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3)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活动，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10点左右来，晚上22点离开。空军学院只有几个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成员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无权过问，并且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8月底，这伙人又来了，人比过去多，而且有三个没见过的女兵。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打扫卫生了，有事找你们，就在门口等候。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放到门口台阶上，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活动，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10点左右来，晚上22点离开。空军学院只有几个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成员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无权过问，并且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8月底，这伙人又来了，人比过去多，而且有三个没见过的女兵。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打扫卫生了，有事找你们，就在门口等候。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放到门口台阶上，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9月12日老王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再没有人找他，也没通知他送饭。老王并没有觉得异常，这伙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9月13日下午，老王把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9月14日19点30分，老王再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虚掩。他又去看车库，也没锁。老王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三辆小汽车。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如果锁上，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进不了门怎么办？老王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他把门锁上，便去办公室上班。22点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看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白天，老王有事外出，19点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老王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老王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老王打开灯，屋里乱糟糟，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鱼上长了很长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餐桌上杂乱放着本子、书报和汽水瓶，边上放着一个敞开口的大书包，好像要把桌上的东西装进去带走，而没有来得及（瞧，伪装得多么好）；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另一栋楼的纸灰更多，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它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这一切使老王得出印象，这伙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将军楼工作的人汇报。负责人叫他赶快回去，把房间整理一下。老王找了两个人，正整理房间，负责将军楼的另两个人来了。老王领着他们察看了一遍，餐桌上的书和本子引起他们特殊的注意。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拉链本。三个人围着餐桌，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然后放回原处，他们的印象是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但是，那个写着条文的红色拉链本，让他们心神不安，多次商量怎么办。9月16日20点，他们终于下决心又进去，由老王摸黑（不敢开灯）把几个本子拿了出来，并把拉链本粗粗看了一遍，也看不懂，把本子交给处长张帆。张帆随手放进办公室的柜子里，也没锁。因为他们都是学习班临时任命的几个干部，当时上边都乱了，没人管，也不知道交给谁，更不知道“主人”还会不会回来，总之没太当回事。9月16日、17日，周恩来派吴忠带人来调查“秘密据点”的情况，是张帆接待的（为什么九一三事件过去四五天了，才想起这事）。老王心情更加紧张，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拉链本，成了“大包袱”。他们三人，一会儿让这个人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人保存，放办公室放家里，都不“稳妥”。10月4日，老王怕本子丢失，干脆锁进家中的皮箱。10月6日晚，李德生来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们才醒悟到拉链本上记得是林彪政变，那帮人彻底回不来了。10月7日午夜2点，张帆把这个红色拉链本交给了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10月8日19点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上面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这就是《571工程纪要》！经李伟信、程洪珍（空军党办一处秘书）、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的原稿。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出了错。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这里有个疑点，《571工程纪要》的小本子为什么放在桌子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拉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为什么写着《571工程纪要》的本子却放在桌子上，生怕别人不拿走？
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有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一片混乱，大大小小的箱子，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是散乱的纸片，浓烟滚滚。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空白的笔记本和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点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点，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维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东交民巷）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坐火车回到上海。
在这个“据点”里，李伟信是最后收拾残局的人，可据他交代，《571工程纪要》写成后，他没有见过。是真没有见过吗？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摆在显著位置，生怕别人看不到，这很像有意安排。李伟信是“据点”里最后走的，他怎么会没有看到？如果李伟信没有说谎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是林立果身边的“眼线”故意放的，他虽然把《571工程纪要》汇报了上去，甚至复制了。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东西，总要有个出处吧？所以故意放在那里，让群众发现。这就是说，“眼线”还想继续隐蔽下去。
