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刘顺元的友情
刘少奇与刘顺元的友情 原中顾委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刘顺元，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经历曲折而坎坷、很有传奇性的人物。他一生谦虚谨慎，从不愿意与人谈及自己的经历，因此，世人大都对他知之不多。他于1996年2月14日在南京逝世后，为编撰《纪念刘顺元同志专辑》一书，曾赴南京，拜访了刘顺元夫人鲍友荪及其他知情者，采访、搜集到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其中，有关他与刘少奇的革命友情及交往，尤为感人。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刘顺元本姓王，名学博，号溥泉，1903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校期间，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国共合作北伐的鼓舞，于1926年加入国民党。1928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农民运动影响下，带领一大批进步青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此，被国民党撤销了博兴县党部书记长的职务。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曾经先后三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济南、上海、苏州、南京的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铁窗生涯，始终坚贞不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从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岗位调任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因为抵制驻旅大苏联红军的大国沙文主义，被苏军司令部驱逐；以后，又被斯大林点名批评“反苏”，被撤去了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职务。庐山会议前后，他在江苏任省委常务书记时，又因为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关押长达7年之久。恢复工作后，先后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纪委副书记、浙江省委顾问，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党的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他是中共八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和十四大特邀列席代表。
相会大桥镇
刘少奇与刘顺元的交往及友情，开始于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皖东地区。
那是1939年的冬天。时任中共苏皖省委书记的刘顺元正在津浦路西筹建由共产党领导的区、乡抗日民主政权，扩大地方武装，准备应付敌顽的夹击。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来到苏皖省委驻地岗李村附近的大桥镇。
刘顺元原以为刘少奇是一位威风凛凛、随从很多的人物。见面一看，发现他军衣布鞋、朴素清癯，一派学者风度。跟随刘少奇工作的，只有一个秘书，一个报务员，一个机要员，两个警卫员，实际处理中原局日常工作的，就是他和秘书刘彬两个人。刘少奇如此轻装简从，使刘顺元对他平添了几分敬意。
刘顺元以苏皖省委书记的身份，主持了欢迎刘少奇的干部大会以后，便到刘少奇住处请示工作。刘少奇拿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的三份电报，征询刘顺元的意见。刘顺元翻阅后，便直言报告说：“项英同志还是主张依靠谈判来阻止国民党的进攻，我看这样做要失败。”刘少奇沉吟地问：“那你主张怎么办？”刘顺元说：“我们苏皖省委和江北指挥部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以牙还牙，反击顽固派的进攻。”刘少奇又问：“现在我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能打退他们的进攻？”刘顺元介绍了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战绩，夸赞徐海东、罗炳辉都是能征善战的战将，“何况，我们皖东有300万群众。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既增加了我们的压力，也解除了我们的束缚，我们可以放手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几百万群众发动起来。处处有哨，村村为营，就谁也奈何不了我们。”
刘少奇默默听完刘顺元的陈述，最后终于轻轻地点起头来。“你的意见很好。请你写个书面报告给我。另外，我还希望你写一份党课教材，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阶级教育。现在皖东地区新党员很多，急需有一个好的党课教材。”
刘顺元这才意识到：刘少奇不仅在征询自己的意见，也在考察我这个苏皖省委书记了。
刘顺元回到住处，埋头写了两天两夜，将自己对巩固发展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议，和一份以“谁养活谁”问题为基础的通俗党课教材，交给了刘少奇的秘书刘彬。
两份教材交上去的第二天，刘少奇又约刘顺元去谈话。一见面，他就称赞刘顺元的报告写得很好，有战略眼光，所写得党课教材也不错。说完，便把那份党课教材较还给刘顺元。刘顺元发现刘少奇在教材上写了批语：“无原则错误，可用。”
刘少奇论《水浒》和“徙宅忘妻”
