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下）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下）

黄尧记录下了几个中国红卫兵阵亡时的情景： 他背着枪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后，当他再次走出来时就是一个 死者——战争的魔法变幻似乎只间隔了一秒钟! 他的两条腿自腹股沟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两侧动 脉，几乎整个地截断了他的腿——敌人使用的是达姆弹，枪口出 处撕去大块肌肉，他的绿色军用挎包和冲锋枪弹夹上涂满了他自 己的皮肉和碎骨。 他的血顷刻就流光了，在将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象涌泉一 样喷洒。那样地慷慨、无私，迅疾。 在马恒昌栖牲后，游击队军中曾有这样的流传：是两个克钦 族战士(其中一个是救护员)将他从枪弹下抢出来的。马恒昌当 时还清醒。他的上身还在拼命挣扎，要挺起来向前冲。过后他明 白自己不行了，安静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红木树上，他伸手往下一 按，整个下肢完全浸泡在血洼里，被枪弹撕碎的破布筋下，炽热 的血柱突突地喷涌，象由他无端地捧着的血的泉眼_“我的血！ 我的血！”他兴奋地大叫，两颊出现淡淡的红晕。他从未见过这么 多血！这是他的血！中国的血——只是由他一次地奉献了。

他被火力压得发疯了，他紧紧地贴着地面，低得不能再低，他 几乎嵌进土层里，枪弹的网还在往下压，他嘴里全是泥，鼻子埋 进草根里，他忍受不了这样的呼吸和压抑，他就冲决似地弹起来 了…… “同志们，冲啊……”他喊道。他喊了一句从他六岁起就挎着 木枪喊的口号。一模—样。 他飞翔起来的时候，两只臂膀张得挺开，不知道他是怎样投 弹和射击的。在那一两秒钟之内，正面及左侧的敌军火力点居然 懵了、哑了、沉寂了，象空出了一个舞台。他一人独据了两军对 垒的舞台，他打出了整整—梭子弹，他在疯舞和高歌之后倒下，敌 军清醒过来，二挺机枪一齐向他扫射，密集的枪弹将他冲顶起来， 然后象—片软软的羽毛飘然落下。 他——张益海，北京红卫兵，1968年10月到云南插队，1969 年3月参加缅共“人民军”，牺牲时年约21岁，其余不详。

“杂种！让中国爷来单干！中国人可以解放全世界！” “冲啊——” 跃出战壕，向浓烟滚滚的坡下扑去。看不清敌人，只管搂死 了扳机，泼水般泼出子弹。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中国人的喊声，一个战士 将枪一扔，捂住眼睛在阵地上乱撞——一发敌军的枪榴弹在他的 枪体上爆炸，他两眼一黑，没有倒下，他往左侧冲，又往坡下冲， 他高举着两只血淋淋的手去扑杀看不见的敌人…… 猛然，津德推倒炮筒，抓起死者身旁的一支冲锋枪，倏地蹿 了出去．连打了几个连发，班长一跺脚喊道：手榴弹、齐投—— 掩护！ 他迂回成功了。当敌军发现背侧遭到攻击时，他已经挺立在 一座岩石上。 “来吧！中国爷爷爱你们……这些龟孙子！”他大骂着，单手 挟着中锋枪，畅畅快快地泼出去—梭子；又一纵，依着—棵大树。 又是—梭子，“来啊！老子不想打屁股！” ……他是完好无损归来的。 但，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战斗。 “我想吃莓子——黄刺莓……”他念叨着。他被毒蜂螯伤的右 臂已经发黑。他死于另一场无声的遭遇。

