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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中的开国将领周希汉

十年“浩劫”中的开国将领周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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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希汉,1913年生于湖北麻城,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入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首任军长、滇南卫戍司令、海军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周希汉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文革”期间,海军受到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严重破坏,而处在海军副司令岗位上的周希汉不可避免地经受了“触及灵魂”进而“触及皮肉”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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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质问李作鹏:“你们为什么要批斗周希汉?”

 

196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灯火通明的海军第二礼堂里,一场批斗大会即将开始。被批斗的对象是两个人:一个是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另一个就是周希汉。第二礼堂向东偏南二三百米有座土坡,这是整个海军大院的“制高点”。坡上有两座二层小楼,牌号407的那座住着当时正名噪一时的人物、海军第一副司令员李作鹏。“文革”期间,他是海军最高权力的实际主宰者。与407号楼一墙之隔的408号楼住着的就是周希汉。

 

此时,周希汉正皱着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点着的香烟还不曾吸。战场上从不知“恐惧”二字为何意的他,现在却没了丝毫的果敢。因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做了决定的。他虽然知道楼下的“揪斗”是别有用心的人策动的,但仍旧不敢也不能同他们硬抗。这不是对敌斗争,他的机智和谋略彻底派不上用场。

 

“你就不能给周总理打个电话?”不知何时进来的妻子向周希汉建议道:“总理说让你去你就去,总理说不去,死了也不去。看他们能怎么样?”

 

“这……好吗?为这种事?”周希汉始终犹豫自己这样一个电话是否会给总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周希汉和周恩来是建国后才熟悉起来的。在1954年的一个国务院专题会议上,周恩来对周希汉能在很短时间里熟悉海军业务特别欣赏。后来每次见面,周恩来都对这个自学成才的海军专家格外亲切。有一次在首都机场迎接外宾,在向外宾介绍到周希汉时,周恩来充满自豪地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海军专家周希汉。他的名字在我们中文里的意思是少有的英雄。”

 

由于一时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周希汉决定听从妻子的建议,打电话给周恩来。电话是通了,可惜周恩来不在。工作人员问有什么事需要转达的,周希汉犹豫了一下说不用了,就挂断了电话。找不到周恩来,周希汉又想起了徐向前元帅。红军时期,周希汉曾在徐向前身边工作多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建国后,他还常去看徐向前,却从未为个人的事向徐帅开过口。倒是徐向前似乎早有所料,当电话接通后,徐帅镇定而关切地问:“周希汉?怎么不讲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是。他们要开我的批斗会。人都拥到我的院子里了。我……”周希汉欲言又止。连日来,军队的各大机关都乱哄哄的,今天这个被揪斗,明天那个被打倒,许多工作都难以正常开展。几位元帅都憋着一肚子火。徐向前没等周希汉说完,就直接打断他说:“不要理睬他们,就在你的屋里不要动。我找李作鹏。搞什么名堂。”李作鹏在电话里听到徐向前的质问,便推说要“马上了解一下情况”。徐向前毫不容情地说:“我不要你了解。立刻把人给我撤走,周希汉家里的一根草也不许动!”徐向前还有些气不过,马上同叶剑英通电话说了此事。叶剑英立刻向李作鹏下达了措辞更为严厉的指令。很快,造反派都撤走了,408号楼的院子里恢复了平静。

 

