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夫妇与红色中国档案

斯诺夫妇与红色中国档案

一

1936年6月的一天深夜，北平火车站。

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登上一辆开往西安的特别快车。两安只是中转站，他此行的目的地是比西安更北的陕甘宁地区。他叫埃德加·斯诺。

在斯诺启程之前，陕甘宁地区作为红色中国所在地，被“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特别是“如同坚石炮垒一样有效的新闻封锁”，使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不被外界所知。在各种混乱的传言中，外界对这一地区的兴趣反而愈加强烈，两年前，一位英国出版商找到斯诺，请他完成一本关于中国红军的书，并签订了合同。但这个合同履行起来并不容易，严密的军事封锁，使斯诺始终找不到进入红色苏区的渠道。

眼看合同就要到期，1936年5月底，斯诺突然得到消息，红军与在那里围剿的东北军已秘密休战。这个难得机会，斯诺当然不会放弃，但由于长期的消息封锁，斯诺对那个神秘区域还是缺乏起码了解。旅途的危险、恶劣的环境，特别是红军对他这个外国记者的态度等等，他都无法把握。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注射预防天花、肠热病、虎列拉等各种流行时疫的药针。好在还有一封朋友托朋友用隐色墨水写给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斯诺希望，这封信能够让他到苏区后的采访活动畅通无阻。此外，他还能做的准备工作就是物色翻译人选。在燕京大学，他结识了一个名叫王汝榆的小伙子，这个人后来在苏区改名为黄华，将在日后的陕北之行中为斯诺更好地了解红色中国作出贡献。

就这样，长期关注中国事态发展的美国记者斯诺，带着当时普通民众无法理解的关于中国革命和战争的近百个问题，冒着生命危险出发了。

经过两天两夜的旅途劳顿，斯诺到达西安。他根据北平朋友的指点，在一家旅馆见到了一位“王牧师”。“王牧师”的真名叫董健吾，曾经为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达成协议起到过重要作用。他告诉斯诺，双方达成协议以后，常常有穿着东北军军服的共产党人，乘坐东北军军车，出入苏区与西安之间。斯诺这次去苏区，正是要搭乘这样的军用卡车。 启程之前，“王牧师”专门安排斯诺在西安城外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头子”的邓发会面，邓发曾任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见到斯诺后非常高兴，毕竟这是第一位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邓发不仅愿意拱手相让自己的马匹，甚至还主动提供了自己手里的档案资料，包括收集的照片、多年的日记。他写了封信，托斯诺带给仍在苏区的妻子陈慧清，让她来处理这些事。事后斯诺说，“他后来真的没有食言”。邓发的友好让斯诺对即将到来的苏区之旅充满信心。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在保安，所以汽车经洛川到达延安后，斯诺还要继续前行。他手里有一张东北军制发的前线特别通行证，独自前往不会有太大问题、他在延安雇了一位骡夫，憨厚的陕北汉子答应将这个“洋鬼子”的铺盖卷、少量的食物以及两架照相机和24卷胶片，带到第一个红军哨卡。正是这些设备为中国革命的历曼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经过几个小时跋涉，他们到达位于安塞附近的百家坪，红军的一个支队正驻扎于此。斯诺在这里意外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周恩来给出了一个让他放心而且满意的采访底线：“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甚至还热情地为斯诺制作了长达92天的游历日程安排。