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和它的创作源起

一个红卫兵在越南作战牺牲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在北京红 卫兵中间悄悄地流传，在这个传说中还有—段，关于烈士墓前摆 放着一个血染的红袖章的细节。这个故事令红卫兵们为之“神 往”。昆明、北京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疆，在缅共人民军中作战的 事情，也确实曾经在文革中在全国泛围流传。 关于当年投身“国际共运”的红卫兵是否有什么文学创作，还 不得而知。但据当年广州中山大学学员陈建军(原云南军区某医 院护士)提供的情况，1968一1972年间由缅甸迁至国内医伤的缅 共游击队员中，有不少中国红卫兵。缅共派过来慰问伤员的文艺 宣传队，也大部分由中国红卫兵组成，当时，就有护士发现说： “报幕的不是昆明×中的××吗?”演出节目全是中国文革中的节 目：《×部队战士想念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远飞的大雁》 和《望北斗》等。不过歌词有相应改变，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创 作”吧。 《望北斗》一歌出自歌舞剧《井岗山的道路》，在1966——1968 年，是红卫兵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歌曲中有这么一段歌词：“赣 江边你领导我们反围剿，打败蒋匪百万兵……”，在演出时被改为： “伊洛瓦底江边你指引我们反围剿，打败奈温百万兵！”以及“缅 共”“××大捷”等等。 自云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8月成立之后，江青、林彪直接 下令搞清查运动，大批老干部及红卫兵被判为“站错队”，仅昆明 地区的中学生红卫兵两万人，被判“站错队”。到处“划线站队”， 刑讯逼供，街上贴满“枪毙”布告。在缅共部队中有不少“黑 帮”子弟，因为无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罪名挺而走险。在游击战 中阵亡的红卫兵，许多没有留下父母姓名、家庭地址，一些留下 姓名的则发一纸阵亡通知给其家庭，政府对其家庭并不给予“军、 烈军属”待遇。 陈建军向中山大学的朋友描述了当时一些伤愈出院，重返缅 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含泪向她们道别时的情景。还有人让昆明藉的 护士向家人转告自己还活着的信息。 以上这些事实及各种传闻，是否直接影响和导致了《献给第 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创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这一切， 必然与此诗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之前，已有不止一个、两个红卫兵诗人，发出了“世界革命”的呐喊：

呵，涅瓦河，你为什么这样欢腾，你看见，

克里姆林宫当年的红星闪耀在中南海。

让阿芙乐尔的炮口再对准新沙皇的宝座，

开火，轰出新苏维埃的河山。

——《涅瓦河之歌》四川 赵荷华

井冈山的土铺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大道呵，

全世界革命列车都在这条大道上奔走!

——《捧一捧井岗山的土》北京 夏春华

当代，我们的毛主席立在马列主义的珠穆郎玛峰颠，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调遣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大军，

从中国这块红色根据地出发，向旧世界举行全面围歼!

……

整个地球必将在斗争的烈火中炼得红光闪闪!

——《神圣的十月》河南 东方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政治幻想诗)不过是这些诗 歌的登峰造极之作。《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作者：佚名)，至少在1969年 秋，就已经从北京传出，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 全诗共240余行，共分5段。在诗的开头，诗人——一位参 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的战士，在战后向自己的战友、红 卫兵、老同学的墓前献花：

摘下发白的军帽，

献上素洁的花环，

轻轻地

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诚挚的语言啊，

倾诉我深深的怀念。

北美的百合花开了

又凋射

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

明天

朝霞升起的时刻，

我们就要返回那亲爱的祖国，

而你

却将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

异国的陵园。

诗人由此回忆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在“公园里 一起'打游击’，井冈山一起'大串联’。”并一起“在那令 人难忘的夜晚，”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在这最后消灭剥 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编在同—班。” “在战壕里，我们分吃一份面包；含吮着一把咸盐，低 哼着同一支旋律，同盖一条旧军毯。…… “在冲天的火光中，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的三百米防线，冲锋枪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风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经过厂无数“不眠的日日夜夜”，“浴血的南征北战”，我们不 可战胜的队伍“紧跟红太阳，一往无前!”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 最后，世界—片红，只剩下“白宫一点”。 夜空中升起了3颗红色信号弹，你拍拍我的肩膀：“喂!伙计， 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这20年前，一位 政治局委员的发言?” “记得！”我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军号 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步向前……

一手是绿叶，

一手是毒箭

——这横行了整整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

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

被扔进熊熊的火焰。

金元帝国的统治者，

——一座座大理石总统的雕像，

那僵硬的假笑

紧舔着拼花地板。

冲啊!

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

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你扑在我的身上，用身体挡住从角落射 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你的身体沉重倒下了……

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着

是那样的安祥坦然

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楼顶上

一面赤色的战旗

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火一般的红旗

照亮了你目光灿烂

旗一般红的热血

湿润了你的笑脸

我将你紧紧抱在怀里，

痛苦直播进我的心田，

空间——消 失了，

时间——停止了，

胸中仇恨在燃烧，

耳畔雷鸣电闪。

山岳 沉默、大海呜咽，

秋叶飘落，湿云低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诗人向战友告别：“安息吧， 亲爱的朋友!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 海洋上，天水相联；胸怀中，激情万千。毛泽东的战士们返 回祖国。他们将向祖国庄严汇报：母亲啊，你优秀的儿子，为了 人民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异国的陵 园。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与迟到十余年的越南、 缅甸的红卫兵行动报告相比较，显得“浪漫”；“朦胧”、“诗意”。 整首诗充满了对共产主义“新世纪”的美妙、幼稚的憧憬。