如此细致，怎么可能“漏掉”那么重要的本子？还有这个时候分分秒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维信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让王大璋给他作证似的。
《571工程纪要》是如何出笼的
林立果到上海活动，王维国派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接待，以后李维信跟着林立果到北京。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杭州密谈，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每次李伟信都在门口侍候。3月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571”的具体计划。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
李伟信没参加讨论，他在门口转来转去，倒个水什么的。因为李伟信与空军机关很少接触，王飞问这是什么人？周宇驰对他讲，这是李伟信搞录相技术的。在九一三事件之前，见过《571工程纪要》还活着的人只有他了。
李伟信供词，林立果开门见山地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目前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和平过渡，被人抢班，自己提前抢班。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 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三是“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 （武装起义的谐音）。
（李伟信回忆）通过这些谈话，他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陷害毛主席。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B-52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目前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100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李伟信回忆）通过这些谈话，他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陷害毛主席。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B-52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目前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100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1971年4月9日，“教导队”正式成立。队员都是精心挑选，除了政治条件，身体要求也很严，身高1米7上下，为了保密，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来的，高干子弟或与高干子弟有联系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律不要。并规定，正副班长、区队长和队干部，都要审批。武器装备也非一般，每人配一长一短（步枪或冲锋枪和手枪），每班一挺机枪，每个区队一辆卡车，另外还配了两辆吉普车和三辆摩托车，供训练用，准备逐步装备一个摩托车队。不仅进行一般的战术技术训练，还要求会驾驶各种车辆，学会登高，打巷战，并秘密进行了格斗训练。
《571工程纪要》的内容
3月23日至24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571工程纪要》，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9&S226;2（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阶级内部集团矛盾尖锐，左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离亲。1、一切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的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权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571”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就会落在别人头上。
──可能性，9&S226;2（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阶级内部集团矛盾尖锐，左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离亲。1、一切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的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权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571”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就会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到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和国外“571”相比，我们的准备和经验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年苏维埃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全国夺取政权；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认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在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的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讲，国土辽阔、回旋力量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困难：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部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相当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一定困难。
——时机。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吃掉我们的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有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战术上两种时机和手段，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的力量。基本力量，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掌握的4、5军，骨干力量，9师、18师、21坦克团、民航、34师。借用力量，国内20军、38军、黄（永胜）军委办事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福州、新疆、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国外苏联（秘密谈判），美国（中美谈判），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对外：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挥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各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连。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挥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各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连。