带着这份满意，j天之后，斯诺跟随一支由40位青年组成的交通队来到保安。

周恩来的承诺果然在这里见到效果，斯诺刚刚安顿下来，就被安排与毛泽东见面。他与毛泽东交谈多次，范围很广，国际问题、内政问题、抗日战争等等。当然也涉及到毛泽东的个人生活。采访大多在晚间进行，往往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一般是通过黄华翻译，斯诺事先交给毛泽东一串问题，并完全崩英文将毛泽东的回答记录下来。采访笔记整理后翻成中文，请毛泽东校阅、改正，并依靠翻译，再转成英文。所以经过这样几次反复，斯诺积累的资料“总可无大错误”。这样整理出来的“丰富的、未经利用的、不为人知的”史料大约有两万多字，这是后来斯诺撰述纪实报道时的厚重基础。毛泽东虽然在校阅过程中连具体细节都要求准确，但后来斯诺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却从来不加任何检查，而且尽力帮助斯诺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他告诉斯诺，苏区正在编写一本有关长征的书，已经征集了几十万字的史料。尽管这本书由于各种原因直到1942年才以《红军长征记》为名在内部出版，斯诺却是第一个读到这批史料的外国记者，并藉此向外界率先披露了长征真相，被毛泽东称赞为“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调查了解我们情况，并将把事实公诸于世界的外国记者”。

不仅采访领袖，斯诺也采访士兵和农民。他走进红军大学，观看红色剧社演出，参观苏维埃工厂。甚至把基层连队墙报上有关局势的最新消息、要学的新歌、进行表扬和批评的红黑栏内容都详细记录下来，翻译成英文。斯诺很感慨，这些红军士兵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也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必须反复盘问才能从他们的嘴里套出一些东西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那里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能感到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此外，斯诺还得到了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的帮助，从档案中得到不少统计数据，比如士兵的平均年龄、文化程度、各个阶级的比例、来自的地区、婚姻状况等。

采访活动就要结束，四个月里，斯诺追踪的始终是事实，他曾说：“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我是不愿意写的。”他分别与几十位共产党员谈话，记录了16本笔记和日记，拍摄了30多个胶卷，搜集了重达儿磅的共产党的报刊和文件等。

10月21日，斯诺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冒着生命危险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放在提包里，骑马来到洛川，搭上一辆载着东北军急需修理的儿麻袋枪械的卡车。斯诺将提包放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自己坐进驾驶室。几小时后，卡车到达成阳。押送枪械的士兵们将麻袋卸下送往修理厂，卡车继续朝西安方向驶进。

在西安下车时，斯诺才发现提包已经不翼而飞。他吓出一身冷汗，这可是四个月冒着生命危险获得的收获，一旦丢失，前功尽弃，永远无法弥补。但这一路上并没有人中途上车，提包会丢在哪里?经过分析，斯诺判断可能是押车士兵为躲避沿途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检查，将提包塞进了装枪械的麻袋里，在咸阳卸车时与枪械一起被卸下。

此时天色渐晚，卡车从咸阳开出已近50公里。司机建议，明晨一早马上返回成阳取包，应该不会出问题。斯诺却坚持让司机立即返回。送走司机后，借住在西安一个朋友家的斯诺辗转反侧，他后来回忆：“整夜没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见到那个无价之宝的包了。要是那个包在成阳打了开来，不仅我的一切东西都永远丢失了，而且那辆‘东北军’卡车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成阳驻有南京的宪兵。”凌晨时分，当司机拎着提包出现在斯诺眼前时，他激动不已，再三感谢。事实证明，斯诺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第二天一早，蒋介石突然飞抵西安，城门的所有路口都布满宪兵，特别是卡车返同咸阳的那条道路已被重兵把守，一切交通阻断。

二

斯诺回到北平时，妻子海伦也刚从西安同来。见到胡子拉碴、又累又饿的丈夫，海伦悬了四个月的心终于放下。斯诺得意洋洋地把一大包资料交给海伦同为记者的海伦认为，在斯诺回到北平这件事未公开之前，一切都要保密，等到照片和文字材料都准备好了，再一起公之于世。

在当时环境下，任何疏忽都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海伦考虑了半天，决定乘车到德同人哈同开的一家照相馆冲洗这几十个胶卷，并翻印一些毛泽东在江西时的旧照片。开始她还有些顾虑，担心这个德国人倾向纳粹，弄不好照片会被损坏，好在并没有出现意外，照片质量很好。北平城内的盔甲厂13号，是一个幽雅的小四合院，斯诺夫妇就在这里过着辛劳的写作生活。回到北平后，斯诺闭门谢客，一刻不停地撰写采访纪实，

