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硝烟－－试析中国西沙之战

透过历史硝烟－－试析中国西沙之战

西沙群岛地处南海战略要冲，不仅是我国西出南航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国际海上航行交通要道，历来为欲称霸者所垂涎。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日甚一日、石油储备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南海海底的石油、天然气及可燃冰(固化天然气)等矿藏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巨大的诱惑。

西沙之战虽小，但背景相当宏大复杂，牵涉到了当时中、美、苏三大国的全球战略，还有越南、中国台湾。有鉴于此“窥一斑知全豹”“悟历史于一刹”，我们应将历史目光投向更宽广的视野。

文革内乱 艰难应对

中国当代发展建设史被历时10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嘎然分割而呈现不同阶段。

西沙之战前夕的中国，历经了8年“文革”内乱，政治迷局前途叵测，军事指挥动荡未息，经济生产混乱不堪，外交调整变动继续。

“文革”的爆发使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包括军队和国防工业都受到极大的干扰和破坏。在国家正常秩序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进程根本无从谈起。各军兵种的正常训练和指挥系统彻底打乱，部队的战斗力急剧削弱。

随着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导致其后的一系列边境武装冲突，使中苏两国间的关系由政治斗争转化为军事对峙。苏联在我国北部、西北部几个重要突击方向部署了近百万机械化部队，由现代化的T62新型主战坦克和BMP1步兵战车组成的装甲突击集群犹如数把明晃晃的尖刀，几乎把我边防部队压得喘不过气来。苏军还将米格23、苏17、图22M等最新入役的战机，部署在远东前线机场，高压态势清晰可见。

反观我国，我军对苏军处于战略弱势，作战装备性能、军事训练水平差距十分巨大。空军歼7于1966年才试飞出厂，而真正批生产、大量装备部队是15年后的1980年了；海军1970年提出强5携带反舰导弹对舰打击设想，但在西沙冲突升级时还根本用不上；我空军真正能与苏联米格23抗衡的歼8II到90年代初才初步形成战斗力。“文革”期间航空工业，新机研制迟缓，批生产的战机因工厂里打“派仗”、瞎指挥，规章制度废弛，到1971年底，竟有500多架飞机因质量问题无法交付空军，飞机厂成了“养机场”！

当时我军高层对苏联可能的作战方案有所预判，一方面苏军突击集群可能从陆上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可能利用其太平洋舰队的强大实力，自我黄海、渤海方向发动两栖进攻，以配合陆上行动。有人甚至提出最坏可能是苏军穿越渤海海峡直接攻击我天津、河北沿岸。从这些分析中，我军高层对北方威胁的担忧之心可见一斑。当年我海军力量的重头放在北海、东海舰队，舰艇部署“重北轻南”，在集中战略注意力于北方时，势必对南海暂时无力顾及。这是为什么西沙冲突刚起时，南海舰队无大舰可用的背景。

历史的演进有时确是机缘所致。林彪对军队建设的破坏、“文革”对军队指挥的冲击，使我军的实际战斗力水平降到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最低点。据中央军委1969年5月对某军区18名师长、92名团长的调查考核，竟有一半人不会组织本级战术演习，2个师的109名基层军官仅10%能组织本级军事训练，有的连级干部甚至连军语都不懂！试想，如果此时西沙之战爆发，情况会怎样？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败露外逃摔死蒙古温都尔汗，使毛泽东的心理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经过痛定思痛，他开始重新起用并肩从血火征战中走来的老战友。原被冷落的“二月逆流”“主将”叶剑英1973年2月开始主持军委办公会，掌管全国军事。原“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1966年“文革”初期被打倒，1973年3月复出，1973年12月进入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核心。叶剑英、邓小平辅助周恩来，在既要应对江青“四人帮”一伙的不断捣乱(就在西沙之战硝烟未散之际、1974年1月24日江青一伙发起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又要维持大局搞好经济生产和国防安全的极其艰难情况下，走进了1974年初的西沙战局。

不要忘记，1974年的“批林批孔”发展到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周恩来病情恶化并于1976年1月辞世，邓小平紧跟着在1976年2月再次被逐出中央和军委！西沙之战结束还不到2年！

大国博弈 波诡云譎

国内乱局未定的同时，我国的国际环境也危机潜伏。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的困难越来越大。同时，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后盾在全世界到处伸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联扩张、美国收缩、苏攻美守的局面。