太阳啊，

从来没有这样暖 ’

天空啊

从来没有这样蓝

孩子们的笑容

认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甜

毛泽东的教导

罗里奇的遗嘱

马克思的预见

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这是—种圣洁的情感。整整一代青年人把马克思的《共产党 宣言》当成他们的红色圣经。毛泽东早巳向他们发出了号召；“我 们这—代青年人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切害 人虫，全无敌。”他们相信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 天。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在有生之年到来。他们满怀着对世界 上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同情，蓄积起自己的全部勇气，准备迎接一 场随时会到来的战争。他们甚至盼望着这一天。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集中表现了整个群体在 1967——1978年期间的一种“梦境”。所有心态：迫不及待、浮躁、 革命饥渴、兴奋、渴望牺牲与自我升华、期望从运动困境中解脱、 纯而又纯的世界、永远年轻……等等，都曲折地折射在这首并不 “复杂”的长诗中。所有不同的种种愿望和解脱，都可以通过“世 界革命”——国际间战争的方式达到。希望打仗，在众多青年心 中往往是一种“下意识”。反映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开始产生出一种 焦虑、拒绝、愤怒。

《献给》一诗适合了当时的“思潮”，它应运面生，并且红极 一时。形式上，它吸收了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手法，韵脚绵密，朗 朗上口。它的忽发奇想，它的叙事性，它的通俗风格，都注定了 它会是一首走红的诗歌。 它作为一个思想标本留存下来，已超过了它自身原有的文学 上的意义。

第二章 最初的地下文艺沙龙

—— 夏仲、黎利地下沙龙(1967一1970) 1967年北京“地下高级社会”

1967年夏天，当全国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下，进入全 面内乱，在北京已有一批文革初期的“运动领袖”和政治力量退 出运动舞台。 在北京各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斗争舞台 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除—部分人结伙进行 文艺演出，大部分开始“逍遥”。作为被当时批判的“逍遥派”、 “颓废派”这些人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 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这就是后来文艺沙龙的雏型。

地下理论领袖们

李坚持文革初在国防科委工作，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抓 到监狱关了一阵子，被释放后即被下放到一个半导体元件厂，这 是个不大的小厂。当时因为参加“三军冲派”被踢出军队的各种 专业人才不少，李坚持的小提琴老师××即是一个、他原在海政 文工团拉小提琴，他的琴拉得相常够水平，是在东北跟白俄学的。 ××戴一付眼镜，一头乱发，神经质．典型音乐家的气质。李坚 持的气质和举止在当时给人一种“职业革命家”的感觉，比较成 熟、激进。 不久，李坚持又把同厂的陈小冬、范思学和周文林介绍进来， 形成—个四五个人的小圈子。这其中，还有范思学的妹妹范婷，有 一段时间她把东北知青的一些诗带给大家看(当时她在东北下 乡)。其中一首写嫩江平原风雷的诗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李坚持 也带来一些手抄本的小说、诗歌。后来，雷明、陈乐平等人也出 入于这个圈子。 当时，在这个圈子里相互传看文化大革命前“内部读物”(供 高干阅读)，一般为灰皮，又叫“灰皮书”。有《第四十一》、《一 寸土》(苏联小说，巴克兰诺夫)，《跟着太阳走的人》、《高空》、 《雁南飞》(以上为苏联电影剧本)，还有一些政治书籍《铁托 传》、《斯大林传》(托洛斯基撰写)、《新阶级》(南斯拉夫，德尔 拉斯)。政治、哲学、文学都有。其中《新阶级》一书在北京各 沙龙中影响甚大。德尔拉斯是南共理论家，他认为在共产党掌握 政权之后，如不加以防止可能会产生一个压迫人民的新阶级。这 令人联想起文革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当然， 德尔拉斯是从“右”的角度阐述的。 在此之后，北京“内部书店”出售黄皮书，“高干”持特殊证 件方能进入购买。黄皮书也开始在圈子中流传：布隆恰夫的《经 理的故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轮船》、《落角》、《多 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 有些时候，几个朋友会在马凯、新侨或是东安市场去喝一杯 啤酒。1970年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在插队、兵团或是当兵，整个北 京显得空荡荡的。只有少数几个圈子在秘密活动。此后加入的还 有一个刘森。他50年毕业于徐悲鸿学院、坐过牢，放出后没有工 作，自己在香山附近用泥烧制一些佛头给农民，换一些钱过活。他 个性放荡不羁，富于感情，当同朋友们谈论起他所喜爱的欧.亨 利的小说，就会激动的身体发抖。此人还在民间学了些“相面”、 看掌、奇门遁甲之术，颇有心得。有时，刘森来会朋友，有时，朋 友去拜访他。他住在香山脚下的一个村里，一间简陋的土房，一 付“老农”的样子。 当时，大家出于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对社会主义制 度下的民主与法制表示关切，开始探讨，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还 有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何?这是“地下文艺沙龙”向理论研究迁移 的开端。最终导致了后来政治镇压的结局。 1975年9月，江青集团在对李坚持等人进行长期监视、监听、 外调后，将其逮捕。