刘少奇和颜悦色地与刘顺元闲谈起来。他问刘顺元：“你读过《水浒》吧？”刘顺元回答说：“读过两遍。”“你对晁盖、宋江这两个人怎么看？”刘顺元回答说：“我比较喜欢晁盖，这个人比较直爽。”刘少奇说：“我看宋江这个人也不错。梁山英雄好汉，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要不是有宋江这样的人，怎么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呢？”刘顺元联想到自己长期在白区工作，活动圈子比较小，现在搞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各种人都有，自己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同他们一道工作。刘少奇是借评论晁盖、宋江，对自己进行这方面的启发教育啊！
刘顺元先后参加了刘少奇主持的三次中原局扩大会议。他发现刘少奇能用中国的通俗语言，讲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阐述形势和任务都说得非常明确、尖锐。刘少奇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及不敢反击国民党进攻的右倾倾向，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敌顽夹击中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他把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比作为“家”，说“有了根据地和政权，我们就可以招兵、征粮、收税，就有人、有粮、有枪，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反顽斗争就有了可靠的依托。”他引用“徙宅忘妻”的典故，批评了“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错误主张，说“古时候有一个人，搬家时把自己的妻子忘掉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比这还严重，不仅把妻子，而且把自己都忘掉了。”他又引用马克思的名言：历史的发展有20年等于一天的时候，也有一天等于20年的时候。他接着指出：“现在皖东地区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跑了，日军也只占领少数城市和交通要道，正是发展革命力量千载难逢的时机，是一天等于20年的时候，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我们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刘顺元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深刻敏锐的报告。他发现刘少奇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也熟悉中国的文化典籍。刘顺元后来曾对他的挚友说：“刘少奇到淮南不久，我们就互相比较了解。以后我淮南工作的变动，都是刘少奇同志亲自决定的。只是他对我的估计过高了。论水平、论能力，我哪里能担负那样重的担子呢！”
在1940年1月召开第二次中原局扩大会议之后，刘顺元被任命为中共津浦路西省委书记。刘顺元就任新职不久，国民党便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企图调重兵，歼灭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切断新四军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以达到各个消灭我军的目的。
刘顺元应召出席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在津浦路西定远县大桥镇召开的紧急会议。其时，安徽李品仙、江苏韩德勤部15000多人，已经分兵几路，从东西两侧向我皖东根据地奔袭而来。我军向李品仙部呼吁团结抗日，建议以淮南铁路为界，我不西进，彼不东犯。李品仙置之不理，继续进逼，其北线颜仁毅部的尖兵，已迫近池河西岸，与我中原局机关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的大桥镇，仅剩一水之隔；其南线的刘子清部，也占领了距大桥镇只差一天路程的界牌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已经决定，从津浦路东调回新四军第五支队，与路西的第四支队合力进行自卫反击，先击溃由西面来犯的李品仙部。但是，有些部队尚未到达指定位置，需要争取时间集结兵力。大家正围着一堆炉火，商议对策。刘顺元想出一条妙计：一面派四支队特务营抢占池河对岸的有利位置，准备坚守待援；一面派干部连夜动员群众，过河欢迎来犯的李品仙部团结抗日，拖延其发动进攻的时间。
这一着果然非常灵验。
第二天清晨，池河两岸突然锣鼓喧天，彩旗飞舞，成百上千的群众，涌道高呼口号，欢迎李品仙统率的桂军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国民党军队愕然相顾，一时不知所措。等他们清醒过来，驱散群众，开始向大桥镇进攻时，我军袭击其后方定远县城的战斗已经打响。国民党颜仁毅部慌忙回师增援，在运动中被我四支队九团、十四团歼灭；与此同时，刘顺元也亲率新四军四支队七团，还击由南线来犯之敌，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歼灭桂军近千人，收复了界牌集，将残敌逐回全椒县的古河镇。我军乘胜前进，解放了国民党盘踞的定远县城。
这时，韩德勤在津浦路东地区用10个团的部队，包围我驻来安县半塔集的留守部队，战斗已经进行7天7夜。新四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又在罗炳辉司令员率领下，星夜回师路东，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挺进纵队的声援下，打得韩德勤部落荒而逃。我军在追击中，歼灭其独立第二旅一部，一直把韩德勤部赶到淮河以北。
路西定远自卫反击战和路东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为创建横跨津浦路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扫清了道路；也为新四军进军苏北、沟通淮北与华北，创造了条件。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斗。