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三个阶段，第一、准备阶段，1、计划；2、力量，指挥班子江、王、陈。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教导队、4、5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京直属师（10师）的工作，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负责争取20军（江王陈），扩大舰队，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3、物质准备，武器领、自造。通信器材（包括01工程，专门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4、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奇袭式，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1、军事上首先巩固阵地，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界的联系卡断。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运。2、政治上采取进攻，上面摊牌，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3、组织上扩大，迅速扩军，四方联系政策和策略，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他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的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571工程”是林立果想出来的吗？研究者认为里面有些话明显幼稚，有些却老谋深算（有些话和思想是林彪的，比如“绞肉机”）。林立果初出茅庐，不可能没有人在幕后出谋划策。或者换句话，是谁怂恿的呢？
林彪知不知道《571工程纪要》？官方认为林彪知道《571工程纪要》，但惟一的根据是李伟信的交代：林立果说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除此之外再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571工程纪要》。林立果一向拉大旗作虎皮，因此林彪十之八九被蒙在鼓里。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571工程纪要》没有人见过定稿，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定稿呢？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里面的话很多像是周宇驰说的。党史专家王年一分析，《571工程纪要》假如林彪看过，他会不会同意，这是不难推断出来的。
江腾蛟与林家的关系
1980年庭审调查，江腾蛟什么时候与林彪认识的。他说是1966年11月初，他见过林彪、叶群六次。果真如此吗？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时，江腾蛟本来是广州军区防空军政委，调到空四军当政委，降了半级。刘亚楼（空军司令员）对江腾蛟说，不要看空四军只是一个军，它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实力比一些军区空军还大。这样江腾蛟高高兴兴去了空四军。1958年，上面交代，林彪开销大，和叶群两个人的工资不够，让空四军给林彪开一份工资。因为林彪在红军时期当过红四军军长，就称林彪是空四军的老军长。空四军每年给林彪5000元，这样，江腾蛟就与林彪挂上了钩。
1964年，叶群到江苏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江腾蛟经常带着礼物去看望。1965年3月林豆豆进空军报社，1966年冬，叶群把儿女送到上海，对江腾蛟说，豆豆、老虎两个孩子等于首长的两个眼珠子。现在社会动乱，委托江腾蛟加以照顾、保护。按叶群吩咐，江腾蛟把林豆豆送到杭州空军疗养院，请陈励耘照顾。而把老虎留在身边，指定保卫干事和管理员分别负责安全和生活。林立果那时21岁，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爱摆弄电子设备，无师自通。聪明，会总结，经常到江腾蛟那里去。江腾蛟带着他参加各种会议，同各级领导见面，卖力吹捧林立果政治上成熟得早，是优秀的接班人。这样“保护”了三个多月，1967年2月8日送回北京。
1964年，叶群到江苏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江腾蛟经常带着礼物去看望。1965年3月林豆豆进空军报社，1966年冬，叶群把儿女送到上海，对江腾蛟说，豆豆、老虎两个孩子等于首长的两个眼珠子。现在社会动乱，委托江腾蛟加以照顾、保护。按叶群吩咐，江腾蛟把林豆豆送到杭州空军疗养院，请陈励耘照顾。而把老虎留在身边，指定保卫干事和管理员分别负责安全和生活。林立果那时21岁，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爱摆弄电子设备，无师自通。聪明，会总结，经常到江腾蛟那里去。江腾蛟带着他参加各种会议，同各级领导见面，卖力吹捧林立果政治上成熟得早，是优秀的接班人。这样“保护”了三个多月，1967年2月8日送回北京。
很快江腾蛟提升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江腾蛟十几岁参加红军，当译电员，聪明，但见风使舵。在南京大搞反党乱军活动，鼓动、支持地方和军事院校造反派冲击军队，造军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的反。许世友回到南京给毛泽东和军委写信，直言江腾蛟是南京地区反军乱军势力的“黑后台”和“黑手”。江腾蛟调到了北京，许世友的揭发材料也接二连三地到了北京。
1968年3月，南京军区空军机关提出要江腾蛟回南京，接受群众批判。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没有林彪的命令，不准江腾蛟离开北京。不久中央军委改组南空党委，免去了江腾蛟南空政委的职务。5月，叶群传话给江腾蛟，她可以拿出“钱”来帮助他还“账”。7月，林立果也传话，让江政委放心，不要怕，照常吃饭睡觉。他们有嘴，我们也有嘴，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9月，林立果叫周宇弛给江腾蛟送去300元，说宁可他们苦一点，也要把他养起来。
1968年以后，江腾蛟给林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誓言，不管任何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7月2日，江腾蛟写道，立果同志，主任和你力主正义帮我多方讲公道话，极力保护，因此心里很扎（踏）实，这些是能够支持我生活和斗争的惟一力量，没有这一条就很难设想了。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永生不能忘的大恩。……我对首长、对主任是忠实的，对你也是忠实的。过去、现在、将来也永远是忠实的。立果同志，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出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
1968年以后，江腾蛟给林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誓言，不管任何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7月2日，江腾蛟写道，立果同志，主任和你力主正义帮我多方讲公道话，极力保护，因此心里很扎（踏）实，这些是能够支持我生活和斗争的惟一力量，没有这一条就很难设想了。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永生不能忘的大恩。……我对首长、对主任是忠实的，对你也是忠实的。过去、现在、将来也永远是忠实的。立果同志，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出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
到1969年上半年，江腾蛟还是个闲人。1969年底，吴法宪透露给江腾蛟，要派他到西南地区抓航空工业，江腾蛟认为是变相流放，非常着急，打电话到上海找林立果。林立果立即飞回北京，1970年初，林立果、王飞和江腾蛟一起在江腾蛟家商量对策，决定由江腾蛟给吴法宪写信，提出不能去西南的理由，要吴法宪将信转给林彪，然后由叶群出来给江腾蛟说话。叶群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身体不好，他不能去就别去了，让他休养治病吧。3月，由林立果通过广州空军安排，江腾蛟率领全家到广州“休养”去了。他对顾同舟说，我们都坐在一条船上，掌舵的是林立果，什么风浪都不怕。