就在徐向前和叶剑英斥责李作鹏、解了周希汉之围不久,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在怀仁堂同中央“文革”的人起了面对面的冲突,此事被作为“二月逆流”遭到批判。老帅们自顾不暇,周希汉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1967年1月底,周希汉因高烧住进了海军总医院。按照幕后策划者的安排,发着高烧的周希汉,在北京最冷的“三九”天,身穿医院薄薄的病号服,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被一群人架着双臂,从病房中被揪了出来。周希汉先是被押在一辆解放牌大汽车车厢的前面,围绕海军大院游斗一圈,最后驶往周希汉住的那个小院。到了他家时,造反派押着周希汉跪在家里门厅水泥地上,几个气势汹汹的造反派架着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喝问他:“为什么装病?为什么躲在医院里躲避运动?”周希汉声音虚弱地说:“我没有装病,我在发高烧……”造反派不让他说完,就举起胳膊高呼:“打倒周希汉!周希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在那一夜之后,周希汉连续发了近一个月的高烧。加了剂量的链霉素不仅没有治愈他的重病,反而彻底毁了他的听力。尽管如此,白天他仍然要接受批斗,晚上还得在大会、小会上做检查和交代历史问题,深夜才是他通宵达旦地批阅和处理各种报告文件的时间。周希汉的子女们也受到了牵连。首先是二儿子周太阳。罪名是“反康生、江青,向国外偷递国家机密和情报”。对这一点,周希汉很清楚,这是直指他的。不久,大儿子周太安也遇到了困难。原来,“文革”初期,周太安认识了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郁蕾娣,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恋爱了。因为郁蕾娣曾在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成功扮演过吴清华而成了当时著名演员。在一次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纪念活动中,郁蕾娣应邀坐在主席台上,她的旁边是叶群。叶群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对她十分热情,说林彪和自己都非常喜欢郁蕾娣演的角色,欢迎她常到林家去玩,也认识认识她的两个孩子。事后,郁蕾娣把这事告诉了周希汉,周希汉沉思片刻后说:“我的意思你不要去和他们联系。为什么,我不想多讲,只是这样对你、对你们、对家庭都好。”后来当叶群又邀请郁蕾娣到家里玩时,她就拒绝了。叶群当时脸色很难看,以后再见面,对郁蕾娣就很冷漠。为此,家里人非常担心,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家人提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担任“毛主席塑像办公室”副主任,督造出了第一流的海军“大庙”

 

尽管周希汉在整个“文革”期间从外到内,始终处于风雨飘摇、腹背受敌的境遇里,尽管他随时都准备着彻底被打倒,但是在周恩来及老帅们的保护下,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

 

一天,李作鹏找到周希汉说:“老周啊,党委准备给你安排个任务,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咱们海军既然没有领先,就要搞成最好的。这方面,我不行。你搞过工程,是内行。你具体多抓抓。”李作鹏所说的“任务”是让周希汉负责督造毛主席塑像,建设海军的“大庙”,并给了他一顶头衔——海直机关“毛主席塑像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李作鹏自己挂名的。对于这项新工作,有着记日记习惯的周希汉写道:“除去政治意义以外,毛主席塑像本身是一座雕塑艺术,涉及了建筑美学的问题。塑像矗立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不仅本身要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性,还必须与办公楼的建筑规模和风格保持和谐、统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周希汉请来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负责设计,自己则负责协调施工单位与有关部门的关系,督促施工进度和质量,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设计与使用的矛盾等问题。为了这个塑像工程,周希汉亲自跑了二十几个省市地区,在研究、设计的数百份方案里一部分一部分地敲定、挑选,把它当作了一场大的战役一样尽心竭力。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周希汉被选为“九大”代表。不过,仅此而已,当时没有被打倒的海军领导人几乎全进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只有他是个例外。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无话可说,只有独自苦笑。不过,周恩来总理想起了他。“九大”召开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便着手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建设的工作。针对国防工业情况,他同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研究,确定国防工业和科研体制改由军队管理。6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国防工业成立航空、电讯、常规兵器和造船四个领导小组,分别由空军、总参、总后和海军直接领导。在谈到造船工业领导小组的成员时,周恩来说:“造船领导小组,没有周希汉这个海军的内行参加不行。”这样,周希汉担任了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

 

6月11日,组建造船领导小组和办公机构的打招呼会在海军第一招待所的小会议室召开。周希汉应邀而至,而到了开会时间,司、政、后机关稀稀落落地到了几名代表,不要说海军的其他领导人,就是各大部的主要领导都无一到会。此后的领导小组海军成员和办公机构筹办人员会议、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组长李作鹏和常务副组长吴瑞林都不再露面,他们都很“忙”,因而周希汉成了实际负责“常务”工作的副组长。10月,造船工业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布置任务的“誓师大会”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军队、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等全系统600多名代表济济一堂。会议由周希汉主持,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时,与会代表纷纷提出了请周恩来接见的要求。周希汉当然也希望周恩来能到会。但他知道,一个阶段以来,周恩来除了日常工作,还到处接见各种各样的群众代表,实在是太忙了。令他没想到的是,当他犹豫不决地向周恩来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周恩来竟爽快地答应了。周希汉特别激动,忙说:“感谢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周恩来说:“你说错了嘛,周希汉同志。要讲到支持,是你们在支持我这个总理嘛。”顿了顿,周恩来突然问:“周希汉同志啊,战争年代你最多指挥过多少部队?”周希汉说两三万人。周恩来听了开玩笑说:“啊,两万多人。那像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那样的大会战,你只能是某个阶段在某个方向的指挥员吧。现在,你手里有几十万大军了。你要组织国家的造船工业,主要是你们海军现代化装备的科研和生产的大会战了。这场会战虽然没有硝烟,但同样有战役阶段的划分,有主要作战方向的选择,同样有集中优势兵力攻坚问题,也有调兵遣将发挥助手和各级指挥员特点的问题。这副担子很重啊,你要勇敢地把它挑起来。”嘱咐完之后,周恩来便如约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誓师大会的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报告。