大概是刘顺元的机智，进一步赢得了刘少奇的器重。刘少奇于1940年4月率领中原局机关穿过津浦路，到达盱眙县的半塔集，与第五支队司令部会合，即发现路东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任务非常繁重。这里不仅更加临近敌巢南京，而且可能遭到强大敌军的袭击；境内还有不少敌视共产党的地主武装，有封建迷信而又带有群众性的大刀会组织，他们暗中都与苏北国民党韩德勤部相勾结。为适应路东的斗争和建设任务，刘少奇当机立断，调刘顺元任中共津浦路东省委书记，与方毅、李世农、祁式潜组成新的路东省委。刘顺元到晚年还清晰地记得由刘少奇签发的电报：“即调刘顺元来路东放手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党内不称“首长”称“同志”好
刘顺元在津浦路东与刘少奇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发现罗炳辉。赖传珠等高级将领，每次见到刘少奇，总少不得毕恭毕敬地立正、行军礼，说话、写报告都尊称刘少奇为首长。联想自己与刘少奇见面都习惯于叫一声“少奇同志”，想跟着改口喊“首长”，但总是别扭着喊不出口。1940年“七一”前夕，他到大田郢村请刘少奇到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9周年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与刘少奇谈起了相互间的称呼问题。刘顺元带着几分歉意说：“别人都喊你首长，我怎么也学不起来。我觉得我们党内职务有高低，但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刘少奇哈哈大笑说：“你还注意到这个细节呀！在我们党内，无论什么人，相互间应该称同志，炳辉他们长期在部队里工作，习惯那一套了。”刘顺元欣喜地说：“我以后就继续称你少奇同志了。”刘少奇频频点头：“应该这样。”刘顺元由此想起了家乡的一个掌故，便告诉刘少奇说：我们家乡人不大会说客气话，走到生地方问路，只会喊一声三哥或大嫂，别的就不会了。我也受了乡亲们的影响，不会客套。刘少奇亮着眸子问：“为什么问路时只喊三哥，不喊大哥、二哥？”刘顺元笑着说：“我们山东是武二爷武松的家乡，喊二哥人家当不起，喊大哥又涉及武大郎，所以都不能喊。”刘少奇惊讶地说：“还有这样的事啊，以后我到山东，也不敢喊人家大哥了。”
群众大会开始，刘顺元看到刘少奇将身材魁梧的罗炳辉让到前面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刘少奇抿嘴笑了起来：“你观察得好细微呀，我考虑罗炳辉是这里的司令员，仗要靠他去打，他的威信越高对我们越有利。我嘛，迟早总是要走的，为什么不让他多出点名呢！老百姓不是传说江北出了个能降妖怪的‘罗汉’了么！”
因为刘少奇非常平易近人，刘顺元每逢大事便前去向他讨教，并且先后请他向路东的党员干部，作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员在组织纪律性上的修养》的报告。刘少奇的多次讲话和刘顺元的进一步阐述，使路东地区党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在较高的层次上进行。
1940年10月下旬日军大扫荡以后，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离开半塔地区前往黄花塘，再进入苏北。从津浦路西到津浦路东，刘顺元与刘少奇共同奋斗了近一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顺元、邓子恢、方毅以及半塔中心区委的负责人，一起送别刘少奇，送了一程又一程，从大田郢一直送到了陈家庄。刘少奇握着刘顺元的双手，环顾了邓子恢、方毅说：“你们这几个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党是相信你们的。现在路东地区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今后在注重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同时，要更多的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只有群众生活真正改善了，我们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友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加强苏军占领的旅大地区的工作，刘顺元奉命调任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公署副主席，主持政府工作，分管群众工作。他努力恢复生产，开办军工企业，逐步把旅大建设成了中共隐蔽而稳固的后方基地。其所生产的炮弹，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各次战役。当时有些干部无法容忍苏军军纪的败坏。刘顺元觉得苏军在长期残酷的恶战中，得不到好的训练，士兵和下层军官的纪律败坏，并非不可理解，但却无法容忍苏联高级将领们的沙文主义。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他觉得都必须进行某种抵制。他婉拒签署某种无理的协议，不去做某种违心的广播。至高至尊至大的斯大林，也无法容忍中国一个地区的领导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下令把刘顺元驱逐出境。1947年11月，苏军司令部以“不拥护苏军的方针和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为由，勒令刘顺元离职离境。在并无中共任何文件的情况下，与工会主席唐韵超同时被撤销职务，与刘顺元持相同观点的公安局长边章五，也被靠边休息。
1948年3月，刘顺元由东北回到山东青州郊区闵家庄中共中央华东局驻地，见到了饶漱石、陈毅等人，告以在旅大同苏军关系没搞好，犯了错误。饶漱石说：“这是礼貌问题。你一向不注意刮胡子，不讲究衣着。”陈毅说：“这说不上什么错误，民族气节嘛！”当即报经中共中央批准，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