当时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国民党新闻封锁非常严密，有关苏区的谣言沸沸扬扬，有的甚至说斯诺已经被红军枪毙。迫于形势，尽管书还没有全部完成，斯诺也不得不立即公布自己的“生还”。于是海伦就不断地将已经完成的访问记和图片寄给上海的《大美晚报》，直接用英文发表。同时《密勒氏评论报》也发表了一部分采访记。

1937年1月，斯诺夫妇的中国朋友王福时找到他们，想尽快将采访记结集出版，于是一项出版活动在“地下”秘密而紧张地开始了，海伦忙着整理笔记、打印原稿、冲洗照片、撰写图片说明：斯诺则忙着写作，写完一部分就立即交给王福时等人翻译，他们一边翻译一边直接将译稿交给一家可靠的印刷厂印制。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要出版这样一部“禁书”，确实需要费一番心思。王福时将书名定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刷“外国记者”取代“斯诺”，用“西北印象记”取代“苏区”或“陕北”这些当时很敏感的字眼。出版者用上海丁丑编译社名义，封面选用“统一战线舞”照片，旨在突出出版这本书的主题：“它的意义是动员全中国人民抗日”。这种不事张扬的用心，既保护了著泽者，也便于地下发行。

1937年4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出版发行，书约300页厚，印数5000册。文章包括斯诺写的《毛施(斯)会见记》、《红党与西北》、《红旗下的中国》；韩蔚尔写的《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同红区里》；史沫特莱写的《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附录是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书中还配发了34张照片、10首歌曲以及长征路线图。照片说明由斯诺夫妇亲自撰写，生动而富有情趣。例如：毛泽东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题为：“苏维埃的巨人”，说明：“他是红党的最高领袖，1934年被举为苏维埃主席，他的性格颇似林肯，为人宽大、诚恳，颇富民主精神和对弱者的同情心。……毛自奉甚简，衣食住皆与士兵同，他此次领导了有名的长征，可见其军事天才不次丁其政治经验也。”红军网球队员照片说明：“‘匪’也能玩网球，这是世界上没有听到过的吧。他们显然很快乐。”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究竟起了多大作用?1979年海伦在写给王福时的信中这样评价：“可以想象，你所出版的埃德加的书中译本，在中国犹如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了。”

与此同时，斯诺继续加紧完成采访记的其余部分。他每写出一节，就交给海伦阅读，让她提修改意见。在盔甲厂13号，斯诺夫妇每天聊天几个小时，话题始终围绕苏区。斯诺不愿意自己的书中有任何让读者难于消化的“疙瘩”，所以有些地方想用自己的话改写。而海伦则认为采访时就应该如实记录，无须进行更多修饰。对于采访中毛泽东自述部分如何处理，两人就发生了争执。斯诺让海伦对自述材料进行删节，然后由他摘要用自己的话写到书里。海伦坚决反对，她认为，毛泽东自述的个人经历是斯诺访问苏区带回来的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是全书的精华，而且形式完美，应该一字不漏地引用才对。斯诺最终还是接受了海伦的建议，使用于几乎全部的毛泽东自述材料，

1937年7月斯诺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同》完稿，10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1938年4月，胡愈之以《西行漫记》为名，用上海复社的名义出版了其中文版本，这部书被称作是“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是20世纪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

三

1936年6月斯诺到苏区时，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还没到达，他未能见到朱德、罗炳辉等诸多闻名遐尔的红军将领。妻子海伦告诉他，自己一定要去一趟苏区，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遗漏的地方补齐。《西行漫记》中关于朱德的记述，使用的正是后来海伦到延安采访时获得的史料。