1970年12月27日晚，江腾蛟大“难”临头。他到武汉空降兵活动。刘世英先让他明天回广州，刚放下电话，刘沛丰又来电话让他不要去了，明天“王参谋”从广州乘民航到武汉，有一封信带给你，你派人到机场取，照信上说的行动。信是由周宇驰从北京通过保密电话传到广州，由“王参谋”记录下来的。信里说，南京方面已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抓江腾蛟的“516”，那份报告还压在林彪那里。现在林立果正在做工作，但也要做最困难的准备，信中要求江腾蛟很快离开大城市，到空军桂林医院“治病”。当天下午，江腾蛟就离开武汉，躲到湖南大托铺。在那里给林立果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信，叫秘书送往北京。新年时江腾蛟躲在桂林，要求别再吹他，说他政治上打倒，身体也垮了，已经是无所作为的人了。1971年1月中旬，江腾蛟接到家属电话，林立果让她转告，抓他“516”那件事，经过林立果做工作，已经没有问题了。1月20日，江腾蛟放心离开桂林到了广州。
3月18日晚，江腾蛟坐安-24专机到上海市郊机场，吴法宪办公室调的飞机，特地安排夜间飞行。行前，江腾蛟让医生为他准备了扩大病情的诊断书，作为他来上海“治病”的借口，必要时可以拿出来作证。一切都像那么回事，江腾蛟捂着大口罩，两个白大褂跑上舱梯，把他扶下来，用担架抬到汽车前，塞进汽车。但是车子没进医院，而是到了新华路一号，江腾蛟自己下了车。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第二天去看江腾蛟，下午回北京。
特别法庭从种种迹象看，江腾蛟到上海是有预谋的。而江腾蛟据理力争，说1971年3月到上海确实是治病，不是去搞阴谋。林立果找他谈，并说到上海找陈励耘、王维国谈谈，没想到搞阴谋。江腾蛟说，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过程中，当林立果、周宇驰提出一些建议时，我是不赞成的，有时提出反面意见……
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取得证据，这条罪状只好放弃。
江腾蛟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恨他？1967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支持反许世友的一派。1968年5月，毛泽东与空政文工团刘淑媛跳舞时，要刘淑媛转告吴法宪，江腾蛟这个人不能重用。据吴法宪交代，毛泽东与他说五六次。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江腾蛟的职务。这样，江腾蛟成了闲人。 难道一位空军高级干部的任命，仅凭一个小姑娘的传话吗？
虽然江腾蛟的职位已经很高，但到毛泽东那里，还隔着很多层。毛泽东为什么格外关注江腾蛟？据了解，毛泽东还没有对军一级的干部这样直接干涉过。后来，吴法宪想让他当空军政治部主任，但又不敢。因为任命要经过军委主席毛泽东。只好任命江腾蛟为政治部党委书记，党内职务可以躲过毛泽东。江腾蛟说，林立果考虑让我当空军司令员，我当然认为他是传达林彪的意图罗。
审判“两案”时，四人帮加上陈伯达是五个人，九一三事件的主犯黄吴李邱，还缺一个，刚开始安排王飞，因王飞得了精神病，才换上江腾蛟。李伟信说，我所了解林立果布置于新野起草“571”，那次会议就四个人，里面没有江腾蛟。江腾蛟也说不知道《571工程纪要》，一直不知道。到1971年9月8日晚上，李伟信才给我解释“571”。可是，为什么策划“571”时江腾蛟不在场，而他在谋杀上又如此积极？好多点子是他想的。这又如何解释？王飞感觉，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情，又非常渺茫。年轻人可以理解，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可你江腾蛟是老红军，出的点子不少，都靠不住，容易让自己被动，为什么如此轻率？！
江腾蛟在监狱里吃得特别好，想吃什么吃什么，牙痛还可以吃豆腐脑。
三国四方会议的真相
1980年审判“两案”，认定1971年3月31日，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议是《571工程纪要》后的组织准备和分工。法庭宣读了程洪珍当时记载的日记和1979年8月22日的供词：会议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加速我们的准备，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都有，上海王（维国），杭州陈（励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到底是不是秘密会议呢？王维国说瞎扯！
王维国，河北元氏县万年村人，家境较富裕，追求进步，1932年参加组织“反帝大同盟元氏分盟”，1933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在元氏重新参加革命，入党，1939年任元氏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对敌斗争勇敢。他坚持说根本不是个会。那天我跑上跑下，“会”怎么出来的呢？
周建平也认为不是会，说他是凌晨3点多才去的。那天晚上来电话叫他不要出去，要谈一谈，根本没说开会。到零点，看还没人来找，周建平就睡了。夜里2点来人接他，司机路不熟，黑灯瞎火还走错了。到了一看，屋里烟气腾腾，陈励耘嘴里还含着一块糖。
江腾蛟、陈励耘也都认为不是个会，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
那么这个“聊一聊”是不是《571工程纪要》后的组织准备和分工呢？确实，这是在《571工程纪要》草稿出笼后几天召开的。林立果有那个意思，但如果江腾蛟的话属实，他既没有参加也没有看到“571工程”，他都不知道，别人更不可能知道。在庐山会议后全面败退的情况下，林立果根本不可能挑明。与会者不知道“571工程”，更没有想到谋害毛泽东。
3月19日下午，江腾蛟到林立果那里。林立果并没有讲要开会，只是要江腾蛟谈一谈对王维国、陈励耘和周建平的看法。江腾蛟说，王维国性格单纯、直爽，他除了你们，没有别的后台，这样的人最可靠。林立果认为江腾蛟看得比较透，周建平呢？他组织能力比王维国强，但思想有些右倾，在关键时刻容易摇摆。陈励耘与我个人私人关系不错，也有能力，但本质不如王维国好，在政治上与王维国也不一样，既可以坐你这条船，也可以坐上别人的船。林立果说，江政委不愧为老领导，知人至深，不过，我们要多做陈励耘的工作。林立果知道陈励耘和王维国的关系很紧张，他说他在杭州跟陈励耘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你现在到上海来养病，趁这个机会也给他们做做工作，可不可以？江腾蛟说可以嘛。周建平那里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关键是陈励耘，最好用你的名义去请他，这样他就不好推了。对他的接待要高一些，要格外热情。
这样，林立果叫于新野到杭州去见陈励耘，叫他到上海来一次。
3月28日，于新野到了杭州，对陈励耘说，江政委在上海，请他去玩。陈励耘不想去，庐山会议上陈励耘放了“炮”，沾了一身屎。当然他没有想到两个主席之间会有什么矛盾，只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更不想去上海。于新野又搬出林立果，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陈励耘还是不想去，推说有病去不了。
1971年春，陈励耘就住进空军杭州四五三医院。 他曾派医生到上海请专家会诊，并要10支白蛋白（当时这种药只有市委常委一级的才有资格用）。空军上海四五五医院政委答应给，但贵重药品由王维国掌握，王维国说谁叫你答应的？话传到陈励耘家属的耳朵里，说这不是小问题，是路线问题。陈励耘和王维国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他才不想到王维国控制的地盘上海去呢。
3月31日快17点，于新野又来了，说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到这份上，陈励耘再不好推辞，只得坐汽车去上海。车开到闽行（上海和浙江的分界线，距上海还有30公里），发现王维国夫妇还有一批人带着三辆车在此迎接。大约21点，前呼后拥到了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王维国的态度怎么变了呢？原来林立果批了他，说现在我把陈励耘找来，趁我还在上海，给你做做工作。陈励耘来时你要高姿态，搞得好点，吃的好点。所以王维国不但隆重迎接，还把自己控制的少年科技站让给陈励耘住。