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摩擦，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中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它正在成为中国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放在“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随着中苏边境冲突事件迅速增加，特别是1968年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急剧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项战备工作，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地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边境地区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1969年下半年后，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增加，苏联还私下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而同时，美国与苏联在冷战对抗中，在苏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前显得非常被动。六十年代末，苏联战略力量与美国趋于平衡，美国面临苏联战略威胁严重上升需要联合中国共同遏制苏联。并且，越战旷日持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使美国急于从南越撤军，也需要中国的战略配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从国际战略高度的着眼打开对美关系，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1月尼克松到访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嗣后，美国加快了从东南亚抽身的步伐，并于1973年1月在巴黎签协定正式开始从南越撤军；而中国则可以把战略注意力放在了苏联虎视眈眈的北方。1972年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将对苏战略防御的设想现实化，中国大地到处挖“防空洞”，以应对苏联可能的大规模空袭。

人们不应当忘记，当时的中国的确存在着强敌人侵的危险，不应忘记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曾设想动用核武器以达到“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设想，或者是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的计划，以及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叫嚣“共产党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等等事实，这就比较容易理解，正是因为中国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使得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不敢贸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孙子兵法》有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越战期间，西沙的很多岛屿是被美国支持的南越当局占领的，而不是共产党的北越。美国清楚自己撤出之后，南越将很快被北越消灭。美国不希望撤军时西沙的这些岛屿被北越占领，因为把西沙交给北越就等于是交给了苏联。这有一个重要的例证：美军在越战中的重要军事基地__金兰湾，越战后苏联很快就租借金兰湾作为自己的军事基地，一直至今。（2004年到期）

应当说，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时期，国内政治局势还在反复动荡，经济工作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我对外在主要方向应对苏联的同时，的确无力与南方的南越(及其背后的美国)周旋。因此处理“西沙”问题，即要打击南越、收服西沙，又要控制局势发展、避免中美走向紧张对峙，其战略把握、战术运用、分寸把握要求极高。

“怒涛”一文几次提到“着眼于政治斗争，不准备诉诸武力”，在中央军委部署下广州军区只派遣轻型舰艇赴西沙海域。其意图是控制冲突规模，防止局势失控演变成大规模海战和更大的国际争端。

我们无法详细了解美国军方和政府高层在西沙之战期间的反应内幕，但是从一些当年事件的细节可以窥见美国的思路。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美国第七舰队定期在我台湾海峡巡航，至于我国南海则经常有美国航母和舰只出没。1971年5月17日，曾经发生我南海舰队2艘猎潜艇与美国核潜艇对峙的一幕，美航母“企业号”起飞F4C战机两架飞临出事海域并请求攻击我艇，美太平洋舰队请示五角大楼、美国防部长莱德尔电话请示尼克松，得到答复“不要刺激！”。息事宁人之态溢于言表。

实际上，当时中美高层正就接触会谈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1971年4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决策，指示我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小球转动了大球”，“乒乓外交”震动世界。同年4月21日，周恩来给美政府口信，表示愿意接待美特使例如基辛格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交谈。尼克松于5月中旬答复说，他准备在北京同我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并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官举行秘密的预备会议。中国同意这一建议的信件于6月2日传到白宫，基辛格立即送交尼克松。尼克松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当即决定把基辛格的中国之行称为“波罗行动”，以几百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探险”的壮举作比拟。7月，基辛格就到了北京，探讨安排尼克松访华之事。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美国第七舰队停止巡航台海。

1974年1月19日__西沙之战爆发当日，美军驻岘港领事馆联络管科什就在南越霸占的西沙三岛上，而且在1月20日我军登岛作战中被俘虏。很难设想，美军对西沙之战的态势毫不知情？无独有偶，1月19日西沙海战激烈之时，南越军舰逃出交战海域、驶向外海也向美国军舰发出信号，请求支援。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原本可以借机搅浑水、扩大事端的美军居然按兵不动、未吱一声(在历史上，美军不只一次地甩下盟友吧？！)。

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在收复西沙问题上，与美国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并不是美国对中国有多么友好，更不是恩赐，完全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和力有不逮。美国面临的战略抉择，是因“西沙问题”支持南越大打起来与中国交恶，而损害刚刚形成的“中美联手对付苏联”大格局呢？还是拴住南越“走狗”发展对华关系以便遏制苏联？为几个小岛打乱从东南亚“抽身”的部署显然有悖美国的战略意图。在当时的环球大国博弈中美国无疑选择了后者。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这个总体态势于我有利的关键时刻，中国抓住时机利用南越挑起战端之机，坚决击溃南越海军、顺势一鼓作气全面收复了西沙群岛。