 

“828工程”是造船领导小组成立后组织的第一个会战。60年代由于海军南海舰队还没有部署潜艇部队,美国海军经常毫无顾忌地侵入我国南海海域。当时海军其它舰队潜艇数量也不多,且经台湾海峡南调也很困难。为了保卫国家的主权,1969年8月,周恩来正式批准了一个代号为“828”的工程,由华东、华中两地的两座造船厂支援华南的一座船厂,直接在华南建造若干艘我国刚刚能完全用国内材料建造的一种常规潜艇,用以组建南海舰队的潜艇部队。一天,周希汉听了“828工程”的一个专题汇报后,感到有必要去某工业部当面协商一下,就对秘书说:“带上图纸资料,我们走一趟。”秘书想打电话过去问一下该工业部的领导有没有时间,周希汉阻止他说:“我们去了不一定非要找部长谈,他们都很忙。我们找得到部长就同部长谈,找不到部长就同司、局长谈,只要能解决问题,处长也可以。这又不是外事活动,没那么多讲究。”说着便出了门。接触多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都熟悉了周希汉的这个作风,只要周希汉驾到,他们尽可能直接出面商谈。他们还向下属交待:“凡是海军周副司令商办的事宜,一定要尽全力满足要求。”就是这种工作态度,周希汉南下北上,整整忙碌到1970年9月。当他带着工作组赴陕西检查工作时,由于日程安排太满,过度疲劳,心脏病突发,突然晕厥倒地,被紧急送往空军驻西安的一所医院。抢救两天之后,他才苏醒过来。那一次周希汉的病情正式上报了中央和海军党委,因为他当时被定为“病危”,妻子和子女都从北京赶到了西安。周希汉被专机送回北京301医院后仅半个月,他便不顾保健医生的阻拦,踏上了西行火车。

 

周希汉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导弹驱逐舰项目如期完成了试航,“828工程”首批潜艇如期下水,“09工程”有重要突破。

 

叶剑英说:“你们该怎样搞还怎样搞”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在叛逃者随机携带的大批党和国家机密文件中,竟然有潜艇方面的相关资料。造船领导小组的同志们正在为林彪集团的覆灭而庆幸时,得知消息,心头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此期间,海试现场指挥部在试验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事先未曾预料到的问题,有的问题现场指挥的同志感到解决不了,要求到北京向领导小组汇报一次。周希汉起初没有答应,后经前方再三请求就同意了。前方同志回到北京,那日子不早不晚,正是9月12日。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周希汉心中有数,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员的品质,他心中也有数。追查,他没什么讲的,应该追查。但他对某些人阴阳怪气的样子和那些流言非常反感。一次,一位“革命领导干部”对周希汉说:“陈佑铭(造船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有问题。群众反映他不突出政治,动不动就借口协调生产问题往外地跑,这是用生产压革命,在逃避‘文化大革命’。周希汉毫不客气地打断对方:“不是陈佑铭高兴往外地跑,是革命和生产的形势逼着我们不得不去跑。像组织试航那样的事,又辛苦又危险,晓得哪个愿意去?陈佑铭去搞了,很不简单呢。他的哥哥去世,他就这么一个哥哥,他都没有回去看,一直在现场。下面的工厂和科研单位都在闹两派对立,陈佑铭他们去了是冒着挨打、挨批危险的。要逃避运动,还不如躲在北京好些。他们到处跑,有时候在火车上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忍饥挨饿。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革命热情,这是做不到的。这不算突出政治,怎样才算突出政治呢?”