23点左右，陈励耘吃完饭上楼，林立果和江腾蛟在楼梯口迎接他。到二楼会客室坐下，江腾蛟先说，老陈，我简直把你想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陈励耘说，我生病，来一次也难。扯了一些闲话，还谈到战备，改装飞机，没有人说开会的事。看到陈励耘情绪不高，不知是谁扯到九届二中全会，陈励耘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日子都不好过，黄（永胜）总长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陈励耘说，我无非是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林立果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陈励耘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林立果说，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江腾蛟一拍大腿，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林立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陈励耘对他们突然冒出来这些话感到吃惊，不敢再往下接，生怕再踩“地雷”。 在座的人中，除了陈励耘与王维国有矛盾，江腾蛟和王维国也有矛盾。由于江腾蛟的“热情”，叶群买药买什么都由空四军开支。后来王维国接任，就卡住了。因为买药要外汇，空四军没有，江腾蛟让王维国到上海市革委会要，王维国很为难。以前空四军对江腾蛟的一些补助也卡掉了，江腾蛟很有意见，而江腾蛟遥控空四军的处长，王维国也很不高兴。后来江腾蛟抓空四军的“选美小组”（为林立果选对象），不许王维国过问，王维国更不高兴。经过林立果解释，王维国才解开疙瘩。
林立果和江、王、陈谈到快凌晨1点，江腾蛟突然说，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
江腾蛟、陈励耘、王维国和周建平也有矛盾。周建平原是空四军军长，1969年秋调任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任后抓空四军、空五军，王维国还无所谓，陈励耘比较霸道，不乐意别人插手。最不高兴的是江腾蛟，认为周建平来了，自己说话就不灵了。他告诉空四军、空五军，部队不能让周建平抓到手。然后他调几个人写材料，说周建平是假左派真右派，周建平给许世友拜年了等等。林立果在材料上批了几句，很有政治很有策略很有水平，我完全同意。江腾蛟拿着“尚方宝剑”到上海发动揭发周建平。1970年5月，林立果在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接见“骨干”，进行“路线交底”。王维国说周建平把林立果当小孩看，是对林立果的态度问题。暗示“骨干”们，周建平犯了路线错误，要同他划清界限。陈励耘以空五军党委的名义要周建平检讨，有人还说要与周建平斗争到底。7月南空“左派”散布周建平是可用不可信的人。江腾蛟也说，周建平到南空后向“右”靠了。好长一段时间周建平一直挨整，他不得不躲到上海住院。王维国还不放过，派人盯着，谁去看周建平都要报告。1970年夏，鲁珉回上海休假，林立果让他买些东西，代他去看周建平。鲁珉叫上王维国等一起吃了一顿饭，矛盾才算解决了。
江腾蛟、陈励耘、王维国和周建平也有矛盾。周建平原是空四军军长，1969年秋调任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任后抓空四军、空五军，王维国还无所谓，陈励耘比较霸道，不乐意别人插手。最不高兴的是江腾蛟，认为周建平来了，自己说话就不灵了。他告诉空四军、空五军，部队不能让周建平抓到手。然后他调几个人写材料，说周建平是假左派真右派，周建平给许世友拜年了等等。林立果在材料上批了几句，很有政治很有策略很有水平，我完全同意。江腾蛟拿着“尚方宝剑”到上海发动揭发周建平。1970年5月，林立果在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接见“骨干”，进行“路线交底”。王维国说周建平把林立果当小孩看，是对林立果的态度问题。暗示“骨干”们，周建平犯了路线错误，要同他划清界限。陈励耘以空五军党委的名义要周建平检讨，有人还说要与周建平斗争到底。7月南空“左派”散布周建平是可用不可信的人。江腾蛟也说，周建平到南空后向“右”靠了。好长一段时间周建平一直挨整，他不得不躲到上海住院。王维国还不放过，派人盯着，谁去看周建平都要报告。1970年夏，鲁珉回上海休假，林立果让他买些东西，代他去看周建平。鲁珉叫上王维国等一起吃了一顿饭，矛盾才算解决了。
1971年3月，周建平回上海搬家，他并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3月27日天很黑了，于新野来了，说过去大家对你有不少意见，（林）副部长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来想先来看看你，但是不方便。准备同你谈谈，谈时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对你的意见都端出来，事情过去了，就不谈了。从于新野的话中，周建平认为林立果到上海是解决团结问题的。3月28日晚，王维国拉周建平去看林立果，江腾蛟也在场。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516”分子。当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状况就要大翻个，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以后那样的反复，甚至更加困难。江腾蛟说，我打成“516”，你周建平也不好过。至于后来庐山会议的情况，周建平一无所知。
3点多，周建平被接来了。林立果说他有点事情回去一下，办完了再来，你们先谈谈情况吧。他让周建平介绍南空贯彻空军为解决南空问题所办的学习班的情况。那时南空“左派”乱抓人，吴法宪想办学习班压一压。谈完林立果还没回来。江腾蛟说，南空党代会的事不是还要谈一谈吗？周建平又谈了南空党代会的筹备情况。空四军、空五军是重头，这两个军的代表团至关重要，如果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党代会肯定开不下去。周建平让陈励耘、王维国讲讲他们的意见。陈励耘讲了五点，大意是会议要高举团结的大旗，要讲民主，让大家把话讲完。《工作报告》要争取通过，上届党委书记仍要选上，会议不能夭折等。王维国也表示了团结的愿望。
林立果回来已经快天亮了，劈头就问，你们在干什么？江腾蛟说，谈南空党代会。我们谈完了，请副部长指示。林立果没头没脑讲了三个问题，很简单：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最后林立果说，大家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你们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江腾蛟）商量。江腾蛟说我只能当当参谋，剩下的三个人谁也没说话。不要说周建平，就是王维国和陈励耘，也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讲同张春桥的斗争。
最后谈了准备成立个教导队，按照林立果提出的条件，挑选的学员基本上选齐了。还谈了新华一屯为林立果修房子的问题。足足谈了三四个钟头吧，全谈开了，团结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4点多吃饭，吃到6点多。快分手了，江腾蛟突然冒出一句，今天我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惊弓之鸟的陈励耘不懂，忙问什么三国四方会议？
周建平是南，你是空五军，王维国是空四军，我们（江腾蛟和林立果）也是一方嘛。
如此解释，谁也没再问什么。
4月10日，林立果离开上海回到北京。
林立果想建立自己“指挥班子”的计划，当然是有备而来。林立果关于三国四方会议笔录的要点，与歼7（江）、（W）王、C（陈）讲：这是一场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和拉练（指九届二中全会）。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这一点，今后政治斗争不能依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被捧为超天才
林立果两道浓眉，圆脸，比林彪高出10厘米。不爱说话，看起来是一个普通青年，但因为是“副主席”的儿子，就“特殊”极了。1967年3月，吴法宪派专车把没有办入伍手续的林立果接到空军，先由一名保卫干事陪着到上海的一个高炮部队锻炼。穿上军装才四个月，7月1日吴法宪和周宇驰介绍他入党。还不是党员，就被任命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虽然是秘书，却配了一辆伏尔加，由处级干部周宇驰负责给他开车，一年后他要学开车，空司汽车队队长王琢教他，练习地点在西郊机场的跑道上。1968年3月19日，给他办了张驾照，姓名吕果。吴法宪让周宇驰和另一位处级干部刘沛丰“伺候”在左右，当这位秘书的“秘书”。
（王飞回忆）林立果入伍后，叶群打电话给王飞（他们在太仓四清认识），小孩子可塑性强，到你那里，要帮助教育他，最好专门找一个人。那时都是一帮一，一对红，王飞考虑让周宇驰帮助林立果。至于刘佩丰怎么也成了林立果的“秘书”？这是周宇驰的安排，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王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沛丰，四川人，大学生，1951年参军，话很少。文字能力比周宇驰强，办事认真。长期在刘亚楼（空军第一任司令员）身边当秘书，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只有他念文电能简明扼要地抓住重点，得到刘亚楼的好评。在同事中也很有人缘，外号“锤子”。与白瘦的刘沛丰相反，周宇驰黑壮，性格外向。他比刘沛丰大，“三八式”干部，曾和潘景寅一起选飞，潘景寅选上了，他留在空军第一航校任宣传科长。跟林立果以后，他学开车，也学会了开直升机，总算过了一把飞机瘾。周宇驰也能写，曾写过小说。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把他调到空军党办当秘书，没多久刘亚楼就把他撵到连队。周宇驰别的也没什么，就是说话口大气粗，刘亚楼认为他不适宜在高级机关工作。1965年刘亚楼去世他又回到党办任秘书、副主任。因为他和林立果的关系最好，大家都高看他一头，尤其后来他说话口气大得很。周宇驰在上海讲话，要认识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说对，太阳是从西边出来这种程度。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