南越当局染指西沙群岛是有战略企图的，扼住南海交通要冲、觊觎海底丰富资源。自20世纪50年代起，南越当局就是在美国支持下占领了我西沙海域的永乐群岛，而中国则在西沙海域的永兴岛驻军。双方从此武装对峙了十八年。

可1974年的南越当局本来正与北越政府交战，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在西沙另启战端呢？据分析，一是南越从美国手里接收了一批军舰，认为自己已经位列世界海军强国，轻视中国海军力量；二是一厢情愿地想以此拖住美国，不让美军从越战中脱身。这正犯了国际政治的大忌，只有主子指使奴才出手行凶的道理，没有奴才自作主张拉主子下水的规矩，凡这么干的奴才从来没有好报！（今日的日本右翼和台独势力恐怕不会吸取这个历史教训）

我们可以判定，西沙之战的胜利和西沙诸岛的收复是中美战略缓和的附属产物，没有1972年2月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握手，西沙之战是另一种结局也未可知。

历史巨人 运筹帷幄

1973年初，毛泽东经过长期思索决定重新起用邓小平。于是邓小平1973年3月复出。197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的提议，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12月20日又实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叶剑英、邓小平进入中央军委决策指挥核心之时，西沙之战的演进就由不得南越当局摆布了！

随着南越的入侵和挑衅升级，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研究对策，在报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后，决定采取加强巡逻和相应的军事措施，保卫西沙，保卫中国领土不受侵犯。决心下定，叶剑英很快找到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和其他军委领导人，着手部署打击入侵敌舰，收复被其侵占的珊瑚、甘泉、金银三岛的军事行动。

1974年1月初，南越海军不断袭击我渔船的情况不断呈送至中央军委“统帅机关”。1月17日叶剑英向总参谋部发出指示，西沙的战斗即将开始，要立即组织班子，加强值班准备打仗！同时他根据南越当局已经派出舰艇侵入我永乐群岛海域的严峻形势，命令海军部队立即派出舰艇进至“永乐群岛”海域，以监视敌人保护渔民。1月1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刚刚对调到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苏振华(1973年复职的海军政委)参加的六人小组，讨论处理中央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西沙海战交火、南越舰队溃逃、战局迅速明朗后，中央军委迅即部署扩大战果、顺势准备收复南越霸占的西沙三岛。但是，南海舰队的大舰缺乏、兵力不够，急需从东海舰队调兵。台湾岛正处于南海和东海之间，以往我海军舰艇调动都是从台湾岛以东的外海绕远航行，避开台湾海峡的敏感航道。这一次如果继续绕行，势必迁延时日贻误战机。一年多前，美国尼克松访华，对台湾蒋介石当局的打击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此时我舰队若直闯台湾海峡，则要冒与国民党擦抢走火、另启战端的风险。到时蒋介石会有什么反应？事先实难预料。

“西沙海战”打响后的1月19日中午，已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带着一份电报驱车来到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请示向西沙增派军舰事宜。毛泽东接过电报看了看，立刻批示“同意”。在邓小平正要离开时，毛泽东忽然说：“慢！”他略加沉思，一字一顿地说：“直接走！”

毛泽东举重若轻“直接走”三个字，字字千钧。这里有对台湾蒋氏的准确判断，有对大洋彼岸美国的精到预估，其战略胆识非比常人！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时的战略感觉和机断决心，确实是如古人比喻诸葛亮“万里云霄一鹅毛”，非常人所能企及。

国共默契 暗夜一瞬

在我军与南越入侵者激烈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台湾太平岛军港内的台湾海军正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动作战。这回他们并不准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而是准备在万一需要之时为保卫中国领土与南越侵略者对抗。当年蒋经国在一次记者会时，有人问：“如果中共海军与南越在南海开战，台湾海军持何态度？”

蒋经国答：“共军”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当然站在中国人一边。我们绝不会趁“中共海战”之时出击，做不利于中国人的事。记者们为此热烈鼓掌。

此前，获悉南越当局派兵闯入我中国西沙群岛海域的消息后，蒋介石当即拍案说：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出兵！蒋介石还指示台湾有关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同时他还曾指示有关医院做好收治大陆海战受伤人员的准备。