1937年4月21日，海伦与王福时结伴，从北平出发，继斯诺之后再访陕北。

他们到达西安，正赶上国民党特务对外国记者严加防范。因为几天前，一位美国摄影记者把胶卷围在腰间，刚从西安“秘密地到红军前线去了几个小时又返回西安”，所以海伦刚下火车就被军警强制接到西京招待所，由军警和便衣日夜监视，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络。

海伦把自己定位在“堂堂正正收集历史资料的人”，但即便这样一种身份，去苏区也同样要遇到诸多阻力。她当时面临的问题是：第一步，如何摆脱宪兵；第二步，怎样偷逃出城；第i步，怎样与红军取得联系到达他们的防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海伦幸运地得到几位好心人的帮助，跳窗出逃成功一十天之中，海伦经历了一次传奇般的历险，终于在4月30日到达彭德怀部队驻守的三原附近的云阳村。

外界当时并不了解苏区究竟是怎样的状况，有的杂志甚至把红军士兵画成一群可怕的怪物，衣衫破烂、愚笨凶狠，成群结伙地到处乱窜。海伦虽然从丈夫那里已经初步了解苏区，但到这里后的所见所闻还是让她惊讶。她看到了红军士兵军训的场景，听到了延安的孩子们放学后的喧闹，还有延河里皮肤晒得黝黑的游泳者，在篮球场边上热心等待人家选他参加篮球队的总司令朱德，以及骑着自行车兜圈子锻炼身体的洛甫同志一切似乎都与战争无关，那么和谐那么平静。

也许是有丈夫先行一步打下的良好基础，海伦在苏区的采访也同样没有遇到障碍。见到毛泽东时，王福时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递上，这是毛泽东最早看到的斯诺访问记的中文版本。海伦则把斯诺为毛泽东拍的照片送给他，并开玩笑地说：“我在西安跳窗逃出来时，身上只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斯诺为你拍的照片，这等于是一封介绍信；另一样是一盒口红，对于美国妇女来说，几乎什么都可以贡献出去，而口红是不能丢的。”

有时海伦会带上勤务兵、翻译和一两位采访对象，沿着城墙顶，边走边谈，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思考中国历史的发展现状。作为女性，她希望能有更多的女性采访对象，有关部门为此特地把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召集在一起，与海伦座谈。除了这些“女杰群体”，海伦还采访了普通女工、村妇和未成年的女孩子。海伦很佩服她们，无需准备就可以娓娓道来自身“那些连贯而有趣的故事”。海伦原想把她们的故事改写一遍，使其更富有戏剧性，但这些故事的美妙就在于不加修饰、坦白纯真，所以最终还是决定将这些故事原封不动地准确记录下来，写成简单、朴素、拘泥于事实的传记。

海伦还采访了不少斯诺没有来得及采访的红军领袖，但她发现这类采访活动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大多对个人的事毫无兴趣，他们谈战争、谈共产党的发展、谈牺牲了的战友。这就使海伦在收集他们个人生活细节方面遇到很大麻烦。比如采访徐向前时，医生只允许病中的他每天接受一小时采访，因为徐不愿意谈自己，事先也没有把材料收集起来，谈话时又没有笔记作根据，因此，海伦花了很大的劲儿也才了解到他的简单经历，

1937年6月，欧文·拉铁摩尔、比森和贾菲夫妇等几位外国作家来延安访问，海伦决定和他们一起返回“白区”。但他们租用的那辆私人小汽车已经坐得满满当当，无法再增加乘客，海伦只好将14本笔记和拍摄的照片托付他们带走，这些东西是她日后经过西安时最担心被没收的东西

6月24日，海伦与这些朋友挥手告别，当时下起了小雨，没想到这场雨越下越大。她本打算6月28日搭乘一班红军的卡车同西安，顺道访问贺龙。但大雨冲毁了公路和桥梁。陕北老乡说，这是30年来从未有过的暴雨。海伦每周都准备启程，但每次都因为道路未通不得不推迟行期。这段时光海伦并没有虚度，继续进行采访，短短两个月又积累了13本新的笔记。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延安，“每晚，为数不多的几台收音机旁都挤满了心情焦急的听众，街头巷尾到处是忧心忡忡的猜测。红军总是整装待命、求战心切。”不久，蒋介石下令将延安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部队将开赴前线。当时延安群情激奋，每个人都不愿意留在后方。海伦也决定去前线当一名兼职战地记者，她得到了毛泽东签发的正式证件。