刘沛丰，四川人，大学生，1951年参军，话很少。文字能力比周宇驰强，办事认真。长期在刘亚楼（空军第一任司令员）身边当秘书，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只有他念文电能简明扼要地抓住重点，得到刘亚楼的好评。在同事中也很有人缘，外号“锤子”。与白瘦的刘沛丰相反，周宇驰黑壮，性格外向。他比刘沛丰大，“三八式”干部，曾和潘景寅一起选飞，潘景寅选上了，他留在空军第一航校任宣传科长。跟林立果以后，他学开车，也学会了开直升机，总算过了一把飞机瘾。周宇驰也能写，曾写过小说。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把他调到空军党办当秘书，没多久刘亚楼就把他撵到连队。周宇驰别的也没什么，就是说话口大气粗，刘亚楼认为他不适宜在高级机关工作。1965年刘亚楼去世他又回到党办任秘书、副主任。因为他和林立果的关系最好，大家都高看他一头，尤其后来他说话口气大得很。周宇驰在上海讲话，要认识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说对，太阳是从西边出来这种程度。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
林立果爱摆弄电子设备，无师自通。（鲁珉回忆）林立果搞革新，要下部队调查。跟吴法宪讲了，请示也好，打招呼也好，吴法宪不能不同意，说你下部队，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以后这话成了吴法宪的主要罪证。其实，吴法宪是在小范围内讲的，特指林立果下部队。但吴法宪说话不严谨，空军党委常委开办公会议，中间周宇驰去了，传达了吴法宪的“两个一切”。会后列席的鲁珉问怎么回事？周宇驰说管他，就这样说。
那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很多事情不可思议。
空军开党委扩大会，吃饭时，沈阳空军司令员对鲁珉说，毛远新（毛泽东侄子）参加辽宁省党代会，要被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但他刚从哈工大毕业，才是见习技师，顶多是个副排，行政23级，填表怎么填？人家会说空军怎么搞的？你给调两个地空导弹营，我就可以成立导弹独立师，让他当师长，我也好交代了。鲁珉说我哪有这个权利。你写个报告，我给吴司令批。以后这个荒谬建议到底没通过，吴法宪批了毛远新当二炮处长。命令还没下来，空军就有人通过内部电台祝贺。吴法宪对鲁珉说，你跟他们说说，不要乱来。
空军开党委扩大会，吃饭时，沈阳空军司令员对鲁珉说，毛远新（毛泽东侄子）参加辽宁省党代会，要被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但他刚从哈工大毕业，才是见习技师，顶多是个副排，行政23级，填表怎么填？人家会说空军怎么搞的？你给调两个地空导弹营，我就可以成立导弹独立师，让他当师长，我也好交代了。鲁珉说我哪有这个权利。你写个报告，我给吴司令批。以后这个荒谬建议到底没通过，吴法宪批了毛远新当二炮处长。命令还没下来，空军就有人通过内部电台祝贺。吴法宪对鲁珉说，你跟他们说说，不要乱来。
以后空军配副参谋长，吴法宪的意思是安排个技术干部，让鲁珉上。本来都通过了，但林立果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也塞进了副参谋长的行列。报到吴法宪那里，吴法宪不同意，但他又不敢公开反对，说暂时不议，压了下来，谁也不批了。后来林立果再活动当作战部第二部长，又报了上来。正好在京西宾馆开会，吴法宪叫鲁珉来，支走秘书，说鲁珉你们不要乱搞嘛，叫他当副参谋长，我拿掉了，怎么又叫他当作战部第二部长？吴法宪说，你跟他们说说，不要乱来，林立果、林豆豆、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周秉均（周恩来的侄子，时任团政委）这些人的工作总理说了，要中央讨论，我都不好安排，你们怎么讨论？鲁珉说空军司令部常委会他有事没参加，是副部长列席回来传达的，他事先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第二部长的事。吴法宪说，他们不知道，你打打招呼。鲁珉想真是复杂，你堂堂一个司令员不敢说，我一个小小部长就敢说了？那时高干子弟在空军究竟有多少人，一时难以统计，但有一条很清楚，凡是路子硬的，都愿意把子女送到空军，空军是特种兵，有技术，待遇也比较高。鲁珉感叹地说，通过这些事，也可以看出吴法宪这个司令太难当了。林立果后来的“两谋”，吴法宪不知道。刘亚楼在，林立果不敢这么闹。
鲁珉觉得林立果野心越来越大，在他眼里，那些老的，包括他父亲林彪都过时了。叶群让他叫秘书叔叔，他从来没叫过，也没叫过叶群妈，都叫主任，背后有时叫叶老胖。但从不当面顶撞叶群，他一言不发，背后骂，走着瞧！别人讲刘司令，他一口一个刘亚楼，对吴法宪更不放在眼里，一口一个吴胖子。林立果那个环境，视野开阔，知道得多，这都可能，但真要干一番事业，那差得远啦。你当个团长、师长试试？不要说中央那些老的，就空军这些老人，人家是不是跟你搞？要真跟你干，你哪行！说来说去是个毛娃娃嘛。所以后来鲁珉和空军的几个老人也议论过，周宇驰那几个人帮的是倒忙。历史发展是延续的嘛，一代一代走嘛，掌管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事，哪可能从七八十岁的老人一下子落到20多岁的毛娃娃手里，人民也通不过嘛。
七二0事件刚过，7月22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隆重推出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林立果）的长文，通栏大标题《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推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宇驰和刘沛丰捉刀，叶群请“大牌”陈伯达、关锋帮助修改。同时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推荐一篇好文章》，认为提出新观点，既要敢革，又要敢保。没想到毛泽东批“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提法，钓鱼台揪“红尖兵”，叶群吓坏了。说这篇文章是集体写的，林立果并没有提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周宇驰、刘佩丰写了篇检讨，江青才未再追究。
1967年国庆节前，林彪刚从北戴河回来不久，参加完国庆活动，又要到山海关一带“换换空气”。林办秘书张云生说，这准是林立果的点子。林立果先带周宇驰去了山海关，为林彪探路。还想从山海关机场去兴城，看适不适合林彪休息，坐汽车比较远，也不安全，想请吴司令派一架小飞机。吴法宪不敢做主，午休时来电话，叶群还没有起床。值班的郭秘书说，这是大事，得请示主任才行。过几天，林立果回来，说这么点小事，推给主任干什么？当着叶群的面，林立果和林办秘书张云生辩论起来。你想用飞机，这关系到你的安全，吴司令不敢作主，林办任何秘书也无权做主。林立果说，空军派不派飞机，和你们林办秘书有什么关系？你们有什么权力乱插手？张云生说，林办秘书当然管不着空军派飞机，是吴法宪打电话找到我们，而不是我们找他吴法宪。但既然空军报告了，这关系到立果你是否安全的大事，我们只能报给主任。林立果说，你们这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张云生说，吴法宪不报，我们才乐得清闲呢！好了好了，叶群说我听明白了，张秘书他们是好意，你是首长的独生儿子，他们怕你坐飞机不安全，也是出于对你的爱护。张秘书，你回去吧，老虎还是个孩子，希望你们今后对他还要多关心，多爱护。一向霸道的叶群，这回倒是讲了一点公道。没过几分钟，林立果也来了，说张秘书，你刚才就是做得不对，怎么不对？你不该当着主任面和我争来争去，我也不该说那么多。又过一天，叶群领着林立果到秘书办公室，我们今天正式开个会，谈谈立果今后乘坐空军飞机的事，我请示过首长，首长也同意，立果是空军的干部，能不能坐空军的飞机，由空军决定，让吴司令负责。我今天正式向你们宣布这个决定，你们秘书今后也不必为这个事为难了，你们看，这样可以吧？张云生说，立果乘坐空军飞机的事，空军的吴司令最好不要向林办报告。
以后有了周宇驰传达的“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林立果调飞机更不在话下。
1969年2月16日，林彪有一封亲笔信。周宇驰、刘沛丰同志：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这封信很可疑，林彪晚年很少动笔，长篇讲话也只在纸上写几个字，从不成篇，怎么就写了70多字的一封信？还如此热情，似乎不像林彪的风格，倒很像林立果的口气。是不是林立果伪造的（林立果专门模仿过林彪的字体）呢？到后期，林立果的翅膀硬了，不甘心再听周宇驰等人的“指挥”。鲁珉曾对周宇驰说，林立果有些事你要提醒他，不一定这么干嘛，不好嘛。周宇驰说，我也有我的苦处啊，林立果对我也不像从前了。从前什么都征求我的意见，现在他自己就这么办了。由此看来，他们后期也有些矛盾。但不管怎么说，林立果“独木不成林”，他还需要拐棍，周宇驰是“参谋长”，刘沛丰则是“总管”。相比之下，周宇驰更比刘沛丰能独挡一面。所以1971年9月12日林立果飞到北戴河，带着刘沛丰，而让周宇驰在北京“总负责”