日历翻到1974年1月19日，台湾有关方面将一份电报送到蒋介石眼前，电报称：大陆海军护卫舰四艘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怎么办？正在阳明山养病的蒋介石，看到电报后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西沙战事紧呐！”台湾军方心领神会。当天晚上，我东海舰队四艘护卫舰在高度戒备中驶进台湾海峡，国民党军舰就停泊在不远处监视着……

紧张压抑的气氛中，当我舰艇编队靠近之时，忽然一声鸣笛，所有台湾军舰都打开探照灯直射我军舰前方海面，为我舰提供照明以便顺利通过！昔日战场上刀兵相见的对手，此刻为共同抵御外侮的目的暂时化干戈为玉帛，这历史性的一幕成为“国共”双方隔海对峙几十年罕见的情景。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维护国家领土安全上，站在了一起。海峡两岸在关乎国家主权时血浓于水的亲情，定格于历史的一瞬。

应急作战 妙到豪巅

我未准备好而敌将战争强加于我时，老一辈领袖的楷模值得效仿。全局在胸、把握大势，应急而不仓促，审时度势、抓住战机，击溃南越军舰，适时迅速调集兵力坚决扩大战果，将南越霸占达18年之久的西沙三岛一举夺回。尽管我们投入的海空军兵力有限、装备也不够精良(与南越和美军比较)，空军动用刚服役不久的歼7到达西沙海域只能巡航十几分钟；海军我艇还是手操眼瞄火炮而南越军舰已经装备电子火控系统；我军4艇总吨位还不抵南越1艘大舰；……凡此种种，如果没有大智大勇、高屋建瓴的战略胆识和无畏气慨，恐怕丧失的不仅仅是一次小规模的海战，而是关乎南海态势格局的一次战略机遇！

所幸，中华民族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的乾坤巨手拨动的战争之轮，沿着我们的谋划滚动前行。

对于高强度局部冲突的处理和掌握，需要高度的指挥艺术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即要解决问题，又要把握分寸，避免失控导致冲突的迅速升级。西沙海战是一个经典战例，从19日10时30分海战打响，到20日下午登岛战斗即告结束，真是快刀斩乱麻，痛快淋漓。我海军战士的不怕牺牲、奋勇作战精神可歌可泣。据战后南越军队内部通报，其十六号舰中弹820发，其余五号舰、十号舰中弹都在千发以上，足见当时战斗的激烈和我海军作战的英勇。坚决快打、毫不拖泥带水，不等其他大国醒过神来，战局已定。

“西沙之战”前后，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亲自参与谋划指挥，保证了我国战略态势的稳妥和主动。及时调集兵力，形成高压态势，逼迫南越退缩，致使北越也来不及动作。我将此战称为“自卫反击战”，强调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是从美国撑腰的“南越伪军”手中，收复自己的领土。

正是这妙到豪颠的一招好棋，使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赢得了未来的主动。透过这场战争，我们能看到若干伟人级政治家，远见卓识的全球战略眼光。这一影响至今的，为中国收复蓝色国土，为中国打开海洋大门的战争——我们不应也不能轻易淡忘。

“西沙之战”胜利，为我国今日的南海战略态势布下了关键的一子！“西沙之战”的政治、军事经验对今天面对更加严峻挑战的中国和中国军队无疑都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弹丸之战 深远影响

浩瀚南海中的西沙群岛只是弹丸之地，但就是31年前在这弹丸之地的激烈战斗，却产生了许多巨大而深远的后期效应。

从国际战略南海态势看：

西沙之战我方尽管事前对南越开战的决心估计有所不足，导致初期派出的兵力薄弱，但参战的海军官兵英勇战斗，战术运用十分成功，终于取得了胜利。考虑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这样的战果在世界海军战史上也是罕见的。而西沙之战的真正意义，在于消灭了自1956年起就盘踞在那里的南越军队，将越南势力彻底赶了出去。应该指出的是，西沙之战结束一年之后的1975年，南越西贡当局即告覆灭。西沙之战中我方如果失利，或者如果我方没有完全收复西沙，这些岛屿势必落入越南北方政府之手，这样，我国南海的战略格局将非常被动，而且处理起来也将十分困难。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海洋事务和中国海军史的权威，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海军研究中心的战略研究员布鲁斯?斯旺森（Bruce Swancon）所著“龙的第八航行”一文中曾经写道：“中国于1971年至1972年就开始开发近海石油。他们对海洋石油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向国外购置大量的石油钻井平台。中国人的这些活动很快就取得了成效，他们在渤海湾和海南岛附近的南中国海发现海底石油资源。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其石油资源及其对国家的重要性曾进行过公开的讨论。讨论的结果认为，中国不是一个贫油国，中国打算今后重点开采海底石油（除了石油之外，中国还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沿海地区发现了中国最大的钛矿藏）。”面对21世纪国际间剧烈竞争，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持续发展，须臾离不开海洋资源的保卫和开发。西沙之战的深远意义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日益凸显。

