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刘少奇最后一次见毛主席都说了些什么

2017-09-13 10:31:35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参与评论()人

刘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是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1962年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在这次会见和谈话中,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几本书,后来刘少奇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其子女对此有一些回忆。如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在《卫士长的回忆》中说:“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他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回来后他告诉秘书给他找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写的,一本是费尔巴哈写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当时主席还让少奇同志‘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来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以上的回忆,对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的书有所不同,除了是两本还是三本,两本中一说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的《机械人》,一是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

  黄峥编撰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书引用了刘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的回忆,是事后从王光美处获知“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但“有三本还没找到”,“我接过来(书单)一看,一本叫《机械唯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找到一本《淮南子》。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从此,少奇同志埋头读书,他想从书中吸收更多的知识。”这个回忆是对此事最为详尽的一个回忆,刘少奇当时显然对王光美有一个关于他和毛泽东会面和谈话的复述,至于毛泽东向他推荐的书,这里不仅是三本,而且是更多的“几本书”,不过,三本书中,黄峥书中所记的海格尔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而且看来当时这三本书中外国的两本也并没有找到,至于找不到的原因,王光美说刘少奇以为可能是自己听错了(不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湖南人,他们大概平常不会听错话)。刘少奇的卫士贾兰勋在回忆中也认可是三本书,他也是事后的翌日从刘少奇的机要秘书李智敏那里得知此事的。王光美叫李智敏找出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看的那几本书,“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结果在刘少奇的书房没有找到,又想去北京图书馆寻找,因形势发生变化,没有来得及。

  以上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中关于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几本书的大致经过,问题是循此线索去查找那几本书,如《机械唯物主义》和《机器人》,笔者从国家图书馆(原为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各大型图书馆均遍寻不得,因此,也就无从理解毛泽东那时何以向刘少奇推荐阅读这几本书的初衷了。
                                     


  二、关于向刘少奇推荐的这三本书

  上述回忆录中所记的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一称海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是不是两本根本没有的书呢?笔者查询了毛泽东生前藏书的若干书目,如《毛泽东读书集成》、《毛泽东藏书》,也均未收入两书。

  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即前文所说的“海格尔”)是动物学家也是哲学家。作为哲学家,海克尔是主张“一元论”的,即主张世界一切事物皆是由某种一元物进化发展的结果,这在哲学史上是属于“自发唯物主义”的。海克尔著有《普遍形态学》、《自然创造史》、《人类起源》、《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等,至于那本《机械唯物主义》,笔者以为极有可能是《宇宙之谜》的别称或节选,证据是“文革”期间上海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成员之一的袁志英发表的《关于达尔文主义者海克尔在中国的影响》一文(《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14日)。

  “文革”时期上海出版有《摘译》等“内部发行”的刊物,不时刊登有国外的翻译文章,《宇宙之谜》一书就是那时由这个“大批判组”翻译的。袁志英回忆说:海克尔是达尔文主义者和进化论者,也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物主义代表和无神论者,“恩格斯曾以认可赞扬的口气多次提到他和他的《宇宙之谜》;列宁对他和《宇宙之谜》评价更高”,而且海克尔和他的《宇宙之谜》也曾引起鲁迅的注意(1907年,鲁迅发表了论述海克尔一元论生物发生规律的专论《人之历史》,其副标题即为《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这里的“黑格尔”即海克尔)。显然,热爱读书的青年毛泽东对海克尔不会陌生。至于“文革”中重新翻译和出版此书,想必也与毛泽东有关。袁志英说:“按照德国著名政论家、苏联和中国问题专家克劳斯·梅奈特的说法,毛泽东发动‘文革’,和他接受了《宇宙之谜》中的某些思想有关。”