 

看到手下人人被流言和追查搞得精神不振,周希汉便对他们说:“汇报工作是我决定的,同你们没有关系。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只要工作经得起审查,你们都放心大胆地去干,不要为了这个耽误了正事。”安抚了下级,他又马上打电话给叶剑英:“我晓得办公室的同志没有直接给林彪那里送过材料。请领导上查一查,那些东西会不会是通过其它渠道上去的。没有搞清楚之前,最好能解除办公室同志们的思想压力。”叶剑英同意周希汉的看法,还安慰他说:“你们该怎样搞还怎样搞,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虽然叶剑英元帅说了话,但是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人们心中总还是悬着点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周希汉正在办公室看文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周副司令吗?我是军委办事组。叶帅让我告诉您,那件事查清了……”原来直升机上的那些机密资料果然是另一个单位的人复印的,而且以前的旧资料,与办公室的同志毫无瓜葛。周希汉如释重负。放下电话后,立即起身,马上去告诉办公室的专家和同志们,让他们也彻底解除思想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72年4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专门听取“718工程”工作情况汇报。一直在实际主持工程领导小组工作的副组长周希汉,率小组部分成员和办公室的同志到会汇报。当时因为“四人帮”成员介入国务院和军委领导层的工作,“718工程”面临着新的干扰和阻力。在汇报的过程中,“四人帮”的重要人物张春桥很不耐烦,不时打断汇报者的发言,而叶剑英等人却听得饶有兴趣。周希汉对张春桥这个态度是早有预料,并且也是有备而来的。他同机警过人的叶剑英交换了个眼色,便起身简要补充说明建造航天远洋测量船队的必要性。最后,他强调说:“鉴于航天远洋测量船队的主要船只,以及船舶系统的重要设备大部分任务过去已经安排在上海地区,且上海地区的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基础又较好,所以我们建议原计划不变。”这时,张春桥终于明确地亮出了他的观点:“这项工程是不是一定要搞?要搞,由上海承担有很大困难。”不由上海搞,那就等于不搞。周希汉没有马上回答,又与叶剑英交换了一个眼神。叶剑英立刻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坚定地说:“现在下马不行,硬着头皮也要搞。”李先念、钱学森等领导和科学家也支持叶剑英的观点。最后会议确定,航天远洋测量船队的一期工程先搞五型六艘,其中主体测量船、考察船、打捞救生船的总体设计、建造和船舶系统的主要设备的研制仍旧安排在上海地区。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宣布调整“718工程”领导小组的组成结构,周希汉为领导小组组长,钱学森为副组长。散会时,叶剑英鼓励他说:“你挺起腰杆子干,我们支持你!”有了这句话,周希汉就不必再忌讳像张春桥等人或有关地方的领导出难题了。

 

1973年初,刚刚被任命为海军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以下简称“海定委”)的周希汉,再次病倒,被诊断出胃部发生恶性病变。他的病情惊动了最高决策层,周恩来亲自点将,12名来自各大医院的国内最好的专家组成小组对周希汉进行了会诊。中央军委马上批准了治疗方案。手术是3月份进行的,非常成功。令专家吃惊的是:打开腹腔时,他们发现周希汉竟然患有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胆结石。当医生把装满结石的瓶子放在他面前时,居然有72块之多。

 

周希汉恢复得很好,不久便能下床活动了。医生很高兴,告诉他,清理了他的胃和胆,也就减轻了他心脏的压力,清除了潜在的威胁。他笑道:“一刀除三害!”一天,周希汉正准备到走廊上去散散步,门开了,是妻子周璇。妻子没有进门,而是闪身请进了跟随在身后的人。此人身材不高,却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来看他了。周恩来在病房里坐下后,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周希汉的恢复情况,接着就对他主持三个领导小组的工作以来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表扬了他在努力协调领导小组与上海市等地方领导机构的关系方面既能坚持原则,又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很有工作艺术”。让周希汉感动的是总理对几个在建工程的最新进展了如指掌,甚至连“828二期工程”即将完成都很清楚。

 

1974年,经过周希汉和刘华清、陈佑铭等人长期不懈的努力,“文革”开始后被撤销而并入海军后勤部的装备部、修理部,又从后勤部分离出来,与“船办”等几个工程领导小组的办公机构合并,重新恢复了海军装备技术部。海军这样一个科技含量较高的军种的装备建设,终于结束了脱节的状态,重新走上了正轨。也就在这一年,第一代导弹驱逐舰实弹射击试验,四发四中。周希汉以“海定委”主任的身份主持产品定型鉴定会,经中央军委批准,海军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正式定型,核潜艇、导弹护卫舰、新型常规潜艇、舰舰导弹、舰空导弹、特种轰炸机等工作,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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