从国防军工看：

西沙之战暴露了我空军、海军力量的薄弱，激发了我军工战线的科技人员的斗志。我国军工历来是“需求牵引”，实战的压力必然产生武器装备的研制动力。随着我国走出“文革内乱”阴影，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在国民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也有了新的腾飞。

西沙之战我海军装备有诸多捉襟见肘之处。比如我导弹艇航程太短，补给船只无法跟进，再加上导弹护卫舰、驱逐舰调动缓慢，迟迟无法赶赴战区，结果导致海战爆发时我军作4艘战舰艇总吨位（1760吨）尚不及南越4号舰一艘（1770吨）。

原来我国自行研制的053K对空型导弹火炮护卫舰首舰，总体建造工作完成，于1973年下水，但舰载武器配套滞后，防空导弹和双管100毫米主炮等武器系统迟迟未能研制出来，始终无法形成战斗力。我舰船工业当年为赶造新舰，竟然要拆一些原苏联老舰的高平两用100、130炮做新舰的主炮；部分护卫舰缺乏舰炮，不得已拿陆军双连57毫米高射炮、空军单管37毫米高射炮装舰使用；少量装备的雷达也是二战时期的产品。请看，哪是怎样的一种窘境啊！

西沙海战中我军猎潜艇装备的就是由前苏联陆军反坦克炮改进的85毫米炮。这种炮不仅需人工装填，最高射速只有每分钟12发，而且整个火炮非常笨重，缺乏海战持续射击所需的冷却装置，射击性能不佳。西沙海战激烈时，就出现炮膛高温导致火炮卡壳，我们的战士不得不带手套将药筒拉出！

在这种舰不如人的困难局面中，因西沙之战面对猖狂的南越海军大舰刺激，我们的舰船工业开始了一轮大规模造舰高潮。

1974年5月，西沙硝烟刚散，我国造舰工厂紧张开工。海军向当时的六机部提出将053K改为053H的对海型护卫舰立即上马。1975年2月“江湖”级首舰开工，当年开工3艘，完工2艘，交付1艘，至1980年12月，仅仅六年时间就交付海军14艘053H江湖级导弹护卫舰，我海军护卫舰的面貌为之一新。

通过这场战争，我军缺乏空中火力支援的弱点也显而易见。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南越，而是更强的国家，那么就很可能因此而陷于极大被动。当时海军航空兵装备的歼6、歼7基本没有对海攻击能力，轰5过于老旧不堪重任。即使是轰6，也缺乏精确的海上攻击能力。正是在“西沙之战”后1975年的军备发展会议上，军方强烈要求三机部，研制一种大航程、大载弹、高速的中程反舰轰炸机以满足未来的作战需求。同时空军也迫切希望拥有兼有战斗机和轰炸机性能的新型飞机。国防科工委根据海空军的要求，确定关于新型歼击轰炸机的战术技术要求，据此提出三机部用一个机型，装备不同种类武器和机载设备，分别满足海空军的需求。嗣后，歼轰7等新机随后立项、开始研制。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具有强大打击力的“飞豹”终于翱翔海空。

从海军建设看：

这次战斗，由于是我海军的首次对外海战，其中暴露很多问题。从小的方面看，当时派遣陆军收复西沙三岛时，由于缺乏乘船训练，战士们普遍晕船，严重影响了战斗。在这个教训的刺激下，才会有海军陆战队的建设。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海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海军的战略。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的海军始终是作为陆军的辅助力量，只是一支“黄水”或者是“绿水”海军。当年海军最重要的舰艇，几乎都部署在从未作战过的北海舰队，而最为广阔的南海，仅靠一些轻型舰艇、甚至武装渔轮来守卫，不能不说其中有着严重的缺失。因此西沙战事一起，南海舰队只能仓促迎敌，若非我海军战士英勇，后果将难以估量。也正是由于这场海战，使我国我军高层更深切认识到了中国在这广袤的“蓝水”南海里，有着不容侵犯的主权和利益；通过西沙之战，建立了我海军远离大陆作战的信心，逐步开始调整部署。据当时参加海战的人员回忆，作战以后，榆林基地马上得到了两艘护卫舰的增援。可以说，从那时起，那湛蓝的南海更清晰地映入我国海军战略发展的视野。可以说，西沙海战正是我国海军迈向“蓝海”的第一步。