  《宇宙之谜》是在1972年重新翻译的,1974年译成出版,当时发行了47万册。此前在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时,它大概是以节译本的《机械唯物主义》出现的。据袁志英回忆:“1975年11月30日,德国《世界报》刊载了克劳斯·梅奈特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情况。作为施密特的顾问,梅氏参加了毛泽东会见施密特的全过程。梅氏写道:‘毛在开始谈话时提到四个德国人的名字,说他世界观的形成主要归功于这四个德国人。听起来似乎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可为何两次提到黑格尔呢?’当译员将第四人译成黑格尔时,毛主席颤巍巍摆了摆手,纠正道:‘是海克尔。’梅奈特这才恍然大悟:‘是海克尔,确切地说是恩斯特·海克尔。’年轻的译员对海克尔没有任何概念,而梅氏七岁时就阅读了《宇宙之谜》。梅氏的记述也为施密特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所证实,施密特说他和毛泽东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梅奈特此后不停地思索:‘海克尔怎么会给这位深居紫禁城的伟大老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他最后认定,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马、恩也坚持一元论哲学,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海氏走得更远,海克尔认为,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梅氏发现,‘随着年事渐高,毛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也越来越把目标称之为状态。’‘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诸如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毛泽东反对革命胜利后就不再有冲突的观点,相反,他认为要进行多次新的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是必要的,梅奈特把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海克尔的反对任何‘终极目标’联系了起来,他认为,毛从这部‘粗糙的唯物论著作’得出重大结论。梅奈特还猜想说:‘众所周知,毛在一战结束前后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图书管理员,那时这里是最重要的现代化图书馆之一。毛自小嗜书如命,他在那里必定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了有关西方知识的书籍和资料,也必定精心阅读了《宇宙之谜》的中译本,以致他60年后还记得作者的名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推断。”


  从以上的交代,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机械唯物主义》,应该就是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的《宇宙之谜》(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出有新版,为“世纪文库”丛书之一),至于毛泽东当时为何要推荐给刘少奇读这本书,他认为“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诸如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他是要让对“文革”表示困惑和不解的刘少奇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是“运动”、“变化”、“革命”,以及“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对此,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伟人早已有了思想上的分歧。

  再就是狄德罗的《机械人》。狄德罗(1713——1784)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他还曾主编过著名的《百科全书》,那是一部旨在“改变一般人的思维方式”和“引发人类心灵的革命”的宏著。狄德罗的著作,今有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狄德罗哲学选集》以及其《哲学原理》等,至于《机械人》,似为其中的单篇文章的另名,或出于其“哲学思想录”、“对自然的解释”、“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等。狄德罗在哲学上是把世界设想为一个大系统,认为其中存在的只有时间、空间和物质,而运动是物质的一种属性,由于物质不断运动,永远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所以新鲜的事物层出不穷;所有的事物都相互联系,事物可以相互转化,转化又涉及到事物质的变化。显然,这与上述海克尔《宇宙之谜》中的“粗糙的唯物论”思想有相类之处。

  以上两本毛泽东推荐的书,都有一个十分突出和明显的词——“机械”,所谓唯物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被称为是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亦即“机械唯物主义”,其基本特征是: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不过,海克尔也好,狄德罗也好,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他们都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

  至于三本书中的最后一本书——《淮南子》,这是一本著名的古籍了,至于毛泽东当年为何把它推荐给刘少奇阅读?或是随口言及,抑或大有深意?不得而知。《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所编写,内容则十分庞杂,即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汇贯通而成,据称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刘安后因“大逆不道,谋反”而自杀。

  (散木,作者为浙江大学政教系教授)

1962年前无分歧

王光美说,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工作中,少奇同志与毛主席难免有些不同看法,但都属于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



毛主席与刘少奇接见外宾

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以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作《政治报告》。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毛主席与刘少奇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在1962年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四清”运动起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毛主席与刘少奇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毛主席与刘少奇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毛主席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后来还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尽管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林彪等人推波助澜

“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派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

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



毛主席与刘少奇

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



毛主席与刘少奇

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然而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责任编辑:卢其龙 CU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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