此时苏区与平津地区的通讯联系已经中断，但9月6日早晨，海伦竟意外地第一次收到外界消息，是丈夫从天津发来的一份电报：“归程尚可取道青岛，欲行务速，否则年内难返。”海伦决定改变计划，直接回西安，如果到西安时，青岛已不通车，可以再想办法到山西前线作短期采访。9月7日，正巧那天不下雨，一批一直等着天放晴后去西安的红军准备开拔，海伦与他们结伴，离开生活了四个月的苏区。

从5月到9月，海伦在陕北采访了几十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官兵，详细记录了“破天荒第一次披露的一些著名将领如朱德、贺龙、徐向前、萧克、罗炳辉等的真实自传”，并拍摄了上百张照片，海伦认为，这些自传式的速写都是第一等的社会史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是无以取代的珍贵资料。一路艰苦跋涉，直到9月18日他们才到达西安城。海伦带着八路军与省政府几经交涉才办下来的军用通行证，准备赶赴青岛与丈夫会合。她最担心的就是十几册珍贵笔记和照片。为了不让警方发现没收，她缝了一条安全带，将笔记本和照片藏在里面，并将带子围在腰间，套上外衣遮住。她的谨慎并不多余，火车刚离开潼关，就有四个宪兵突然闯进她的包间，抢走行李，命令她马上下车，乘下一班火车回西安。一路上还不断有人来检查她的护照。海伦分析这些人是为了让她供出有关红军的各种情报。

返回西安，海伦见到了久别的丈夫，原来斯诺给她发了电报后，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不放心，专程从天津赶到西安来接海伦。他们决计离开内地，不然会遭困厄之虞，到青岛后，夫妻俩兵分两路，斯诺赶到上海去完成《每日先驱报》交办的报道任务，海伦则同北平家中收拾细软准备搬家。如何藏匿那些犯禁的珍贵笔记本又成了难题，海伦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仍然将装满笔记本的安全带在上衣里面，并且故作高贵状，终于躲过搜查，到达上海租界。

海伦在陕北收集了大量档案史料，为此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北平后得了五种痢疾。当时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没有出版，海伦就把她采访到的新鲜材料和照片大量补充到斯诺的书稿中。她说：“我和我丈夫是历史的积极参加者。我们去中国，去延安，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明智的选择，是历史和个人倾向所注定的。”

1939年海伦以尼姆·韦尔斯(Nym·Wales)为笔名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在纽约出版，翻译成中文为《续西行漫记》。

斯诺夫妇是上世纪40年代初回到美国的，1949年因性格不合离婚。这以--后，海伦一直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县从事写作，住所是斯诺用《西行漫记》版税买的小木屋。她的著述中有关于英美的历史专著《17世纪的英国内战》，有关于她所居住的康涅狱格州的“县志”，但大部分还是与中国有关的，如《在中国的岁月——1931至1940》、《中国人物侧影》、《旧中国的妇女》、《图腾与中同铜器》等。这些书在美国出版商眼里没有商业价值，出版很困难，海伦只好将17部书稿藏在一个个装蔬菜、水果的废弃硬纸盒子里。为了生存，她除了继续研究中国以外，主要靠替人家查家谱为职业。她是全美99位合格并领取执照的家谱学家之一，已经出版了20种家谱方面的书：查家谱收入非常微薄而且极不可靠，每小时的报酬是三元，只够交水电和电话费，但海伦却有自己坚定的目标，“我不是为出版商们而写的，我是为后世而写。”

1997年1月11日，海伦在康涅狄格州一家养老院病逝，享年89岁。她多年来搜集的档案史料，目前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