当年9月，我军解放济南。这是全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大城市。刘顺元与华东局副书记曾山、济南军管会主任谭震林，一起随华东野战军九纵队进入济南，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书记，与曾、谭共同负责济南的接管工作。于解放后第10日、第11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各界代表40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阐明形势，解释政策，当场解答代表提出的疑问。会后即以“正当工商业投资不受限制，欢迎知识分子参加建设”为头条标题在《新民主报》上公布了座谈会的纪要。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政策与群众直接见面，迅速安定了社会秩序，孤立了残余的敌对势力，使以生产为中心的各项工作走上了轨道。他还与曾山联名上报了接管济南的10条经验，为我军以后接管沈阳等大城市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不久，法捷耶夫率领一个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发现了刘顺元担任中国解放区第一个最大城市——济南市的市委书记。这位斯大林宠幸的作家，把他的见闻报告了斯大林，似乎是看到了一只未被打死的东北虎。那时，正是脆弱的、一厢情愿的友谊，被渲染成牢不可破的时代。正值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重提旧事，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时对苏联不友好，希望在今后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刘少奇返国后，亲自在中南海与刘顺元谈话，说事关两个大党，两国的关系，要刘写一份检讨转报莫斯科。由于刘顺元曾抵制康生的两面派作风，引起康生的不满，必欲除之而后快。康生得悉后，便四处散布刘顺元是反苏分子，于同年10月27日以山东分局的名义，致电华东局并中央：“济南市委书记刘顺元同志，经华东局批准撤职。”但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并未发出撤销其职务的正式文件。被撤职后，刘顺元坦然自若，闭门读书，并不时由济南市委招待所所长操琴，清唱京剧。
1950年他到上海被降级使用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规划局副局长。财委负责人之一为原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劲夫。刘顺元埋头工作，从不在旅大问题上显露任何怨言。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元帅，曾到其住所探望慰问。不久，即先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人事部副部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1954年，全国撤销大区，原华东局干部重新分配工作。时斯大林已经逝世。刘少奇在北京查询刘顺元的下落，说：“现在可以分配他的工作了。”同时，谭震林等也建议中央安排刘到华东某省工作。是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任命他为江苏省委副书记兼上海局委员。当时上海局领导江、浙、沪3个省市委，各省市只有第一书记是上海局委员。刘是唯一的省委副书记。这项任命，意味着旅大事件的实际平反。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顺元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丧失自由达7年之久。在被监禁的恶劣环境下，他不屈不挠，与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刘顺元被长时间关进警备司令部潮湿的地下室里，双手被反铐。饭倒在地上，要他趴在地上去舔。身体受摧残，人格受侮辱，但他一如往昔，不讲假话，不作伪证，不诬人，不自污。他坚决拒绝为打倒刘少奇等一些老革命家作伪证，否认有一个刘少奇包庇的“南方叛徒集团”，并以南京中共代表团审干组长的身份，证明了许多老同志的清白。面对严刑逼供，他始终坚持不说假话，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刘顺元的高风亮节更加为党内许多高级干部所公认了。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他已年届75岁高龄，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他在担任中纪委副书记期间，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以及加强党风建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根据中央的决定，以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参与了为刘少奇、瞿秋白、陶铸等同志的重大冤案平反的具体工作，并为中央作出平反决定提供了确切证据。
革命战争年代结成的友谊，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自与刘少奇相识之后的50多年里，刘顺元一直对他怀有深厚的尊崇和怀念之情。1984年，已届81高龄的刘顺元，患了食道癌，稍有康复，还应《刘少奇在皖东》编审委员会之请，抱病撰写了他一生中惟一写的回忆他人的纪念文章——近万字的《刘少奇在皖东敌后》。文章记叙了刘少奇光辉业绩，抒发了他对刘少奇的怀念之情，盛赞刘少奇“他走到哪里，就把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带到哪里，沿途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都留下了刘少奇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