黎利与“地下文艺沙龙”

1969年冬天，部分下乡插队的知青由农村逃回城市。这时的 北京已一片肃静、凝固、冷落。在这种寂静冷峻的气氛下，一些 新的知青沙龙开始萌生出来。留在城市的知青与从乡村归来的知 青在沙龙中重新聚合。 黎利，女12中学生，女才子。当时“地下上流社会”知名人 物，是当时北京有名的“三利”之一。其父是长征干部。传说黎 利性格仍带有祖籍湘西色彩，泼辣、干练。文革中，造反派砸门 而入，要抄黎彪的家。黎利手持两把菜刀，拦在门口，造反派没 有人敢上前同她较量。后来黎利被抓入公安局，曾与翁××关押 在同一间牢房。 翁××，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父亲是大历 史学家翁××。翁××在文革初绘《百丑图》，因为“丑化中央领 导人”而被捕入狱。黎利则是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两入同 关一室这是一种有趣的巧合。 黎利由农村返城后，在她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人；形成了一 个文艺沙龙。在这个沙龙中，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搞意识 形态，也弹琴唱歌，也搞文学。有时候，蹬自行车外出野游。 黎利曾将自己写的散文、札记拿给朋友看。厚厚一本，有文 学作品，有哲学，还有插队笔记。 在黎利的圈子里还出了一个后来颇有名气的《九级浪》的作 者毕汝协。 黎利曾告诉朋友说：“毕汝协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我启发他 写的。”黎利向毕浊协提供了相当多的人物素材，并给予相当的鼓 励。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逃亡》

毕汝协，文革运动中的过来人，老红卫兵，其父是中宣部的 一名司局级干部，他的小说《九级浪》与佚名作者创作的《逃 亡》等手抄本奠定了文革中“地下文学”的基石。《九级浪》的篇 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份量和历史跨度已基 本构成长篇。毕汝协是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第一人，也 是在文革运动中直接反映文革社会生活现实的第—人。他的小说 所描写的人物，象司马丽，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具有典型的真实 性，小说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场景也是人们熟悉的。正是当时高知、 高干子弟经常出入的地方——象“老莫”(莫斯科餐厅)，像“沙 滩”(其中一段描写沙滩夜景光怪陆离的灯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 象，颇有安德烈夫的笔法)。虽然是反映人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着的 事情，可是《九级浪》让人读后仍感惊心动魄。小说中自然流露 出对外国艺术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无文革后作者生拉硬扯的矫 饰造作之感，小说涉及音乐、绘画、美学都很轻松、得体，表现 出作者在浓厚西方文学侵淫下的修养。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人公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 家中二层楼上看书绘画，每日百般无聊，象十九世纪的作家俯视 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里生息着芸芸众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 意到一个美丽少女从窗下走过，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 “我”发现女孩经常从窗下走过，气质不俗。渐渐，男主角开始期 待她每日的出现。此时的“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后来， “我”与“她”——司马丽—同结伴和一位绘画老师学习画画，但 “我”的心爱的女朋友被绘画老师骗奸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还 另有说法)。司马丽从此走向堕落，“我”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幻 灭了。最后这个“我”，也跟着其它的男性后面，玩弄了自己从前 心灵上的圣洁的“女神”——司马丽。