程洪珍在法庭上交代，9月7日下午，林立果在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对我和陈伦和说，我们马上返航，回北京……现在“舰队”进入一等战备……本来林立果9月7日就想飞回北京，在林豆豆的极力劝阻下，才推迟了一天。
林立果的一切毛泽东知道吗？毛泽东南巡时专门讲了天才问题，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20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林立果），这句话非常有针对性。
林立果的三个方案，林彪知道吗
1971年6月15日，林彪乘专列到北戴河，到9月13日近三个月。除了八一前坐飞机到北京参加八一招待会外，一直在北戴河，哪里也没有去过，也没有和任何人接触。据在北戴河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只是觉得我们保卫的这位副主席从庐山下来后，情绪不那么好，整日愁眉苦脸，不见一丝笑容。他外出活动原本就很少，这一段就更少了。
林彪有无密谋杀害毛泽东，在林彪“罪证材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林彪令儿子林立果在毛泽东南巡途中杀害毛泽东，以及《571工程纪要》等。
1980年11月25日，李伟信在法庭作证，《571工程纪要》是在林彪授意下，由林立果在上海制定的。其后，“联合舰队”实际就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据李伟信交代，于新野对他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林彪、叶群要搞“571”，黄永胜他们也同意（法庭经过调查，黄吴李邱并不知道“两谋”）。在活着的人中，李伟信是九一三事件前惟一看过《571工程纪要》和惟一听过林立果说林彪知道的人。首先孤证不能成为证据，第二李伟信是听林立果的“传达”，是间接证人。这就有了疑点，林彪可能说过，也可能没有说过。从林立果的立场出发，他当然要打着林彪的旗号，如果没有林彪，他算老几？
林彪知道林立果的“两谋”吗？党史专家说，迄今仍不知道林彪与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有无联系，有关文件没有在这方面提出过确凿的证据。从1980年的“两案”审判看，也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
林彪知道林立果的“两谋”吗？党史专家说，迄今仍不知道林彪与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有无联系，有关文件没有在这方面提出过确凿的证据。从1980年的“两案”审判看，也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立果分外活跃，林彪的言行却鲜为人知。林立果在具体策划“两谋”时多次讲，这次是首长（林彪）下决心要搞，亲自在抓。副统帅下了命令，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但一系列的活动以至策划武装政变，似乎杂乱无章，也看不出“老红军”江腾蛟怎么“总负责”。后来林立果又决定不搞，如果林彪在遥控指挥，林立果敢不请示就擅自不搞吗？因为叶群“抽鞭子”，才又接着搞。问题来了，叶群怎么也“擅自”做主了呢？她就不怕林彪大骂吗？林彪打仗一向独断专行，大权独揽，怎么在“两谋”中如此“大撒把”呢？林立果、叶群都在“擅自”，而林彪却一如既往枯坐在北戴河的黑屋子里，连电话也没有往外打一个，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据林办秘书说，林彪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话，一般电话都不接。电话都是叶群“专利”，就是周恩来打给林彪的电话，也常常被叶群截住。
在913事件前，林彪与黄吴李邱有联系吗？政变不是儿戏，必然要精心策划，调动军队、控制舆论等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华国锋、叶剑英抓“四人帮”，都要调动军队。而林却一个人枯坐在北戴河的黑屋子里，连电话也不曾打过一个，就光杆司令“政变”吗？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秘书、警卫、内勤都否认林彪有任何“政变”的迹象。
在913事件前，林彪与黄吴李邱有联系吗？政变不是儿戏，必然要精心策划，调动军队、控制舆论等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华国锋、叶剑英抓“四人帮”，都要调动军队。而林却一个人枯坐在北戴河的黑屋子里，连电话也不曾打过一个，就光杆司令“政变”吗？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秘书、警卫、内勤都否认林彪有任何“政变”的迹象。
林彪身体不好，1959年林彪出山后，工作了两年，又“缩”回去了。过去老拉肚子，就憋着，憋成顽固性便秘。他不吃什么菜，又不活动，病情逐渐发展。庐山会议后林彪精神不好，身体更不好，病得更重，不能见人，不能见风，不能见光。林彪的病情，中央保健局有详细的报告。
按说，这是一家人，一家人还能不是一回事吗？毛泽东和江青为什么不是一回事？毛泽东和江青能是两回事，林彪和叶群为什么就不能是两回事？
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香港），下策北飞苏联。现在看，上策和中策
似乎是林立果的主意，下策似乎是叶群的主意。叶群去过苏联，会俄语。林彪知道吗？林彪同意到苏联吗？如果同意，为什么林彪没给掌握军队大权的黄吴李邱布置过，也没给任何人布置过，任何人包括时刻不离林彪左右的内勤小陈、小张听到过林彪说过“三个方案”。据林豆豆说，9月7日在与林立果的谈话中，她曾问形势真的有那么糟吗？首长的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
整个事件就是林立果加上叶群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而林立果只有言，没有行。庐山会议后，林立果看到了“步步紧逼”，“林彪”迟早会成为“刘少奇”，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更是致林彪死地。此时的林立果想拼个鱼死网破。
曾在林彪手下当过参谋处长的中将苏静说，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一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哪里有几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小心极了，“前怕狼后怕虎”，方方面面考虑成熟，才“一锤定音”。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起来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
张耀祠说，事先没感觉林彪搞政变。他那个身体，白天晚上，觉也睡不好，成天蹲在房子里不出来。当然，在现代化条件下，蹲在房子里不出来，也一样可以搞“政变”。可林彪不仅很少外出活动，更不打电话，不接电话，天天一个人“窝”在黑房子里。
（张宁回忆）秘书们说，9月12日上午林彪曾传秘书询问尼克松访华日程方面的进展。秘书和内勤都未见林彪情绪上有何异常。秘书说，自林彪到北戴河以后，林彪从未亲自接听北京方面的任何一个电话，也没有打电话给北京方面的任何一个人。
林彪到北戴河后就拒绝过问中央一切事物，却一反常态，非常关心中美关系的进展，指示秘书一有消息就直接报来。如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间所有口信来往，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总理同基辛格会谈的简报，以及总参三部编的国际问题资料。他还几次提出要见美国总统尼克松。9月12日上午，林彪又说过一次，他要见尼克松。 这天半夜就要“仓皇出逃”了，怎么还有情绪关心“八竿子打不着”的尼克松？
林彪“手令”为什么有横竖两个
9月8日21点48分，在叶群的支持下，林立果从北戴河坐飞机回到北京。他主要是看看形势，走一步，看一步。叶群打电话给毛家湾，说老虎回北京治牙，要严格保密。9月2日中午，林立果曾以治牙为名飞回北京，9月4日傍晚飞回北戴河。
在西郊机场落地后，林立果先在周宇驰陪同下，回了一趟毛家湾，他给林办秘书于运深看了林彪“手令”。上面用红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没有章，这是林彪“手令”第一次亮相。“手令”是写给谁的？按什么“命令”办？为什么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于运深还以为林立果和叶群又闹什么矛盾了。