西沙之战和随后80年代出现的南海主权纠纷，都要求海军加强两栖投送能力，我军原有的两栖登陆艇/舰都太小，难以承担远程力量投送任务。因此，我海军开始将两栖舰艇的建造重点转向适应远洋作战的大中型两栖登陆舰。新的大型登陆舰的设计建造任务于1975年由海军提出。1979年第一艘072型(玉康级)两栖登陆舰建成，可运载250名陆战队员和2辆主战坦克。1992年第一艘072II改出现，由上海的中华造船厂生产，下水头6艘均配属给南海舰队。

南海舰队正式命名于1955年，初期只有一些小型炮艇和登陆艇，还有些渔船改装的小型武装巡逻艇。西沙之战后，新增添了护卫舰、登陆舰和柴电潜艇；70年代中期我国在广州建设了一个新造船厂，专门为南海舰队建造“旅大”级驱逐舰。

中国海军第一支陆战队于80年代在湛江成立，隶属南海舰队。南海舰队的航空兵也是首先装备歼8B/D战斗机和轰6空中加油机的海航部队。

南海舰队现有舰艇350多艘，其中驱逐舰9艘，护卫舰17艘，核潜艇3艘，常规潜艇21艘。自八十代末以来，南海舰队的大型舰艇的数量增长很快，已成为三大舰队中驱护舰数量最多的舰队。装备了包括歼8IID、歼7、水轰5和轰6油等战机。这两年为军迷津津乐道和国外极为关注的168、169、170、171江南四新舰一股脑全部装备给南海舰队，足见中央军委对其重视。

斗转星移，今日南海已经与西沙之战时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年空军的歼6、歼7“腿短”“鞭长莫及”，今天歼轰7“飞豹”战机已经列装，将打击范围扩展到整个南海海域，并具备了对舰、对地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当年海军的300吨级小艇迎敌，今天则是6000吨级“深圳舰”、7000吨级新型导弹驱逐舰、039“宋”级新型潜艇和大型两栖登陆舰为主力构成的“南海长城”。

历史启迪 昭示未来

弹指挥间，往事如烟，回顾历史，面对未来。在新世纪之初，世界迎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但是国际局势仍然扑朔迷离，今日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通行。中国要抓住21世纪初20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坚持“和平发展”国策，保持我之发展势头，加快建设、加快发展。但同时，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胡锦涛)。

透过西沙之战的历史硝烟，我们是否可以悟出：

1. 未雨绸缪应对危机。“树欲静而风不止”，各类危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世界上许多事情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既不能以良好的主观愿望代替复杂严酷的现实，也需要避免过度敏感以臆造的外部威胁自我干扰。在纷繁复杂的局势面前决不意气用事，实事求是，冷静应对，不卑不亢，进退有度。

2. 应急作战有备无患。我们不是好战分子，但我们不能不尽可能做好“应急作战”的各种准备。客观分析，我之战略态势已经大幅改善，时间在我们一边，通过埋头苦干、扎实发展，“不战而胜”能够成为可能，但现实基点必须放在“应急作战”上，我军必须保持“枕戈待旦”的精神。

3. 全局在胸大处落子。世界是个矛盾综合体，“此起彼伏”。当年伟人的战略运筹，已经实践了“化险为夷”的大棋局转换，为中国赢得了四分之一世纪多的和平建设时间。三十年间，大国关系有了新的变化，“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当年“北紧南缓”演进为“东急西稳”。目前，日本右翼东海挑衅、台独丑类伺机而动、霸权势力遏制施压......等等危机阴影挥之不去。危机是“危险”也是“机遇”，端看如何应对处理，分析把握危机可能的发展趋势及适合历史特定情境中的恰当应对，这些都考验着今天的“世纪棋局对弈者”，能否弈出新的“高屋建瓴”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