司马丽是在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讲是 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她的父亲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具有旧官 僚的背景。司马丽是父亲小老婆生的，这使她在重视抓阶级斗争 的社会环境中，和文革开始后“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 屈辱。可是司马丽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到文草 运动的后期，司马丽的家庭受到重大打击，本人又孤立无援，前 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两 人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劫，“我”被用刀子逼 向墙角，仓惶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 幸亏有下夜班的工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撕破，— 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 了绘画老师的家里，教师屋里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毁灭性的打 击．捂着脸跑开了。

小说的名称，缘于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 画面是：茫茫大海，乌云密布，九级惊涛骇浪之中，一只帆船即 将倾覆的场面。小说中教师家中即挂此画。司马丽堕落后，生活 放纵，与以前叛若两人，毫无廉耻可言。男青年们中间流传她的 闲话，说此女浪得厉害，“浪”的够九级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胡闹一通。写 胡闹的过程，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烫的烟头的疤痕，以及 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 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 桌上的一段对话，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指玩弄司马 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足迹。其它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 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版本，小说结尾交待，男主角同司马 丽一同前往山西农村插队)。

小说表现出作者对高干、高知子女和他们圈子的熟悉。他对 “脱衣服”之类的描写，使大多数当时知青感到惊骇，包括圈子里 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多社会“阴暗”，但是，没有人对 小说的真实表示异意。《九级浪》实际上是走在“生活”前面的， 有预见性的一部作品。 《九级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开了生活的种种假象， 用一种犀利和简截道破许多真实。小说中穿插司马丽父辈在巴黎 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来写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历史纵深感。作 者对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灭、扭曲和堕落，写 得准确透彻。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运动冲击、精神压迫下所 共同经历的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司马丽是当代文学 人物画廊中最具光彩的“悲剧人物”之一。作品把我们领入她的 内心世界，茫茫大海在九级狂浪滔天中，险境环生，她绝望挣扎， 渴望拯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 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人心灵深处不曾掀起 “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性格。”在“四人帮”文化专治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遵循 和坚持艺术自身的规律，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 实在难能可贵。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 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但在当时，还谈不上 “赞誉”。在文革期间再也没有其它小 说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毕汝协运用文字比较简洁，从容 不迫。在涉及性事上语言驯雅，适可而止。观察趋于深邃，描述 懂得简约。显示出作者是个说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对“苦 难”进行一番调侃、玩味之后，似乎有一种堕落后的轻松。这是 一种心碎后无情感的冷静?司马丽的“自毁”是一种抗议?还是 一种“生活无意义”的证明?(作者在小说中曾片断提到“存在主 义”。)读者在读完了这部辛辣、酸楚、惨烈的手抄本小说之后，只 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当时，有小道消息说，周总理看过《九级浪》后讲，作者还 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写写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一 传说，需要考证。

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 《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 这几个知青，爬入一拉煤空铁皮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卷缩成团， 各自进入回忆，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叙。小说结尾：在东北某 一小站，这几名知青被冻僵的尸体被人发现，几个知青抱在一起， 在睡眠中一去不返。 当年“扒车”应是许多知青共同的经历。有扒闷罐车冻死在 里面的，有在车皮里生火取暖烧死在里头的。有扒客车被关押的。 在内蒙兵团有的知青因拦截汽车，欧斗司机致死，自己也被判刑。 小说中的知青在临终前梦想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梦见了自己 的父母亲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 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 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 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 示的这么尖锐、深刻。

小说《九级浪》、《逃亡》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文 学“虚假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拨。它背弃了《创业史》和散文集． 《雪浪花》这样一些假现实主义和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一批作品，拾 起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五四文学”传统。这在当时是一种大 胆、无畏的抉择和开拓。

第三章从郭路生、齐群的形式革命到童话诗的泡来

——赵一凡地下沙龙（1970——1973）

赵一凡其人与新诗歌运动

1970年冬在全国掀起了以刘少奇为靶子的批判“地主、资产 阶级的人性论”的高潮。在1970年2月开展的全国“一打三反” 运动，到1970年11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0000 多名，捕了28480O多名。其中不少是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 日，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改判死刑)，就是一个典型错案。

正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开始了。

两本最时鬃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 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 (苏俄)、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同时，在 青年中开始流传手抄本的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甘灰里的 《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在北京秘密活动着的文艺沙龙中，此时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大 沙龙、大圈子。许多后来知名的青年诗人、新诗歌的开拓者以及 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艺圈子与此大圈子发 生过交叉关系。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