九一三事件前见过林彪“手令”的人比见过《571工程纪要》的人多，而且现在不少人包括王飞、李伟信等都还活着。但是1980年审判“两案”却没有注意到“手令”有两个！这不奇怪，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再没有人同时见过两个“手令”。出现在法庭上的“手令”被公开在报刊上，是周宇驰拿的。有关部门在直升机迫降现场将搜集到的碎片拼对复原，拍成照片，作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铁证”。这个“手令”的字迹是“竖的”，以后于运深回忆，他看到的是“竖的”。鲁珉、王飞等人看到的也是“竖的”。但林立果身上还有一张横写的“手令”，这个“横的”看到的人很少，但至少胡萍和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9月12日傍晚，林立果来到候机室，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书，从里面拿出一张16开的白纸，递给胡萍，这是首长的亲笔“手令”，事关重大，要特别注意保密。胡萍记得很清楚，是“横的”。胡萍后来因为脑部手术双目失明，所以他并不知道还有一个“竖的”。关光烈是从公开发行的书刊上发现那个“竖的”，他非常奇怪，这才使人们知道了还有一个“横的”。这个“横的”被林立果带上二五六号三叉戟，如果没有被毁，可能在苏联人手中（因为林立果把这张“横的”夹在小红书里，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在坠机现场看到了小红书，里面没有那张神秘的“白纸”，很可能被苏联人拿走了），但愿它早日“浮”出水面。
为什么“手令”会有“横的”和“竖的”两种？手令是真实的吗？是谁写的？写给谁的？手令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按照什么命令办？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文件圈阅也常常由秘书代笔，怎么可能一连写两张“手令”？就是林彪“手令”，也不可能写两个。就是写了两个，也会毁掉一个，不可能让林立果把两个都拿走。“手令”上写两个人的名字，与“手令”有两个不同版本，对谁有利呢？不言而喻，一份“手令”不够，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分开活动，需要一人拿一个当“圣旨”，于是再“创造”一份。那么一模一样不更好吗？或许是忙，没想到那么多的细节？也可能是先写了一个“横的”，不太像，再模仿一个“竖的”。模仿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横的”“竖的”都没舍得丢掉。林立果却没有想到，由此露出了破绽。
为什么“手令”会有“横的”和“竖的”两种？手令是真实的吗？是谁写的？写给谁的？手令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按照什么命令办？文革后林彪几乎很少动笔，文件圈阅也常常由秘书代笔，怎么可能一连写两张“手令”？就是林彪“手令”，也不可能写两个。就是写了两个，也会毁掉一个，不可能让林立果把两个都拿走。“手令”上写两个人的名字，与“手令”有两个不同版本，对谁有利呢？不言而喻，一份“手令”不够，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要分开活动，需要一人拿一个当“圣旨”，于是再“创造”一份。那么一模一样不更好吗？或许是忙，没想到那么多的细节？也可能是先写了一个“横的”，不太像，再模仿一个“竖的”。模仿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横的”“竖的”都没舍得丢掉。林立果却没有想到，由此露出了破绽。
关光烈说，林立果给我看的“手令”是“横的”，我认为是林立果仿的。关光烈曾任林彪秘书，他知道叶群叫他们学林彪的字，谁敢学？领袖的字，不敢学，后来听说李根生学了。以后关光烈问李文普，“手令”是谁写的？李文普说，可能是林彪写的。关光烈说，有人会写吗？李文普说，没人写。关光烈不相信，不会写？怎么有多少个“手令”？这就有假。林立果给我看后收起来，能干这种事？我看的，林彪不用红笔写，用铅笔写。关光烈怀疑“手令”，林彪写字特殊，快。林彪的字就是他的字，有特点，别人写不了，只有林彪才有这个风格。
林办有好几个人能模仿林彪的字。
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曾见过周宇驰在苦练林彪的签名，他当时还奇怪，练那个干吗？9月12日晚林立果去北戴河前给胡萍看“手令”，事后胡萍说，咱们看不出来，就看过题词，林彪本人的笔迹咱们也不接触。很明白的事，现在看，（手令）是假的，我写材料也写过。胡萍说，有一次在机场，周宇驰跟我讲起开车，他有目的，现在想才有问题。周宇驰说，吴法宪不让我们开车，后来首长（林彪）对这事写了个命令。他就喊程洪珍，你把这材料拿来，红铅笔写的，32开纸那么大（手令也那么大），给胡萍看，五六行字，前头写立果、宇驰，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意思是开车在军事上有好处，掌握一门技术重要，这么个内容。下面是林彪签名。当时胡萍不理解，开车这样的小事还要林彪说话？九一三事件后才明白，这个意思是叫他看是林彪亲自写的，先让你看这个东西，再叫你看“手令”，你不会怀疑。良苦用心，迷惑你，谁想到？胡萍说，所以我说这个“手令”是假的，打着林彪旗号。
9月10日上午， 王飞给黄永胜送去叶群的亲启件，说林立果让我送给你的。封着，王飞摸摸，一个小小的方盒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后收审在亚疗，纪登奎告诉王飞，那个大信袋里就是一个电动刮胡刀。奇怪，大战临头，为什么不送“弹药”？看来这是一个试探，试图让王飞和黄永胜之间建立某种关系。否则，叶群直接送给黄永胜不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拐个弯？因为之后还有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纸条，信中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法庭认为黄永胜收到了这封信，黄永胜在法庭上否认看过，只承认听王飞讲是林立果让他捎来一封信。王飞也不承认看过。两个当事人都不承认，而这封信是从周宇驰那里缴获的。这就奇了，林彪给黄永胜的信，让王飞转交。王飞和黄永胜都没见过，而信却在毫不相干的周宇驰身上，这说明什么？这封信是不是也是林立果伪造的呢？难怪这封信没有日期，什么时候交给黄永胜，什么时候再填上日期。看来很可能是想在9月13日早上，把黄永胜骗到西郊机场，再给他出示。这是不是也能为“手令”作个注脚呢？
为什么让王飞与黄永胜联系而不让江腾蛟？这是因为黄永胜在广州军区任司令员时，王飞曾与他打过两次交道。文革初，广州空军闹得厉害，空军党委派王飞和周宇驰去广空参加会议，只听不说。听会中间，吴法宪叫王飞向黄永胜报告，大体说一下每个人的政治动向，王飞讲了十多分钟。一共报告了两次，都很简单，主要是听黄永胜指示。黄永胜也没有什么指示，最多半小时，王飞就走了。但黄永胜非常客气，来时接，走时送，一直送到车上。
9月10日上午， 王飞给黄永胜送去叶群的亲启件，说林立果让我送给你的。封着，王飞摸摸，一个小小的方盒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后收审在亚疗，纪登奎告诉王飞，那个大信袋里就是一个电动刮胡刀。奇怪，大战临头，为什么不送“弹药”？看来这是一个试探，试图让王飞和黄永胜之间建立某种关系。否则，叶群直接送给黄永胜不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拐个弯？因为之后还有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纸条，信中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法庭认为黄永胜收到了这封信，黄永胜在法庭上否认看过，只承认听王飞讲是林立果让他捎来一封信。王飞也不承认看过。两个当事人都不承认，而这封信是从周宇驰那里缴获的。这就奇了，林彪给黄永胜的信，让王飞转交。王飞和黄永胜都没见过，而信却在毫不相干的周宇驰身上，这说明什么？这封信是不是也是林立果伪造的呢？难怪这封信没有日期，什么时候交给黄永胜，什么时候再填上日期。看来很可能是想在9月13日早上，把黄永胜骗到西郊机场，再给他出示。这是不是也能为“手令”作个注脚呢？
为什么让王飞与黄永胜联系而不让江腾蛟？这是因为黄永胜在广州军区任司令员时，王飞曾与他打过两次交道。文革初，广州空军闹得厉害，空军党委派王飞和周宇驰去广空参加会议，只听不说。听会中间，吴法宪叫王飞向黄永胜报告，大体说一下每个人的政治动向，王飞讲了十多分钟。一共报告了两次，都很简单，主要是听黄永胜指示。黄永胜也没有什么指示，最多半小时，王飞就走了。但黄永胜非常客气，来时接，走时送，一直送到车上。
9月10日，王飞送叶群的密封件时，林立果让他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给黄永胜讲一下，王飞刚开了个头，黄永胜马上说，我知道了，我们政治局传达了。黄永胜的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这说明黄永胜把他们之间的传话说成政治局传达，就名正言顺了，也许他从思想深处他就这样认识？这样，他被抓时大声喊冤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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