谈起此事时，她总是深沉地说：那次恩来是幸免于难。 　　“宵禁”遭枪击，险些丢命 　　沙基惨案发生后不久，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这也是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后，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所必需作出的调整，汪精卫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廖仲恺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和政府财政部长，还兼任国民党黄埔军校党代表的职务。当时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十分激烈，1925年8月间的一次国民政府会议上，汪精卫私下写了张字条交给廖仲恺，告诉他：有人要向你下毒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就此去找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提出为廖的安全考虑，要求加派卫兵，但廖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敌人暗杀是在暗中的，派也没有用。 　　8月19日，廖仲恺接到一份通知，要他20日上午9时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中执委会106次会议。次日，廖的汽车准时到达中央党部大楼前，当廖仲恺的脚刚登上楼前的台阶时，便遭到埋伏在骑楼下的几位刺客的枪击。随行卫兵开枪还击。廖身中4弹，被送往医院抢救，不久便去世了。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廖仲恺是中国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周恩来闻讯后，赶往医院与廖仲恺见了最后一面。在各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成立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也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廖案检查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还亲自提审了被捕的刺客。当时刺客手中拿的都是大口径手枪，而廖仲恺身上的4弹只有3弹是大口径手枪射出的，射到廖要害处的一枪是小口径手枪所射，而当时在场的还有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的卫士，吴又是右派的主要干将，这一弹显然同他有一定的关系。让吴铁城主持破案是不可能有一个好结果的，当时苏联顾问要求扣压胡汉民，汪精卫则极力反对，并以辞职相威胁。 　　鉴于当时国民党内右派势力较大，国民政府想处理好此事，唯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就是刚编成的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蒋不仅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职务，又是广州市卫戍司令及长洲要塞司令，蒋又是浙江人，处理广东人之间的纠纷、暗杀最让人信服。 　　8月24日，蒋介石、周恩来、何应钦为“廖案”集会，并决定当天晚上进行戒严，组织兵力搜捕案犯，确定戒严的时间从晚上11时开始，还确定了内部联络口令。 　　晚上9时左右，周恩来与苏联使者话别后，坐上汽车，匆忙赶回司令部，督察部队的戒严行动。给周恩来开车的司机，曾在洋人的工厂里做工，饱受洋人的歧视，自从给周恩来当司机，周恩来的和蔼可亲深深打动了他，并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当时廖仲恺遇刺不久，他对周恩来的安全十分负责，车与人同周恩来形影不离。汽车在夜幕中疾驰在人影稀少的马路上，远处不时还传来枪声，当时的时局也十分紧张。广州城外驻着不少粤军，而操纵粤军军权的是右派中坚许崇智，粤军随时有可能冲进广州城，好在戒严前，广州的城门已提前关上。汽车飞驰般地开到司令部的大街上，车灯灯光已照到司令部的大门上，门卫这时大声叫喊“停车”，开车的司机此时十分纳闷，明明是周恩来的汽车，怎么还让停下，汽车依然向靠近大门的地方驶去，这时门卫又大喊戒严的内部联络口令，周恩来的司机随机按原定口令作了回答，门卫听后便又大声喊叫起来，“不停车，就开枪了。”说着门卫手中的机枪同时响了起来。司机身上连中数弹，但还是赶紧把车调头开进一个小巷里，随即司机死在了驾驶座上，周恩来的随身护卫兵也随着枪声倒下，周恩来在枪响的一瞬间，急忙把身子伏下去，才算幸免于难。 　　当汽车停下来时，周恩来才打开车门，一边大声高呼“我是周恩来!……”一边走下汽车，门卫们听到喊声后，慌忙停下正在扣动机枪板机的手指，才知道错打了政治部主任，他们个个慌慌张张地涌向汽车，并急忙呼叫救护车，但在死亡前的最后时刻把车开向小巷里的那位司机，早已闭上了双眼，至今也不知此人姓什么，但是他救下了周恩来。 　　这一次门卫的枪击使周恩来差一点丢掉性命。事情发生后才知道，原定当晚11时戒严，后来蒋介石怕晚上的行动计划泄露，刺杀廖仲恺的凶犯逃跑，便急忙召集他的亲信，更改了原来的计划，把原定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同时又更改了原来的内部联络口令。周恩来作为“廖案检查委员会”重要成员，蒋介石却没有通知他，也不知蒋介石是否是有意的，所以当门卫大喊宵禁的口令时，周恩来的司机及护卫仍使用原来的旧口令，造成门卫开枪射击。 　　当时周恩来因忙于缉拿廖案凶犯的缘故，他简单处置了两位牺牲者的事务之后，就赶赴搜查点检查部队搜查的情况，当晚抓获了三、四个刺杀廖仲恺的凶犯。最后胡汉民被迫出洋去了苏联，许崇智也被迫下台离开了广州。 　　周恩来回家后，邓颖超看见他的西服上血迹斑斑，还以为是抓捕凶犯时所致，也就没有问什么，周恩来更没有为此去讲什么，他害怕新婚的妻子为此而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