要了解这个沙龙的活动，必须要先了解赵一凡这个人。

赵一凡(1935一1988)原籍浙江义乌。生于上海。父母都是 高级知识分子。自幼因病致残，两度卧床15年；上过3个月小学， 自修完大学文科。主要从事文字改革、儿童文学编辑工作，并做 过古典文学书籍和辞书的校对工作。一生中还有一个重要贡献，进 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保存了地下文 坛大量珍贵的文学资料。1975年初，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 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逮捕入狱。1976 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所抄没的一部份资料也幸得发还。由于赵 一凡多年的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其中相当 部份已被原作者遗失、忘却的诗稿，藉此得以重见天日，得到发 表。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地上诗歌”。赵—凡是 现代诗歌默默的奉献者，为“地下诗坛”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 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代青年诗群的普遍敬重和爱戴。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他是个没有年令的人。你说他20岁 也可以，说他40岁也可以。人们对他越接近，越会产生一种“神 秘感”。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 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 赵一凡的一生从别人眼中看，也许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 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瘫痪。4岁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6年。这期 间还不断做过大手术，经过连续开刀，他逐渐可以起身，最后里 面穿上钢背心，恢复到能够按着双拐行走。也许从记事时候起，他 就生活在与“痛苦”搏斗中，所以，也形成了不同常人的顽强。他 的父亲赵平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即在党内被打成 托派，他一方面不断在国民党监狱中坐牢，同时又在共产党内挨 整。他本人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战争 时期担任根据地一份著名的报纸：《盐阜日报》的主编，解放后任 “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赵一凡的母亲出身于上海大资本 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写一笔极漂亮的楷书。一次在上海她报考 一待遇十分优厚的秘书职位，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被选中。因 为赵一凡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要从事革命工作，赵—凡随父颠 沛流离，一生中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他的文化是看《西游记》、 《三国演义》学来的。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几岁就写了一本儿童 读物《列宁的故事》并在上海设法出版。他的父亲是—个特别正 派的学者，赵一凡自幼受其父影响，非常正统，信仰共产主义。读 了很多马列的书。

徐晓回忆赵一凡时说：“这个人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治学 和办事特严谨，品质高尚。这个人很矛盾。他很正统，非常革命 但又很'右’。赵一凡在1973年给一位老干部写了一封信讲：'你 的女儿与我交谈，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青年，但阶级觉悟不高，对 老干部看不起，比较担心她的发展。’他就是这么正统的一个人。 但又作了许多与当时政府相违背的事情。” 50年代赵一凡曾在街道上作过青年工作，后来，他在“文字 改革委员会”参予编书，当时编的书有儿童的、语言的、语音的。 后来，赵一凡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专家。他的文学和语言学已 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都 是归他校对的。他的父亲是“文改会”秘书长，让赵一凡为“文 改会”长年工作，却从来没想到为他儿子弄一个编制，一直是编 外。有时到班上去，有时拿活回来干，还要加班加点，从未拿过 国家一分钱工资。不谋私利到这种程度。 在文革初，赵一凡的身体巳恢复到脱离开轮椅能拄拐行走。当 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 字报，留下了很多资料。从运动一开始，他就致力于收集民间流 传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到了文革后期，通过各种渠 道在他手中汇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他手中掌握着大量 的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动的材料。 赵一凡作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 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传书”既是促进“圈子”发展的一个“源 动力”，也是青年交流感想的重要方式。交换图书，交谈读书体会， 是沙龙生活的内容之一。

当时各图书馆都已封闭，一切文学作品(除帮派文艺)都成 为毒草，图书奇缺。赵一凡留心搜集各种文学作品，然后把这些 书传播出去。他安排的特别巧妙，一本书让这个人看完了。然后 直接传给另一个人。徐晓回忆赵—凡时讲：“赵一凡希望大家能够 成长、成熟，对大家作了很多启蒙。他的大量书信内容常是评介某几部书； 经常是某人来我处取某某书，某某时间了，某某书该还了；信件经常是这 些内容。（他所有的书信都留底稿，写在使用过的纸张的背面，字极小而 又整齐。）”

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

起初，沙龙中只传阅文革前出版的各类小说，以及“灰皮书”（文革 前的内部书，多为灰皮）如；《第四十一》等，后来又开始传阅“黄皮 书”。“黄皮书”在文革中，由内部书店印刷发行，只供高干阅读，封面 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 和剧本《椅子》。《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西方先锋艺术，介绍的 目的自然是供批判。 徐晓见到赵一凡是在1972年。江青在1970年初，已经点名批判《相信未来》。 此时在“沙龙”中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徐晓于是读到 第一本禁书。徐晓回忆讲：“在此之前，我没有正式读过一本文学作品， 当时，我虽然已是一名小学教员，却才17岁，刚初中毕业，出身于一个工人 家庭。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怎么办？》。”当时，徐晓通过沙龙认识了后来 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并介绍史铁生与赵一凡相识。史铁生是陕北插队 知青，因伤残病退返城。两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进行了 讨论。史铁生提出，王杰舍己为人的行为可以用车氏“合理的利己主义”来 解释。王杰不扑向炸药包，事后他的内心将是痛苦的，只有扑上去，他的内心 才能平静。

在这之后，徐晓还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 等书。徐晓讲：“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 个人的问题存在。我不仅是个共青团员、教师，而且是人。” 赵一凡家的沙龙是开放性的，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这里发生交叉。赵一凡作为 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领袖”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追求产生过深远影响。 郭路生和齐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 赵一凡对地下诗坛的每一点开拓，都表示理解和赞许。对青年诗人们拿来的小 诗都加以指教并珍藏、整理，以至这些诗人早已将这些诗歌遗忘，他却能把它们 汇集成册。应该说，赵一凡是同新诗歌运动渊源最深、联系最广泛、最密切， 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新诗歌第一人：郭路生与《相信未来》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 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作有《这是4点零8分的北京》、《酒》、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相信未来》、《命运》等。

在1968年12月20日下午4点零8分，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郭路生就坐在 这列火车上，“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将他同千百万知青席卷到广阔天地中去。 在这历史的时刻，“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起来，列车在泪雨中渐渐加速……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了什么事情。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的成名作是《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象“闪电”象“施魔”，迅速抓住了当时青年的 心。

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呵!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手臂，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捕捉住读者心灵的不仅是那种“出人意料”的大胆的浪漫主 义，还有那明澈如秋水般的纯洁。诗人象水晶一般的透明，在污 秽、压抑的环境中突然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仿佛是目睹了一种 奇迹。隽秀的诗句和儿童一般执拗的真诚深深打动了青年们的心。

我要用手指——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托起那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而温暖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记本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的相信未来，

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他们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他们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他们对于我们这些

迷途的惆怅和失败的痛苦

是给以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讽刺。

我相信他们，

对于我们那无数次的探索，

一定给以热情、公正、客观的评定!

当千百万知识青年卧伏在草莽深处暗暗舔吮自己身上的创痕 时，当昔日狂热被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时，当青年们苦闷地寻求 出路时，这种孩子式的形而上的信仰仅管十分盲目，仍然能感动 和鼓舞他们奋斗下去。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

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前程呵，一定光明，

未来呵，一定美好，

生命呵，永远前进!

《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轫之作。它的出现，唤醒 了—代青年诗群。 《相信未来》及其天才作者郭路生也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这 一切甚至可以朔源于的年代初就曾活跃过的一代现代派诗人：张 郎郎、牟敦白、董沙贝、郭世英等人。1965——1966年期间，郭 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其成员有：王东白、甘 恢里、郭大勋。几个人经常聚会，玩秘密写诗的游戏。喝酒，没 有钱，只能喝廉价酒；下酒菜是咸菜，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 萝氏用铅笔刀削削，大家吃得特别有昧。 牟敦白当时才从狱中出来，他是郭世英一案中最年轻的一个。 要搞清当时牟敦白沙龙的背景，就必须了解郭世英一案及郭世英 其人。

x小组的复没及郭世英之死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其身高 1米80，在101中读书时曾是校足球的门将。他不仅热爱运动，体 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20万言的《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 基本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 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 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解决从 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一分 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 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天真加认真，使他们 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 为： X小组。

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 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 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他们的讨论常常是通宵达旦，寒暑 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讨不断提出的x。 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引 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的书信和油印刊稿上， 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 的第—个字母也是 x， 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 集团”。在当时中共“九评”公开信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政治攻 势下，x小组土崩瓦解，纷纷落网。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郭世英被送到河南西华农场，以 “下放劳动”名义到农场劳动。

郭世英x小组的被破获，全数被捕，使当时张郎郎、董沙贝、 张文兴、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张润峰等人的“太阳纵队” (诗歌沙龙)如惊弓之鸟，才活动不几天即自行解散。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6时，被造反遥遥“迫害致死。” 在农业大学私设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 续三天三夜，受尽人身凌辱。然后，人反绑着从关押他的房间，一 个三层楼上的窗口中，“飞”出来……肝脑涂地，血染红了楼前的 土地。死时年仅26岁。对于他的死，万伯翱说是“血的抗议”自 杀。张朗朗说是，他杀。

牟敦白是郭世英一案中，最早被放出来的。沙龙中所有的人 都生活在这一案件投射的阴影之中。1966年，张朗朗因为“太阳 纵队”、秘密聚会、袁运生的画等罪行，被关押。张郎郎逃跑…… 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靡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 来。

当张郎郎逃往南方时，甘恢里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 你已离去》(题目不确)。而郭路生，则写下了那篇名作《相信未 来》。所以，郭路生曾对张郎郎说：“我那首《相信未来》，题目得 自于你。” 正是上面所述的一切，导致了郭路生的“早熟”。当他写作 《相信未来》一诗时，在他身上已积淀了至少一代人的地下文学史。 郭路生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

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食指(即郭路生)名满天下。他 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 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 传抄食指的待。当时人们对食指有种种猜测，传得神乎其神。甚 至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看守所中的张郎郎也在大狱中，听说了这 首诗。郭路生在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陈 小雅在《海南纪实》上撰文回忆与他同赛福鼎女儿赛莎莎的悲剧 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莎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 好。陈小雅撰文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情景，对他印象特别好： 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 的不错，给咱们来一首。”他一点也不忸怩，说：“好!我给你们 朗诵几首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 陈小雅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 地听着。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后来成 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 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 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 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从流传的极少的几首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情生活的痕迹， 以及心灵的碎裂状态：

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

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酒》

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

缪斯也将眠于荒坟。

是等爱人抛弃我呢，

还是我也抛弃爱人?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状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或许这是一 种巧合，但是却意昧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 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 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象郭 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 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 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 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

依群的形式革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在郭路生之后，新诗歌运动中崛起的知名诗人是齐群，他把 诗歌形式向前作了大胆的一跃。 依群(齐云)，北京5中高三学生。当时：他不但写诗还写电 影剧本，他的代表作是《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 《你好哀愁》等。《纪念巴黎公社》一诗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大 江南北，为知青们所赞叹、吟诵。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的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是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拉雷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是这就够了!够了!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拉曾兹的傍晚——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

多多后来将依群同郭路生加以比较说：依群更重意像，所 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比郭路生更为凝炼。多多认为，依群 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仅从上面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并不属于 “地下诗歌”范畴，因为其“革命性”不容置疑。此诗不能在当时 发表的原因，在于这首诗的形式。任何形式上的革命，在当时都 是不允许的，属于“阶级异己”行为。依群的“形式革命”(仅管 是有限的)也的确显露出—代文学青年深心蕴含着对“御用文 学”的叛逆性格。 依群在当时对新形式的追求，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在 今天看来他对旧的诗歌形式并没有更大的超越。

知青“幼稚病”与童话诗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低谷期， 北京的沙龙开始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诞生了《金色小号》、《星 星、雪花、微笑》等新诗歌。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 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 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徐晓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悄悄 写小诗。她把这些诗称为“儿歌”。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 “梦”的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 为这些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 “游戏”之作，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发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 后来影响和改变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带我走吧，风》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海边儿歌》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 话”，虚无飘渺、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的讲，这是 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之为“幼稚 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 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 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的美妙的“童话世界”。“梦 态”与“现代主义”的汇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 美主义“朦胧诗”的诞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 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 露珠梦想着海洋…… “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 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 话，浅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 的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兰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

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

我——想——你

——《梦之岛》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着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殊洒在台阶上

桌上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发出阵阵鸣叫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住所》

1972年在山西、陕西、陕北，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 乡知青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 寻出路。知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台失败。“返城风”正 在悄悄刮起来。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 避政治运动的冲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 望宁静、纯真地生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 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 式为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 有的品性：纯洁。整个社会普遍道德沦丧的情况下，这批“儿 童”的出观，仿佛是浊泥污水中挺立出的一支洁白的莲花。他们 的诗境，脆弱的如同蚌壳，不过在其中毕竟包含的是一汪清水。

一小块葡萄围，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无题》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 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薄”的 诗歌，形成尖锐的对比。在江青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治下，文 网织密。文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 到“文字狱”。1974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 动来临时，“童声”合唱也随着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在地下诗坛 上消失。 童话诗作为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革后的诗坛 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